日本明治时代杨守敬作为清朝驻日公使何如璋的随员,从明治十三年(1881年)至十七年在日本逗留了5年。 日下部鸣鹤对于杨守敬带到日本的拓片碑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投其门下,并继承了大量杨守敬珍藏的拓片碑帖。 日下部鸣鹤是滋贺彦根人,本名东作,字子旸,鸣鹤、野鹤都是他的别号。鸣鹤与杨守敬年龄相近,关系也最密切。 明治17年,当杨守敬这个身穿长袍马褂的瘦弱老人离开江户(东京)码头回国时,在送行的人群中,有一位四十多岁的中年弟子挥泪与之告别,此人就是日下部鸣鹤。 在杨守敬离开日本后,他按捺不住对正宗中国书法的仰慕之情,于明治二十四年(1891)三月西渡,先后与吴大澂、杨岘、俞樾、弘一法师交往。
鸣鹤不仅数次来华,还遣弟子河井荃庐(1871-1945)渡海向缶翁问道,并成为西泠印社最早的外籍社员之一。1922年日下部鸣鹤去世,吴昌硕亲书篆文墓碑,遥寄扶桑,以表达对故友的怀念之情。100年后,为了纪念这两位中日艺术大师的交往,在西泠印社观乐楼前专门立了一块“吴昌硕日下部鸣鹤结友百年铭志碑”。
鸣鹤是保守的,深厚的汉文化素养,再加上与中土书法家的亲密接触,鸣鹤自己的作品始终恪守传统,坚决捍卫书道精神,因此,吴昌硕在赠诗中称赞他“右军书法徒争先”,鸣鹤的这种古典情结,由1992年“鸣鹤流” 第四代传人南鹤溪女士代表天溪会在绍兴兰亭为“表对中国文字、文化所赐恩惠之谢意”所立的谢恩碑,也可得到证明。但鸣鹤也是开放的,在鸣鹤的许可下,弟子比田井天来(1872-1939)积极地谋求书道的变革。 款识:上-鸣鹤先生阁下;下-弟守敬顿首。卅一日 说明:本件信札原属日本一老藏家的系列收藏之一,其涉猎多为幕末~明治时期政治和书坛名家手迹,来源实为可靠。单从字迹可辨作者运笔之速度,毫无掩饰做作。从内容上看,其实属一封借据。可能是杨守敬托人带送日下部预“.....今晚有急须伏恳借金数十圆.....惟尊裁如有便即付来人不胜愧恧之极即情.....”。故无实寄封,也合乎情理。 本件最趣特点便是佐证杨守敬与日下部鸣鹤之结交情义。虽未属明年分但也能推算出本信书写时代,定为杨旅日之4年间(1880~18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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