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先生们的课堂民国时期新旧文化共存，各种思潮兴起，那时的孩子进过旧式学堂，读过四书五经，学习过海外文化。他们中走出了一个个极具个性和渊博知识，熠熠生辉的大先生。他们气度与风骨并存，操守与性情俱在。渲染了一个丰富多彩，气节与个性彰显的独特情景。 蔡元培 有一位名叫马兆北的学生，到北大报到时看见公告：凡新生来校报到，一定要交一份由现任的在北京（北平）做官的人的签名盖章的保证书，才能予以注册。他十分气愤，给蔡元培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我不远千里而来，原是为了呼吸民主空气，养成独立自尊的精神。不料还未入学，就强迫我到臭不可闻的官僚面前去磕头求情，未免令我大失所望。我坚决表示，如果一定要交保证书，我就坚决退学。”信发出去以后，马兆北收到了蔡元培校长的亲笔信：“查德国各大学，本无保证书制度，但因本校是教授治校，要改变制度，必须由教授会议讨论通过。在未决定前，如先生认为我个人可以作保的话，就请到校长办公室找徐宝璜秘书长代为签字盖章。”
李叔同 李叔同任职浙江省立第一师范时，有个训育主任对学生态度粗暴，学生们普遍反感。有一次丰子恺因与他发生争执，最后两人动起手来，主任很是不满。他要求校方召开紧急会议处理丰子恺。在沉寂中李叔同发言了：“学生打先生，是学生不好，但先生也有责任——没教育好。考虑到丰子恺平日遵守校纪无大错，如开除似太重。而且丰是个人才，将来必大有前途，如开除则毁了他的前途，对国家是一损失。我意此番记一大过，我带他一道向主任赔礼道歉，不知大家是否同意？”此时会场上一片同意声。 蒋梦麟 蒋梦麟说：“我在大学中搞了几十年，经过许多风潮，发现了一个规律：一个大学中有三派势力，一派是校长，一派是教授，一派是学生，在这三派势力中，如果有两派联合起来反对第三派，第三派必然要失败。” 蒋梦麟一贯不主张学生参加政治运动，认为这是“中国的成年人和老人不肯出来负责任的必然结果”，而“未成年的一代人应该有安心求学的权利”。在蒋梦麟担任校长的7年里，北大只发生过一次值得记载的学生运动。 1938年，北大、清华、南开三校迁入昆明，正式改名为西南联大。凡是遇到与清华争利益时，蒋梦麟总是选择退让。钱穆回忆：一日，蒋梦麟从昆明去蒙自，北大师生集会欢迎。多位教授在聚会上抱怨联大的种种不公平，如文学院院长常由清华冯友兰连任而不轮及北大。钱穆发言表示，日后胜利复原，各校仍是独立的，今日危难时期不要相争。蒋梦麟听后立即说：“今夕钱先生一番话已成定论，可弗在此题上争议，当另商他事。”各教授都无言。 梅贻琦 1933年1月6日，清华学生自治会向梅贻琦提出缓考，理由是“平津动摇、人心骚动，日方态度未明，时局瞬息万变，同学爱国有心，避危乏术，忧心忡忡，不可终日”。梅贻琦见此断然拒绝，同时学校发出《告同学书》：“当我们民族生命在呼吸之顷，我们如果不能多做事，至少不要少做事。假如你们真去拼命，我们极端赞成你们不读书。假如你们担任了后方的切实工作，我们绝不反对你们告假。且平心静气地、忠实地想一想：有，不必说；没有，你们就该做你们每天做的事，绝对不应该少做、不做。” 林语堂 林语堂在东吴大学教英文，从来不用考试。而是以相面衡量学生成绩。每当学期即将结束，别的系都忙着考试，他则端坐在讲台上，拿着学生名册，一一点名。点到的，要依次站起来，他只要稍稍看看，就给出一个合适的分数 有时，他也会请学生到台前来，那是因为他可能有些拿不准。他便随机用英文问答上几句。分数便也就出来了。据学生回忆：“林教授（相面）打下的分数，其公正程度，远远超过一般以笔试命题计分的方法。” 林语堂说：“假使我只站在大学讲台演讲，一班五十几个学生，多半见面不知名，小部分连面都不认得，到了学期终，叫我出十个考题考他们，而凭这十个考题，就定他们及格不及格，打死我也不干。”凭着超强的记忆力，全班学生，几节课下来，他就能随手指点学生有针对性地回答问题。在他心中，学生学习的好差，已经了然了。相面只是个形式，关键是平时的积累。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