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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阮元《京邸小园杂诗》
阮元《京邸小园杂诗》
《京邸小园杂诗》卷有句云：好花宜趁晓来看，起向花前拥盥盆。霞色忽惊随水动，露华犹觉著衣寒。扶枝邀蝶真成画，嚼蕊听蜂每忘餐。记否空林春未到，回风飞雪扑阑干……写的是初夏小园的景色。作者通过描写具体的景物，创造出一种闲适安逸，乐于自在的意境，从中表达和寄托了阮元即将淡出仕途后的生活情趣和理想。
《京邸西城上冈小园杂诗》原文： （一） 清明才过见新荑，谷雨催花已放齐。一样风光判桃柳，十分春色占棠梨。 登台众绿浮身起，绕径繁红炫眼迷。半向不知花影换，月轮东上日沉西。 （二） 好花宜趁晓来看，起向花前拥盥盘。霞色忽惊随水动，露华犹觉著衣寒。 折枝邀蝶真成画，嚼蕊听蜂每忘餐。记否空林春未到，回风飞雪扑阑干。 （三） 才是春明三月中，纷纷已飏落花风。恰当半谢新生绿，翻似初开少放红。 一例分笺酬令节，几番秉烛入芳丛。与人究竟曾何补，惭愧家庭乐自同。 （四） 古藤几架紫垂墙，小刺荼蘼盖曲廊。上番笋抽新竹密，午时阴幕老槐凉。 黄扉退直鸣珂静，青简修书刻箭长。忽有微风生夏气，疏帘初试枣花香。 （五） 终日辚辚九陌车，久晴容易起风沙。洗春一夜廉纤雨，破夏千枝芍药花。 研北铜瓶开茧栗，墙东玉轴展鸦叉。此间门巷清如水，绿树阴中是我家。 （六） 小园休赋庾兰成，但向幽轩较雨晴。入户风圆飞絮转，铺池水定落花平。 偶思昼寝安闲榻，更为斋居结小棚。多少案头书史在，商量可似古人情。 题《蝶梦园图》用董思翁韵 城西花事小园多，几度看花几度歌。花为我开留我住，人随春去奈春何？ 思翁梦好遗书扇，仙蝶图成染袖罗。他日谁家还种竹，坐舆可许子猷过。 阮元（1764-1849），字伯元，号芸台，又号雷塘庵主，晚号怡性老人，扬州仪征人，生于高宗乾隆二十九年甲申（1764年），卒于宣宗道光二十九年己酉（1849年），享寿86岁。
阮元少年即笃志坟典，廿五岁（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成进士，入翰林院任庶吉士，1790年授翰林院编修。一年后因学识渊博，受高宗赏识升任少詹事，入值南书房，1793年至179 5年，提督山东学政，曾数游济南名泉，留下不少赞泉诗，写有《小沧浪笔谈》，杂记济南掌故风物等；广交山东及寓鲁金石学家，遍访山东金石文物，在毕沅主持下，撰成《山左金石志》24卷，对山东乾嘉之际金石学的兴盛贡献颇巨。后历任浙江学政，仁宗嘉庆三年（1798）返京，任户部左侍郎，会试同考官，未几又赴浙江任巡抚，抚浙约十年。在任期间，除吏治军政之外，又纠合浙江文人，编书撰述不辍。嘉庆六年（1801）在杭州建立「诂经精舍」，聘王昶授词章，孙星衍授经义，作育英才。以嘉庆十年丧父，服除，任职兵部，又先后出为湖南、浙江巡抚。此后，又曾先后任江西巡抚、两广总督。在粤期间，建议禁鸦片，对英商采用较严厉的政策。嘉庆廿五年（1820）在粤创立「学海堂书院」。道光六年，迁云贵总督，旋又晋升体仁阁大学士，在道光十八年（1838）致仕，返扬州定居，先后加太子太保、太傅。 1849年 (道光二十九年) 去世，谥“文达”。
他毕生仕宦特达，但撰述编纂工作未尝稍辍。他学问渊博，在经学、方志、金石学及诗词方面都有很高造诣，尤以音韵训诂之学为长。著书180余种，编著有《皇清经解》《 经室集》等。值乾嘉文化鼎盛之时，阮元标领文坛数十年，海内尊之为学界泰斗。早岁编集金石书画目录，为《石渠随笔》、《山左金石志》、《两浙金石志》。任浙江学政时邀臧庸兄弟、何元锡、陈鳣等学者编《经籍纂诂》一百一十六卷，于嘉庆五年（1800）刊行，翌年刊刻清初以降浙江诗人作品为《两浙輶轩录》四十卷。又翌年立诂经精舍，刊《诂经精舍文集》十四卷。丧父守制期间，刊《十三经校勘记》，又蒐罗《四库全书》未收书，编为《四库未收书目提要》目录进呈御览。数年后，撰成《畴人传》五十九卷，为中国历代天文历算家之专门史。道光二十一年（1816）刊刻宋本《十三经注疏》；创立学海堂期间，刊《学海堂丛刻》。阮氏亦重视修志，所修志书著名者有《浙江通志》、《广东通志》、《云南通志》、《扬州图经》等。其中《扬州图经》以图为经，可称创例。阮元的文集，为《揅经室集》五十七卷所作《南北书派论》、《北碑南帖论》等均是书学史上的重要著述。 阮元以学问家客串书法家的姿态，完成了中国书法史上的一个大转折： ①澄清了传统的两大内涵：一是二王为首的帖学体系，一是汉魏碑版、石刻的北碑体系。且明确指出，学习北碑一系才是学习真正的古法。脱却古法，一片俗媚。 ②将汉晋墓志、山野碑崖提高到书法的层面，并加以赞尚，使向为文人不齿的民间书法并入书法传统，为后人的取法找到了一个新的亮点，这将兆示着一种新的伟大书法实践运动——也即他所预示的北碑必兴：“所望颖敏之士，振拔流俗，究心北派，守欧、褚之旧规，寻魏、齐之坠业，庶几汉、魏古法不为俗书所掩，不亦袆欤!” ③指明了帖碑之长短，辨别碑帖之渊流，为其后的书法发展明确了方向—— “短笺长卷，意态挥洒，则帖擅其长。界格方严、法书深刻，则碑据其胜。”“书法迁变，流派混淆，非溯其源,曷返于古?” 延伸阅读 阮元和《京邸小园杂诗》册页 没有人否认阮元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位置。这不仅因为阮元的政治地位和对清世所作的贡献；也不仅因为阮元是乾嘉学术的旗帜和对后学的提携培养；还在于他的《南北书派论》和《北碑南帖论》等书论著述及其书法艺术成就。 阮元生逢汉学日盛的乾嘉时期，汉学作为对宋明学术的反拨，有其自身的学术特点：比如，汉学家推崇汉代学术，不仅在于汉人严谨的治学精神，还因为“圣贤之道存于经，经非诂不明。”而“汉人之诂，去圣贤为尤近。”再如，鉴于后期理学的空疏之病，汉学以历史学或者传统语言文字学为工具，侧重于通过字义的训诂、名物制度的考据和事物发展源流的考辨，将义理的探求回溯到传统的儒家经典和历史的本初面目上；又如，汉学还将古代金石资料作为考订经史、阐发义例的重要资料来源和可信依据，以达到寻根求源、探真求实的目的。尤其自戴震之后，阮元等人试图以古《礼》治“礼”，制定一系列切实可行的行为法则，试图缓解“天理”和“人欲”分裂而造成的紧张，更具有积极的现实探索意义。 必须还必须注意到阮元的政治身分。他追捕海盗，歼灭夷艇，查办亏空，缉拿走私，镇压反叛，兴修水利，大办学堂，清剿鸦片，几乎清代的各个政治领域都留下了阮元的身影。同时，由于阮元位高爵重，重视文教，出于礼仪用途和政治功用的书碑、撰碑、题匾不可胜数，因而，阮元书学的某些论述便不仅出于学术的考订和艺术的喜好的考虑，而是切身体验到书法的礼仪用途和政治功用，感受到书法在维护道德统序方面的作用。 正因为此，在阮元的书学体系中，篆隶等正体文字具有最高典范意义。他在《南北书派论》中开头就说：“书法迁变，流派混淆，非溯其源，曷返于古？盖由隶字变为正书、行书，其转移皆在汉末、魏晋之间。”将汉代隶书作为探索书法迁变的源头，对于汉代以后的书法，即使同属碑刻的北朝碑志，也不可避免的存在某种缺憾，从而将汉代隶书凸现出来。在阮元看来，“篆隶遗法”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它是“纪帝王功德，或为卿士铭德位，以佐史学”的最佳字体，而汉隶之所以成为“篆隶遗法”的代表，是因为“前后汉隶碑盛兴，书家辈出。东汉山川庙墓无不刊石勒铭，最有矩法，”所以，“非隶书不足以被丰碑而凿真石也，” 为此，他以是否保留隶书遗意为标准，他将汉代以后直至隋唐的书法分为南、北两个书派，南派“江左风流，疏放妍妙，”“减笔至不可识，”只适用于尺牍等日常书写用途。与“礼”的用途相适应，他提出庄重、质朴、遒劲、力度、界格方严和端书正画的标准。尤其需要注意的是，所谓“界格方严”，是指字与字之间大小匀称、排列整齐，而“端书正画”则是指单字体势的端正和笔画排布的整齐。唐代欧阳询、褚遂良、李邕以及北宋蔡襄、元赵孟頫、明董其昌主要师法二王，但他们的楷书符合上述特征，适宜碑版书写，被划为“沿于隶”的北派。因而，阮元所谓较多保持汉隶风格的“北派”并不仅指碑版，而是指适合碑版书写的正体文字。尽管北朝碑版较多保留了汉隶遗法，但其中一部分因“遭时离乱”而“体格猥拙”，与“礼”的要求不相合，同时，从立碑的原初意图来看，必须到文字传递语言信息的功能，“破体太多”、“六书混淆，向壁虚造”不能起到传递信息的作用，都不是阮元所肯定的。在批判了《阁帖》的失真之后，他认为，大量具有隶书遗意的碑榜任其薶蚀，相对保持了原初的状态。在这一假定前提下，他发现当时搜集到的晋永和、泰元砖字和隋代铁镬字等都是以隶书或带有隶书遗意的正体字体书写，从而得出隶书是汉魏至隋唐通行字体的结论。作为一种传统的艺术，书法包涵了很多非艺术的因素，凸显书法的艺术因素还是非艺术因素、凸显其中那些艺术因素或非艺术因素，都会导致不同的审美取向。在阮元的书学体系中，诸多对礼仪和功用等非艺术因素进行强调的书学审美标准，导致了阮元较为保守的审美观念。在这一观念的指导下，尽管阮元书学中取法的重心发生了转移，更加重视以汉隶为中心的正体文字书写；但就取法的外延来说，并没有发生根本的转移。 1809年，阮元因袒护刘凤诰案而遭到免浙江巡抚职。1810年，阮元奉旨补授翰林院侍讲，又兼国史馆总辑。1811年，阮元迁居西城阜城门内上冈不久即作书论名篇《南北书派论》。上冈小宅屋后有小园，因董其昌有“名园春好，梦蝶看花”的句子，小园名之为“蝶梦园”。期间，阮元生活闲适，写出不少优美的诗篇，《京邸小园杂诗》、《题<蝶梦园图>用董思翁韵》即是其中代表作。笔者所介绍的这幅作为书法作品的《京邸小园杂诗》册页书于1813年，创作时间与《南北书派论》写成时间极近，是考察其书法创作如何贯彻其书学思想的重要佐证。该作品共十一页，正文由《京邸小园杂诗》六首和《题<蝶梦园图>用董思翁韵》组成： 京邸西城上冈小园杂诗： （一） 清明才过见新荑，谷雨催花已放齐。一样风光判桃柳，十分春色占棠梨。 登台众绿浮身起，绕径繁红炫眼迷。半向不知花影换，月轮东上日沉西。 （二） 好花宜趁晓来看，起向花前拥盥盘。霞色忽惊随水动，露华犹觉著衣寒。 折枝邀蝶真成画，嚼蕊听蜂每忘餐。记否空林春未到，回风飞雪扑阑干。 （三） 才是春明三月中，纷纷已飏落花风。恰当半谢新生绿，翻似初开少放红。 一例分笺酬令节，几番秉烛入芳丛。与人究竟曾何补，惭愧家庭乐自同。 （四） 古藤几架紫垂墙，小刺荼蘼盖曲廊。上番笋抽新竹密，午时阴幕老槐凉。 黄扉退直鸣珂静，青简修书刻箭长。忽有微风生夏气，疏帘初试枣花香。 （五） 终日辚辚九陌车，久晴容易起风沙。洗春一夜廉纤雨，破夏千枝芍药花。 研北铜瓶开茧栗，墙东玉轴展鸦叉。此间门巷清如水，绿树阴中是我家。 （六） 小园休赋庾兰成，但向幽轩较雨晴。入户风圆飞絮转，铺池水定落花平。 偶思昼寝安闲榻，更为斋居结小棚。多少案头书史在，商量可似古人情。 题《蝶梦园图》用董思翁韵 城西花事小园多，几度看花几度歌。花为我开留我住，人随春去奈春何？ 思翁梦好遗书扇，仙蝶图成染袖罗。他日谁家还种竹，坐舆可许子猷过。 题款曰： 辛未、壬申间，余在京师赁屋于西城阜城门内之上冈，屋后小园最为幽胜，旧藏董思翁自书扇诗，有“名园春好，梦蝶看花”之句，雅与园合，常悬轩壁。辛未秋，太常仙蝶来小园，继而复见于瓜尔佳氏园中，客有呼之入箧奉归余园者，启之则空箧也。壬申春，蝶复见于余园，画者见之，祝曰：“苟近我，我当图之。”蝶藏其袖，审视良久，得其形色，乃从客鼓翅而去。园故无名也，至是始以思翁诗及蝶意名之曰“蝶梦园”。壬申秋，出都。癸酉春，作园图，回忆芳丛，真如梦矣。 衡斋六兄世长属书，阮元。 查诸史籍，“衡斋”或乃清代汪莱（1768－1813）。汪莱，字孝婴，号衡斋，歙县瞻淇人。对数学、天文、经学、训诂，音韵、乐律都有很深的造诣，尤以数学为最。主要著作有《衡斋算学》、《馨氏倨句解》、《参两算经》、《校正九章算术及戴氏订讹》、《四边形算法》、《十三经注疏正误》、《禹贡图考》、《说文声类》、《乐津逢源》、《衡斋诗集》等。1807年以后，汪莱入国史馆修纂天文志，与阮元曾有短暂共事。且汪莱、阮元均与凌廷堪、焦循、李锐等友善。 在中国传统的书法史上，人们很早就对字体与用途关系进行了有意义的探索，不同的字体针对不同的用途有不同的分工。阮元《京邸小园杂诗》册页不论所书的内容，还是创作的目的，都与政治功用和社会礼仪意义上的“铭石书”毫无联系。但透过该帖的书法风格分析，我们看到由于阮元对正体文字书写的强调而形成的书写习惯侵入日常草稿书写的迹象。比如，在书法取法上，可以观察到阮元学习唐代欧阳询、颜真卿等人楷书并将楷书笔法用之行书书写的痕迹，与阮元早年所书草稿的赵、董行草清隽、流美之风有明显的不同。因而，尽管属于行书作品，但作者用笔踏实凝重，一丝不苟，很少出现行草书中应有的牵丝连带，甚至有的表现“情性”游丝在书写过程中由于按笔较重而变成体现“形质”的笔画状。取势属于“平画宽结”类型，宽绰敞豁，雍容大度。章法上字字独立，字迹之间排列整齐，绝少连带。确实符合正体书写中庄重、质朴、遒劲、力度，界格方严、法书深刻和端书正画的标准，这大概也属于阮元《南北书派论》中所说“沿于隶”的北派的审美范畴吧？！阮元此后直至晚年的作品一直沿袭并越加体现这种审美意趣。但很显然，这不是对传统“二王”审美标准的否定，而是在清代乾嘉学术背景下，由于阮元自身的学术和政治经历而形成的艺术审美习惯对“二王”一系“铭石”楷书的强调。 该册页旧归戚叔玉氏宝藏，蒙其同意上海书画出版社出版，使笔者得观，又感于阮元之功，因而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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