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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从越后妻有大地艺术节开始，越来越多的艺术乡村实践活动在全球范围内展开，中国也不例外。当城市化进程带来的问题越来越凸显的时候，艺术家和知识分子们达成某种共识在于“城市的问题来自乡村”，于是他们中越来越多的人选择从光鲜亮丽的城市艺术中心走出来，或者抱着以艺术影响乡村的志愿，或者带着去国还乡的梦想，他们走进乡村，开始了乡村里的艺术实践。
艺术与乡村，一个是手段，一个是平台，当二者相遇时，会发生神奇的反应。根据主体的不同，艺术与乡村有两种互相渗透的方向：艺术乡村化和乡村艺术化。它们虽然是硬币的两面，却有着不同的内涵和动力。 所谓艺术乡村化，指越来越多的艺术家将目光投向了乡村，不仅在乡村里居住、创作，更把他们的艺术作品与乡村环境和乡村生活紧密结合。艺术乡村化的本质，是艺术家为自己的艺术创作寻找特定主题、特定场所、特定手段的一种主动性的群体行为。当一群或大量艺术家集聚在乡村时，就成为了一种文化现象，制造出更大的影响力。
李牧 仇庄项目 而乡村艺术化则是指，乡村因为发展的需要，主动吸引艺术家前来或自发进行乡村的美化和改造。虽然这一举措目前在国内还并不多见，但是在乡村基础较好、艺术普及性强的国外和台湾地区，使用艺术的手段提升乡村的魅力和产业的价值，已经成为非常普遍的现象。乡村艺术化的主体是乡村，是在乡村发展的需要下，乡村以艺术为手段吸引城市人群的主动行为。从根本上说，是“一村一品”运动的延续。Akiko Utsumi：《For Lots of Lost Windows》根据艺术家或艺术作品与乡村或村民之间关系的紧密程度，“艺术乡村建设”可以分为三种模式。第一种可称为“暂居型”，以在乡村办艺术展为代表，是艺术在乡村的短时间呈现，对乡村的改变也有限；第二种可称为“居留型”，即在乡村开办相对永久性的美术馆、画廊等，使艺术植根于乡村，持续地对乡村产生影响；第三种可称为“共振型”，即不仅是外来的艺术家，本地居民也逐渐参与到艺术创作中来，主动改变乡村的风貌，形成产业链条的提升。第三种模式，是较为理想的一种“艺术乡村改造”的模式，能够从根本上形成乡村的“磁极”。
在乡村办艺术展是艺术乡村化的一种最简单直接的方式。在艺术界有一种模式是邀请一批艺术家云集乡村，在特定的时间地点、以特定的主题进行开放性设计作品展。前文说过，集群效应是新时期艺术产业一大特点，由于这一行业的特殊性，艺术家需要一个非常强大的平台来整合推广，并形成集群的优势，扩大影响力。在乡村办艺术展，既是艺术的集群效应的体现，也是对生态、环保、大地艺术等先锋话题的关注。 属于“暂居型”的典型案例是日本越后妻有大地艺术三年展。越后妻有，地区面积约760平方公里，距离东京约2小时的火车车程，人口密度仅为东京的六分之一，共约7.5万人。其中65岁以上的人口占30%，老龄化问题严重。著名艺术策展人北川弗兰看中了这里的区位条件（东京周边）及优美的乡村环境，开始与当地政府合作，策划并参与越后妻有地区艺术计划。他决定每三年举办一届“越后妻有大地艺术三年展”。展览是以大地文化为命题作文的户外艺术作品展，企图通过艺术媒介引起人们对于“人与人、人与大地的关系”的反思。在北川先生的号召下，越来越多的国际知名艺术家加入到了三年展中。中国艺术家蔡国强、管怀宾也曾参加此展览。三年展为越后妻有带来了十分宝贵的艺术财富，而且有效地改善了乡村风貌、乡村环境，提高了乡村的文化力。越后妻有地区的荒地、空屋、农田、河流、废弃学校甚至是本地村民等等，都可以成为艺术家展示创作的材料。与此同时，大地艺术节为越后妻有带来了极高附加值的经济效益，仅2009年来到越后妻有参观的旅游人数就达到37万。在国内，与越后妻有艺术三年展类似的案例还有很多，其中包括卢杰和邱志杰策划的乡村项目“长征计划：行走中的视觉艺术”，顾名思义，在这个项目之中，他们要求国内外艺术家、策展人一同行走在1934-1935年红军撤退所经过的20多个地方，并在每个地方通过展览、自发性时间、论坛进行对话。还有纪录片导演吴文光策划的持续至今的项目“村民影像计划”，把摄影机交给农民，教授给他们基本的摄像知识，请他们用自己的眼睛记录和观察他们周围的农村生活。但同时，这种“暂居型”的“艺术下乡”也有着先天的弊端。对于乡村来说，它所带来的繁华是一时的、间断性的。据了解，越后妻有地区除了三年展展会期间，平时仍然少有人来。也就是说，集中的艺术展只是乡村的“强心剂”，药劲儿过了，机体又回复到原来的状态，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因此，这种模式对于资源较优越、区位条件较好的乡村来说，是乡村风貌的有力提升，更是极佳的宣传手段，但并不能改变乡村原本的发展机制。
“居留型”，意味着艺术家、艺术作品、艺术展长期地、群体性地固着在乡村，持续吸引参观者和游客、持续改变着乡村的生活。 我国某些地区也已经出现了“居留型艺术下乡”的尝试。在安徽碧山村，出现了艺术家主导的、对当地乡村进行艺术改造的“碧山计划”。艺术家将当地民宅改造为“猪栏酒吧”，以此为根据地，设计当地的路灯、改造当地的小学、组织集市活动……艺术家们还将这些思想和实践汇聚成书，在艺术界、学术界取得了较大的影响，当地也因此变得不再是一个普通寻常的乡村。同样在山西“许村”，以渠岩为首的艺术家长期深入乡村，不仅负责创作，同时还直接或间接地推动了一批对乡村产生影响和改变的项目。“居留型”的模式已经比“暂居型”在改变乡村方面有了长足的进步，乡村的功能得到补充、艺术磁极持久地发挥效用、废弃的民宅被应用、居民对乡村改造产生了主动性、居民经济收入得到提高。但是在乡村经济的根本构成——农业和农民方面，仍然没有太大的触动。艺术不单是乡村的一个植入磁极，还应该与乡村发展共振。共振模式的根本是立足于乡村发展的现实需求，比如产业升级、环境风貌改造、旅游营销等等，实现农民、农业和农村的整体艺术化。 世界各地有很多乡村，在艺术家的带动下，当地村民自发进行村貌环境的改造。经村民之手创作的充满乡土特色的艺术作品给乡村带来了浓墨重彩，成为农民自发进行艺术乡村建设的精彩案例。
这种模式在台湾得到了普遍的实践。如今在台湾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彩绘村。很多本地居民自发地对乡村进行艺术改造。这些艺术改造最常见的形式是涂鸦——把乡村的墙面、地面全部涂上色彩鲜艳的图画，如彩虹、卡通肖像、吉祥年画、甚至放大的艺术字体等等。虽然画作本身没有章法，作品相对比较质朴，但也深受人们的喜爱。很多原本普通的乡村，在这种低成本、高成效的艺术加工之下，变成了如童话世界般的绚丽村庄，吸引了大量游客前来拍照、猎奇。在这个模式里，农民成为了艺术家，村庄成为了画布，乡村成为了富有魅力的旅游景点。乡村的另一个构成要素：农业，也可以插上艺术的翅膀。借助艺术包装，很多农产品如大米、水果、食品等，摇身一变成为都市时尚人群热捧的纪念商品，甚至是非常高端的商务礼品。农业的价值在艺术的包装下，从“微笑曲线”的底端跃升到顶端，产业升级得以实现。台湾的大米品牌“掌生谷粒”就是这样的经典案例。大米，这样一种每日出现在我们生活中，如空气般寻常可见的廉价粮食，经过精致的包装，伴随着意味深长的煽情文案，成为台湾一种特色礼品。它的包装袋，从最初淳朴环保风格的牛皮纸包装，到后来民俗风格的农家花布米袋，再到航空信封图案的包装，焕发着新的生机，也带给人不同的感受。而更为关键的是，大米这种粮食作物，变成了情感的象征：母子情、夫妻情、兄弟情、团队情……粮食变成礼品，功能变了，内涵丰富了，随之产生了巨大的商品溢价。由此可见，艺术与农民、农业、农村共振起来的模式，是推动乡村发展较为理想的模式之一。结语：传统观念认为，艺术具有强烈的城市属性，它更贴近于城市人群，而当前如火如荼开展的艺术乡村建设则是将原本风马牛不相及的“艺术”与“乡村”相结合，让艺术在乡村公共文化空间营造、乡村公共文化服务和乡村产业提升等层面发挥作用，这本身即是一种难得的社会创新。当艺术这种表现手段与乡村这个表现载体相结合时，一定会在极大程度上改变乡村的旧貌，更可贵的是，将吸引更多的都市人、青年人、时髦人、新鲜人、外国人……涌进乡村，给乡村带来新的机会和无限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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