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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丹、王珲 刘丹 清华大学心理发展指导中心副主任，北京大学心理学系临床心理学博士毕业。德中心理治疗研究院副主席。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家庭治疗学组副主席。 MISS十： 最近的热点，都是由接二连三桩的死亡事件构成的。我们还来不及反应魏则西、陈仲伟带来的冲击，雷鸣事件又发生在眼前。 关于雷鸣嫖娼的说法被警方大鸣大放地公布出来，关于他的死因却终始没有答案。我们不关心一个正常的年轻人以什么方式去寻找性安慰、找到生理需求的释放，我们关心为什么一个自由的人身竟会在北京、自家附近遭受公权力拘捕时意外身亡。 5月10号晚上9: 14，雷鸣离开足疗店被便衣跟踪抓捕，9: 45他跳车逃离又被抓捕，随即身体出现异常、非正常死亡。在这激烈抗争的30分钟里，雷某一定经历了人生最恐怖的时刻。 遭遇这样随意被拘捕的恐怖，让很多人都感到，今夜我们都是雷鸣。 随着他们生命的消失，停留在我们感受里的，却是关于安全、信任的丧失。一种幻相被撕去的恐惧。我们构想了一个自以安全、被尊重的环境。但就是普通如魏则西、陈仲伟、雷鸣，都在陡然间遭遇一个个的暗黑陷阱，让人不得不开始看到另外一些景象，不得不对这些未曾被注视的暗黑处质询与追问，不追问，我们并不真得知道我们所需要的“更好的生活”是什么样的。 今天是5月12日。8年前的今日，汶川大地震，我们在一瞬间丧失了数十万的同胞。但也是那次地震，民间的救援、公益捐助包括创伤心理学的发展，都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与推动。 每一个系统中的意外与丧失，都会让我们拥有了一种新的可能性与眼光，去看到那些我们从未曾看到的事情。 今天奉上的一篇文章，来自幸福研习社刘丹老师讲解的《必要的丧失》一书。认识丧失，会让我们从痛苦中生发出更多追求真相的力量。 王珲： 去年，刘丹受我邀请，列出对她具有重要影响的书单之一，其中一本就是《必要的丧失》。而这本书已经在刘丹心中留存了20多年。 刘丹： 是的，如果你让我讲一本对我影响很大的书，这本书就会第一时间跳出来。确实像你说的，这本书跟着我穿越了20多年的时光。在80年代的时候，这本书能脱颖而出，是这个题目在那个年代很突出，一下就吸引了我。那时候，好像大家都很喜欢看着一些新的观点、新的观念、新的理论、新的生物出现，它却好像向相反的方向，去看那些丧失。 我觉得它带给我的冲击、震动，也许真的是一生都不会忘记。因为心理学讲很多人的基本的心理过程，但很少有人这么专注地谈丧失。 有的时候，人们谈死亡就已经很有挑战了，可是你会觉得它离你很远，好像死亡是个可怕的事，但是它不常出现在你的身边。 当朱迪写这本书的时候，她会写到其实你生活中每天都会面临到跟死亡有相似的特质的现象，无处不在。所以，这个词也许更让我觉得被触到了，被关怀到了，被引领了，就是它在我的身边，可是我居然看不到、理解不了，熟视无睹。 一旦用这个角度来看，它就有无处不在的感觉，所以我觉得自己从理性层面是被深深地触动到了，从感性层面就好像被唤醒了，好像有一种温暖的接纳，就是你的生命被它看到，可是那个态度又不是悲戚。因为，当我们谈死亡的时候，总是有一些悲伤，甚至愤怒、不接受。可是谈丧失的时候，却可以是轻柔的、平和的、思索着去谈。 王珲： 就这本书的书名，叫《必要的丧失》，您可不可以先跟我们说一说，丧失到底是什么？为什么又要在丧失前面加“必要”这两个字？ 刘丹： 这是一个好的问题，它推动我去更细的想。这就好像是一列火车，每到一站都会有人上来，也会有人下去，生命的过程其实跟这列火车很像，你去到一个地方，中途会有很多新的东西、新的人上来，还有一些东西就不见了、消失了。会有一些遗憾和惆怅。 也许新的东西不断出来，你不会太关注下去的东西，但是那个下去的东西对你有什么意义？所以，它让我从一个不同的角度看待生命，看待我自己，看待也许我从前特别不能够面对的东西。 我特别清楚的记得，1989年7月，我毕了业，很多同学离开，洒泪在火车站站台上。我那时候就想，又不是生离死别，为什么这样？现在回过头来想，我是拒绝面对这种分离的痛苦，我试图用这个方式来否认我已经离开了我的大学，离开了美丽的校园，离开我有感情的这些朋友。 我不承认这些东西对我有影响，好像用了宣战的态度。但它有没有影响呢？它一定有影响。当我看到朱迪思这本书的时候，我才知道人生其实有另外一种态度，你可以直面它，就像鲁迅先生说，可以直面惨淡的人生，可是你并不一定知道怎么样去直面它，你甚至连它的名字都不知道。 所以，我觉得朱迪思写《必要的丧失》，让我第一次用一个丧失的眼光看这样的人生的部分，它令我不愉快，令我否认，令我就想战斗，可是我也可以平心静气地去看它，尤其是作为一个学心理学的人，用一种审视的眼光去看它。当我不再以一个战斗的亢奋的姿态去面对它的时候，我发现我可以看得更清楚，我发现我可以增长一些智慧。 王珲： 您说会看得更清楚，可以给我们举一个例子吗？就让我们怎么去理解？ 刘丹： 比如，生孩子对于女性来讲，实际上那一刻很痛苦，不仅是生理上痛苦，心理上也会有一个痛苦。 原来你跟胎儿在一起，根本不需要额外地做一些什么事情，就可以自然地去照顾他了。当他从你的身体里分开的时候，很重要的一部分离开了你的身体，你也许会有很多的担忧——我会不会照顾得更好等等。而对于孩子来讲，这是世界上最温暖、最舒适，甚至可能是最浪漫的一个环境，在子宫里，四周都是水围绕着，能够减少各种各样的冲击，温度也是恒定的，不需要特别做什么，就有了足够的营养，慢慢地长大。但这一切很快就结束了。当你饿的时候，没人知道你饿，你需要通过哭泣来表达，于是这就有一个时间点了，就是跟母亲分离，跟那么舒适的一个环境告别。所以对于人生来讲，你是开启了一个新的篇章，好像是诞生了，但是是通过放弃才有了新的开始。所以那一刻，几乎所有的孩子都是哭的，因为不舒服。 王珲： 对，但是启程就得告别。 刘丹： 所以想想看，是不是必要的丧失呢？就是没有这个离开母体，就没办法有人生，每个人的起点都从那里开始。 王珲： 是的，我记得女儿跟我说，妈妈，我不希望长大，因为我不希望你变老。然后我就说，你看一下四季那个循环的变化，没有叶子落下，就没有第二年的春天的美好，可能这就是我们只能去接受或臣服的事实。 刘丹： 对，你刚刚说的这两个词，接受和臣服非常正确。想想接受起来其实挺困难的。所以，朱迪思在开篇就写我们离开母体的这种丧失。当然，一生当中不断地会有丧失，你长大之后离开家去上学，离开父母的经济支持、独立，甚至你到了中年以后，要离开你最亲爱的父母，送走他们，这是你一生成长必经的很多很多事。每一件事也许我们都不欢迎，但最终我们之所以成为我们，也许就是由这些丧失和所得的共同组合成的。 王珲： 所以这个作者有一句话说得好精彩啊，她说，“人的发展之路是由放弃铺筑而成的”。刘丹老师，这本书一共分了四个部分，您现在回想，当时对你冲击最大的是哪个部分？ 刘丹： 我觉得就是回到对人生命之初的理解。因为我学心理学，常常对我们看得见的那些体验去进行处理和加工，但对于你生命过去的东西，也许常常低估了它的影响。 我们看不见早年的那个影响，但是它在你的每一个细胞里都存在。 你要学会走路，你要爬出去的每一步，都等于在离开母亲的道路上迈出一步。所以那个时候你当然是被外界新奇的事物所吸引，可是你会发现，孩子会坐下来回头看母亲、看不到的时候的那种惶恐，很多孩子立刻终止了他的探索，一定要回来找到母亲才行，确认她在，再出去。所以，没有这个丧失，跟母亲的距离的分开，我们不会成长，可是在最初的时候，我们在离开她的时候，要确认她还在。 王珲： 您一路都是读心理学，北师大，然后上北大，后来又到清华来工作，遇见的好书无数，为什么偏偏是这本好书却让您会有这么强烈的触动在里面呢？或者您甚至认为它对我们每个人来说都应该是生命里最重要的课题，是应该被知道的课题？ 刘丹： 这是个好问题。当我接触到它的时候，我20多岁，还在读研究生的阶段，那个时候对我来讲，也许已经打开了人生未来的旅程，跟纯粹的读大学的学生不一样。可是那个方向它对我也许有一种威胁。当我更深入的学心理学之后，我就觉得也许我真的回不去了（回老家），那里边有对一生的跟父母的空间上分离的很大的焦虑。我想这本书它让我合理化，减轻了一些焦虑。我会想，为了满足父母更大的心愿，离开他们也是一个可行的道路。 我自己有一个创伤，我很小的时候，因为文革跟父母分离过好几次，去到农村，我也写过文章纪念那段日子，所以也许面临着更长久的分离，对我是一个伤痛的经验的唤醒。所以我需要让自己坚信我离开，离父母很远是有意义的，是有价值的，是必要的。我想这个书也许有了这个作用。 王珲： 有这个功能了？ 刘丹： 有这个功能。因为当你开始工作的时候，父母开始衰老，也许他们更需要你，可是你却自恋地，为了自己的兴趣，为了自己的未来去选择了条道路。虽然我不能够清晰地意识到那种内疚，但我猜我有。 所以面临着内心的拷问，就是我应该走那么远吗？我尽到一个做孩子的责任了吗？这些都是很难用语言表达的，甚至在过去也没有机会像你这样跟我一起交流。可是在我最近这些年跟大学生一起工作的时候，有的学生会很明白无误地跟我讲。 他们很容易讲出他们的这种焦虑。比如说有一个女孩子就在咨询里哭着说，我很想出国留学，可是我的父母怎么办呢？他们只有我一个孩子，他们如果生病了，我回得来吗？他们好的地方就是他们可以言语化，可以讲得很清楚，看得到那种挣扎。像我们那个时候，也许整个中国对于人的心理的关注都很少，连这种概念都很少。 王珲： 都确认不出来。 刘丹： 对，有一种痛苦叫做无法命名的痛苦。所以也许朱迪思这本书让我有机会好像给自己的某些隐痛做一个命名，然后也因此可以开始去着手做一点处理。
王珲： 这是很好的安慰。 刘丹： 也许心理学现在在中国很流行，很多人追捧，甚至有些人走到这个行业里，我觉得都有这样一个心理上的原因，就是你有很多没有办法解决的东西，你甚至不知道它是什么。心理学有时候可以给你一些概念，给它命名，然后大家可以一起坐在那儿讨论，也许这本身就是一个治愈的过程。所以我觉得你刚刚这个很好的问题，让我重新来审视这本书对我的人生的影响，也许不止是因为我学心理学才喜欢它。 王珲： 后来您进入到家庭系统治疗这个领域了。不知道以家庭系统的目光，又会跟这本书之间建立一种什么样的连接？因为这本书其实是一个非常精神分析的视角，我不知道您怎样进行了整合。 刘丹： 我参加中德班家庭系统治疗的训练，它有一个理念就是：家庭也好，个人也好，其实都是一个系统，系统有不同的方面。最少有两面，看起来有积极的一面，也一定会有消极的一面，系统有不同的人，就像我们看电影，有正派，有反派，才会有精彩的情节一样。所以，《必要的丧失》这本书在我20年的成长、受教育的过程里边——你也知道那个时候的年代，更多的是一种眼光，看一个方面，对事情的表述是一致的，更和谐的。但实际上也是容易偏颇的。也因此，当我在学家庭系统式治疗的时候，有很多的挑战，我才知道我对系统有些东西是视而不见的。 比如说在我自己的家庭里，就常常喜欢讲有什么收获、有什么成绩，就很不容易讲哪里不舒服、社会上有什么丑恶现象。它就是一个单维的交流。所以一旦有不同的声音出来，就会有粉饰太平、否认差异，会把很多事情疏漏掉。这本书就会让你无法回避。朱迪思是一个学了很多年精神分析的专业工作者，她的眼光是精神分析的眼光，她看到历史，也看到人成长背后的那种不断丧失的那一部分的痛苦。 一个来访者说自己失眠、很痛苦，想要去除掉这个失眠的症状。我的老师有时候会问，一方面我感到你痛苦，另一方面我也想问你，这个失眠有没有给你带来什么好处？简直是颠覆三观。实际上，当你真正地去想的时候会发现，它的确有好处。当你说我昨天没休息好的时候，也许你的领导就说，那你稍微少干一点，一个想本来求你帮忙的朋友可能说，那算了，我先去找别人，它的确是有好处的。 鲁迅说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但中国这样的人很少，就是那个在庆祝孩子出生的时候说他早晚会死掉的这样的人很少。但是作为系统，这部分是必然存在的，你怎么处理它是一回事，你看不看得到它又是一回事。 这本书拓展了我去看问题的眼光，从传统的追求和谐的、积极向上的、乐观的，到客观的、接纳的。 王珲： 包括去正视那些负面的，我们不太容易，也不太愿意去看那些负面的、丑陋的、不好的。 刘丹： 对，我爸爸是一个一生受了很多苦的人，但是他很少抱怨，很少讲那些东西。也许这是一代人甚至几代人的方式。但我们现在不一样了，我们没有那么糟糕的生活了，我们可以坐下来看到生活更全面的东西。 王珲： 我觉得您说了一句特别有意思的话，你说是因为我们没有那么糟糕的生活了，所以有能力可以去看那些不好的东西了。否则在此之前，我们就需要靠那些好的、高大上的东西去鼓励自己，去面对特别粗砺的生活。 刘丹： 你这样说，我觉得我能更多一点理解我爸爸，为什么那么积极、乐观。也许在他的那些岁月里，他不那么坚持积极地看待这些东西，他活不到今天，没有办法等到幸福生活来临的时刻。在越是艰苦的岁月里，你越渴望看到美好的东西，而且你只要眼光一犹疑，就会失去很多信息，就会像卖火柴的小女孩，她只有那么一点光，她盯着它看，才能获得一点温暖。但我们也很幸运，走到了一个生活相对富足，没有那么多的灾难，气氛也没有那么压抑的一个环境里。所以可以慢慢地让自己看更多、看更全，我觉得看到更多、更全的时候会放松一些，会更理性一些，也更真实一些。 有时候当一个人特别积极的时候，我真的就会有一个问号说，这是真的吗？我觉得一定有另一面。 王珲： 也许是幼稚的。 刘丹： 对。真实的一面里面，就像太极图里边两种颜色都有，而且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只是一片白或者只是一片黑，是幼稚的。 朱迪思这本书既写了丧失带给人的痛苦，但另一方面她又告诉你，这是成长的必经之路。也就是说好像每一个从列车上下去的那个人，都对列车走到的终点提供了帮助和贡献，这个心态也许是更真实的，或者更自然的。 放弃的目的其实是为了更好的成就。所以，这本书又在谈另一部分，就是丧失或者放弃铺就的那条道路，是通向一个有独立价值的自我的部分。 很多年轻人在咨询里常常就会说，我不知道我会成为什么样的人，我也不知道我现在这个样子是怎么来的……但实际上这些都是在成就自我的那条道路上必经的一个过程，你并不知道最终你会成为什么样的人。很有意思的是，《红楼梦》里边已经写好了每个人的命运最后怎么样，但是没有人相信，不到最后那一刻你也不会相信，所以一切都是在过程里慢慢地去体验，每一次的丧失和你怎么样去面对它，最后就成为了你今天的样子。 ● 关于婚姻中的丧失部分的精彩讨论，请到幸福研习社收听音频。 更多关于“幸福研习社”的详情 请点击“自助者天助｜幸福研习社正式开社” 点击公号下方菜单栏幸福社-我的-注册/第三方授权登陆-开通会员 如需授权转载请向公众号发送“转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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