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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药在全世界愈来愈受到重视，但是这一切，都与中国无关。我国的贡献，仅在于为日韩等国的汉方药提供原材料。 1949年，大局已定，苏共代表米高扬来到西柏坡。滹沱河畔，没有什么山珍海味，品尝着汾酒和红烧鱼，堪称美食家的米高扬赞不绝口。
毛泽东笑道：“我相信，一个中药，一个中国菜，这将是中国对世界的两大贡献。”这番评价，他在1953年杭州刘庄宾馆小憩时，又再次重提。 他不会想到，作为中草药的发源地，今天中国大陆拿到的份额，只是世界草药销量的2%，日本则以90%的市场份额牢牢占据第一把交椅。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则占5%-7%。曾获得日本医师会授予“最高功勋奖”的日本医学权威大冢敬节，1980年去世前，曾叮嘱弟子：“现在我们向中国学习中医，10年后让中国向我们学习。”不幸言中。 在日本，超市药店中卖得最火的，莫过于汉方药，甚至中国游客来此都会大买特买，带回去分赠亲友。
一杯喝下去，不一会儿就舒服多了。现在已经好几年过去，没有再复发过。”一位在日本常年出差的中国工程师告诉笔者。
汉方药是在公元513年经朝鲜引入日本的，受宠1000多年。明治维新之后，汉方医学遭到抛弃，又在几年前再度重兴。“中医学概论”2006年成为日本医生临床考试内容之—，2008年又被纳入日本医生资格考试。
生产汉方药的龙头企业集中在津村等少数企业手里，他们特意在深圳开办一家涉足中药饮片的药业公司，高薪聘请从中国药企退休的老药工担当技术指导，涉及人参、桂皮、柴胡等500余种中药材原料、中药饮片。
美国方面也不乏“卧底”。一位药界人士告诉记者，几年前美国人曾以旅行团的方式到山西运城来治疗结核病，当地有一位老中医有独门绝技。他曾公开打擂台：“你们哪家医院说治不好，最后发了病危通知的，都可以送到我这里。我保证一个月好转，三个月出院。”而美国病人来此，正是为了拿到他那张治疗结核病的方子。2008年，美国有关部门又拨款500万元给北京协和医院，委托该院帮其了解我国中药材资源和开发利用情况。著名中医学家邓铁涛老先生，则收了一位美国徒弟。
如今中国六七十岁的老中医，到美国去就有可能享受“敞开绿卡”的特殊优待。而一位中医学教授，在国内开不了药店，更开不起医院——他是老师，没有办法考执业医师，没有处方权。开医院则必须有100平方米的地方，配上检验员、药师，以及5名以上的医生。 中医沦落到这个地步，究竟是什么原因呢？从直接原因看，因为中医里的良医少，庸医多。一剂中药几十味，像霰弹枪打麻雀，瞄得不准，总有一味对症的。一些病人也相信中医，特别是在中小城市和乡镇农村，由于中医医疗费用低，受大城市的西医至上论的污染少，找中医看病，但是常常找的是庸医。虽然一时治不死病，但也治不好病。一来二去，病人失去了对中医的信心，还是找西医开刀动手术，搞“暴力革命”。 然而，庸医为什么会这么多呢？这又与中医的西医化培养有关系。 现在的中国，医学院的学生都把分子生物学当作未来医学的至高点，甚至一部分中医学院的学生也如此，这是非常值得担心的。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很可能离单细胞生命越近，而离人体越远。 更让人担忧的是，西医把自己宣布为唯一的科学，扼杀其他各种整体论、运动论的人体哲学指导下的传统医学，特别是扼杀中医。如果在西医治疗下病人死了，这是病人该死；如果在中医治疗下病人死了，这是医疗事故。 求医问药的人们经常感叹，找到合格的好中药难，找到一位好中医，就更难了。医之用药如用兵，须有良医辨证施治、对症下药、才能精确打击。
但中国还有多少中医专家呢？
“过去能被国家外派给其他国家领导人治疗疾病的‘名师’已基本上没有了，只有高徒这一称谓，其中中医有145人，计划让他们再带上一批具有一定中医水平的中年中医，总数达到500人。”骆诗文谈道。
凡是师傅带徒弟的，基本上是学徒出身，没有这种学历，一律不能考执业医师，也就无法行医。仅有一条狭窄之门，允许七八十岁的带五六十岁的，五六十岁的带四五十岁的。如此以来，只有提高，没有继承。 “我在中医药局好几年，问老中医：‘你带了几个徒弟？’他说：’上面给安排的，又不是我自己带徒弟。如果是我自己带徒弟，肯定会像亲生儿子一样教他。现在我都七八十岁了，徒弟五六十岁，他都形成自己观点了，能跟我学什么？什么也学不了！‘中医这不是等死吗？前年我写了调查文章，有领导批示我反映的问题很好，要允许中医带徒弟，可惜下到执行层面就不了了之。” 吕柄奎被誉为中医泰斗，他的儿子吕嘉戈告诉记者：“从中医人数上的变化，就能说明问题。西医人数，从1950年到2004年，增长了70多倍，达157万人。而中医从1950年的27万-30万人，达到2004年的27万人，实现了零增长！况且这27万人和55年前的那27万人，医疗水平无法相比。” 自从清末太医院被废止，中医药就开始走上了不被重视之路，经过“现代化”的洗礼，如今更是日渐风雨飘摇......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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