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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考古学”又被称为“进程考古学”，意思是其主要宗旨是研究社会演变的动力、原因、过程，将社会发展规律的探究看作是考古学最高的目标。进而达到对整个社会科学做出合理的解释。它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使用社会科学或生物学里边的某种一般性法则，然后由这条法则引出来若干实验原则，再到实际考古资料中去寻求这些资料的实证或者反证，最后用这一手段来证明或者反证最初突出的法则。例如，人类究竟是何时进化？是如何进化的？是什么因素导致农业发展从而是人类开始定居生活？社会的不平等和复杂性是怎样产生的？文明起源的动力何在？等等。 基于上述的问题，新考古学家首先要求解释过去事情发生的原因，而不是简单的证明这些事情曾经发生过。他们都受过人类学专业的训练，养成了把古代人类放在其社群里进行研究的习惯，并使用逻辑、演绎、进化体系等方法从事研究工作。 新考古学的兴起，很大程度上是人们意识到仅仅采集材料是不够的，因为考古材料本身的具体性无法告诉我们有关过去的事实，考古学必须摆脱那种经验的直观分析和常识性的推断来研究考古材料。 泰勒曾批评以基德为代表的美国传统考古学派的专稿年代学与器物类型学，而不注重对人类行为的研究，主张用人类学与历史学的方法和理论研究考古材料。为此，他还发明了“连缀式的研究方式”这一名词，即要研究古代人类的行为，试图将文化各方面的遗物连接缀合起来，重建文化的有机整体。1962年，宾福德发表了著名的论文《考古学及人类学》，更加明确地向传统考古学的方法和目的提出质疑。他认为把文化变迁比喻为“水”，即“文化流”的看法无助于了解人类社会的动态变化，简单的将文化看作是一种具备共同价值的集合体来调节社会内部的行为，而不是把文化视为人类适应自然和社会环境的一种手段，是不明智的。 前述泰勒提倡的“连缀式的研究方式”，即把器物用人类学的蓝图组合起来，以便对古代社会做复原工作。他的观点引起了考古学方法和技术中一些关键性的革新：其一就是聚落形态考古学的蓬勃发展。20世纪40年代之前，考古学家主要集中在范围比较大的地区，如墨西哥玛雅人遗址奇琴伊察、印度文明的发祥地莫亨以及古埃及、巴比伦、希腊的文明古迹等，取得了一系列辉煌的成就。与关注著名的遗址估计不同的是，新考古学家则把注意力转向知名度较小、保存稍差的地区，还将这些地区的整个群体按照作用的不同加以分类，如分为公墓、金字塔、田野、城堡、住房、陶窑、堆积处等，进而查明在某一特定时期，这些地区相互间及其与自然环境间的关系。聚落形态考古学的内容包括文化生态学、系统理论和空间分析三部分，他注重聚落的整体研究，并通过对居民社会的研究去看文化的变迁，因此，传统考古学以及器物为基本单位的研究方式便转向以遗址为基本单位，成为美国及世界考古学方法的一次重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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