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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的面子 聂作平 甲申年春，李自成在西安称王，尔后，大军势如破竹，直逼京师。非常令人不解的是，崇祯在李自成包围京师之前，差不多等于放弃了有效抵抗，仅仅依靠几支士气不振的残兵败将和宫里临时拼凑的一群太监坐守孤城。 ――这样的部队能抵挡得住在血雨腥风中冲锋陷阵多年的农民军吗？崇祯不会不明白这么浅显的道理。可他仍然义无返顾地选择了与他的首都共存亡，在京城陷落的前夜绝望自杀。崇祯走出如此臭棋，在于他是一个要面子的皇帝。死要面子活遭罪，这句鄙乡骂人的俗语，用在崇祯身上，再恰当不过。 崇祯最好的选择无疑是南迁。明末农民军活动的主要省份包括陕西、山西、河南、湖北、安徽和四川等北方及中西部地区，至于长江以南的浙江、福建、江苏一带则基本未受大的冲击。此外，南京还有一套自永乐时代便保留下来的政府机构，其目的就是为了一旦京师有变，南京可以迅速成为备份。崇祯有过南迁的设想没有呢？有的。他的设想为什么没变成现实呢？那是他担心自己的面子受损。 甲申年正月初三，当人心动荡的北京城还沉浸在节日营造的欢快假象中时，左中允（左中允为管理东宫事务的詹事府属官，正六品，相当于今天的副厅级干部）李明睿被崇祯召到德政殿议事。崇祯问李明睿有没有行之有效的紧急措施以应变，李明睿要求崇祯屏去左右，低声提出了放弃京师迁都南京的策略。 崇祯不是没考虑过南迁。得解释一句，所谓南迁，当然也就是事实上的弃城逃跑，但官方的体面说法是南狩，也就是皇帝到南方去打猎。从书面上看，和逃跑没有半点关联。不过，尽管有官方的体面说法，但崇祯知道再怎么说南迁都不是一件体面的、圣君可以干的事情。他是一个虚荣自负的君主，怎么肯如此狼狈地南迁呢？ 南迁――逃跑也好，到南方打猎也罢，于他而言，都等于承认他继位十几年来的励精图治完全是瞎扯淡。但心灵深处，他也明白只有南迁这条路才能苟延大明残喘。听罢李明睿的意见，崇祯故作姿态地说：“这件事太重大了，还是不要轻易提。” 李明睿继续劝说了一番，崇祯这才说出心里话：“我是想这样做，只是无人赞襄，所以推迟到现在。你的意见与朕一样，但外边诸臣不从，怎么办？”接着又说，“这件事情非常重大，你一定要保密，万万不能泄漏出去了，否则我就要重重地办你。” 当天中午，崇祯第二次召见李明睿，似乎想继续研究迁都之策，但李明睿可能以为圣意已决，就没再提此事，崇祯当然不肯先提这没面子的事，也闭口不谈。到了晚上，崇祯终于忍不住，第三次召见李明睿，仔细询问南迁的具体操作细节，李明睿一一作了解答。 李明睿还劝崇祯把内帑拿出来作兵饷，并警告说：“若中途不足，区处甚难”，吝啬的崇祯想把这笔费用算到国家财政头上，李明睿明确表示国家财政拿不出钱，“皇上为宗庙社稷计，决而行之。”崇祯终于完全同意，两人一直谈到二更方散。 然而问题出来了：既然崇祯已经有预谋地和李明睿安排了南迁，为何迟迟不见行动，直到京师城破呢？ 最根本的纠结在于，好面子的崇祯始终不肯把迁都之事由他本人提出来开会讨论，他希望由大臣们主动建议，然后他出面否定，大臣们再固请，他才“不得已”地迁都。这样，他就有机会不去背负丢掉首都的罪责。 然而，大臣们早就看穿了崇祯的伎俩，如果这时公然提议迁都，日后万一追究放弃首都的职责，既然皇上是反对迁都的，那固请迁都的大臣不是吃不了兜着走吗？在大明江山和自家性命跟前，没人愿意选择空洞的前者。 为了让大臣们固请，自己才不得不迁都的想法付诸行动，崇祯召见了首辅（也就是实际上的首相）陈演，要求这位重臣站出来承担迁都的责任。他告诉陈演：“此事要先生担一担”。可陈演这种官场油子平时忠君报国喊得比山响，真到了要兑现的时候，却比泥鳅还滑。 好几次朝议时，崇祯一再暗示陈演站出来请求迁都，陈演却装聋作哑，绝口不提。崇祯气得大骂：“朕要作，先生偏不要作。”最后，只好把陈演罢官了事――这时候被罢官简直是一桩幸事，京师业已沦为一座风雨飘摇，一夕数惊的危城。 既然由皇帝出面主持大规模的迁都，已由于崇祯的要面子和重臣们的要命根子而流产，崇祯只得做出一副要与江山社稷共存亡，誓死守卫首都的慷慨样。但是，另一个问题又来了：如果崇祯真的决意殉国，他肯定希望在他死后，他的江山和后代还能延续，这样，他就应该让他的三个儿子离开即将成为地狱的京师。 事实上，甲申年二月，左都御史（监察部部长）李邦华已经提出建议：由崇祯坚守京师，太子南行南京应变。然而这却是崇祯最不愿意接受的方案：一旦照此方案执行，太子和一帮大臣可以安全而体面地撤退到南京，他却必须死守京师，最终以身殉国。李邦华竟然明说：“在皇上惟有坚持效死勿去之议”。 看来，李邦华把崇祯碍于面子不肯南迁，误认为皇上是真的要在京师死磕下去。崇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只得对李邦华的建议回应说，“朕经营天下十几年尚不能济事，哥儿们孩子家做得甚事？先生们早讲战守之策，此外不必再言。”于是乎，迁都南京和太子南巡两套方案均无疾而终。除了困守京师，坐以待毙，崇祯无路可走。与此同时，崇祯的死要面子客观上也让他的儿子们为他殉葬。 申申年三月十八日，这时距崇祯自杀已不到二十四小时。这时，崇祯竟意外地又获得了一个死里逃生的机会。可惜的是，这个机会同样被他眼睁睁地扔掉了。其原因，仍然是他无法丢下皇帝的面子。 这天上午，一个叫杜勋的人在城外叫嚷着要守军用绳子把他吊进城里，他有重要事情向崇祯汇报。守城的太监和一些将领都认识杜勋，此人原是宫中总管太监，颇受崇祯重用，此前派往山西监军，后来在大同投降了李自成。 杜勋会有什么重要事情汇报呢？崇祯仿佛看到了一线生机。和崇祯一起接见杜勋的，是内阁大学士(相当于副首相)魏藻德。杜勋没有对他投降李自成的叛逆行径作任何解释或者表示一番礼节上的悔恨，反而“盛言李闯人马强众。” 原来，杜勋是来给李自成当说客的，他向崇祯转达了李自成提出的议和条件：割西北地区给李自成，“分国而王”，并犒赏军费一百万。如是，李自成就带兵退往河南。据说李自成还表示，如果一旦封他为王，他愿意为朝廷扫平其它农民军，甚至帮助抵抗满清。 李自成提出这样的议和条件，有些令人不解。他的数十万久经沙场的大军已经兵临城下，京师的易手和大明的灭亡只是朝夕之间的事，他为什么要提出如此便宜崇祯的议和呢？归根结底，在于李自成从骨子里对即将要推翻的这个已有两百多年历史的王朝心存疑惧――不是疑惧无法推翻，而是对推翻它缺少充分的正义性。潜意识里，他仍把自己当成和政府作对的流寇，如果能通过高层次的招安裂土封王，也算功德圆满。 对李自成提出的分国而王并劳军的议和条件，崇祯怦然心动。然而，崇祯之所以为崇祯，就在于他是一个好面子慕虚荣到了极值的人，他不能容忍一个被他目为反贼的人和他讨价还价，乃至被迫订立城下之盟。然而李自成的主动议和却又是一个不可复制的机会。于是，崇祯把同意议和的球踢给了魏藻德，希望由他来“说服”自己。他对魏说：“此议如何？现在事情已经危在旦夕了，你就说句话定了吧。” 但是，魏藻德这只官场老狐狸却不愿担当与反贼议和的风险――崇祯十数年来对朝廷重臣的翻脸不认人，想必给魏藻德留下了深刻而可怕的印象。他对崇祯急切的问话竟默然不答，只是不断鞠躬。崇祯着急了，从龙椅上站起身，又接连几次征求魏藻德的意见，但魏藻德自始至终像个木头人，一声不吭。崇祯只得无可奈何地告诉杜勋，“我另有旨意，你回去吧。”杜勋刚出门，暴怒而失望的崇祯一把将龙椅推翻在地。 哪怕命悬旦夕之间，崇祯也不肯答应对手提出的相当优惠的议和条件，这并不奇怪，因为在崇祯的人生观里，和反贼议和，或是给予反贼任何方式的同情，都与他高贵的皇室血统和高高在上的君王身份相悖――与此相似的还有多年以来与满清战和不定的首鼠两端。 这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就这样被崇祯轻易扔掉了。他始终不能扔掉的，是自己的面子。为了面子，他只得在三月十八日最后的晚餐后遣散儿子，砍杀女儿，逼死妻妾，并在景山的一棵歪脖子树上吊死。三百多年过去了，这棵吊死过末代皇帝的歪脖子树文革中被砍伐，后来原地另栽了一株替代品，供游人指指点点。而在崇祯留下的遗书中，他继续为自己的误国害已强作粉饰，他坚持认为，自己不是亡国之君，而是大臣们误国。 这个故事说明： 第一，俗话说，“剥树莫剥皮，伤人莫伤面”。在中国，脸面是一种昂贵的易脆品。为了面子，寻常百姓不惜一掷千金或流血五步，而皇帝则不惜与三百年江山一同走进坟墓。所以，在此友情提醒：面子太贵，敬请理性消费。 第二，一个反复无常的上司，要想让手下人在关键时刻给自己背黑锅担风险，比牵着一头骆驼穿过针眼儿还困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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