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古人怎样读书——李怀源中国古代，是一个相对漫长的年代。在这个年代里，以口头语为主要的交流方式。自有了文字，才出现书面语，读书才成为一种可能。据目前的研究，中国有将近4000年的有文字可考的历史，也就是说中国古人读书的历史，最长不过4000年。 在这段历史中，什么人在读书，为什么读书，读什么书，怎样读书，让我们顺着历史的河流，走进古人的读书世界。 一、什么人在读书？ 在中国古代，人应该分为两种：一种是读过书的人；一种是没有读过书的人。在“书”出现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大概是在孔子出生以后，只是“有闲阶级”的奢侈品，一般老百姓是不容易接触的。即使到了离我们最近的清代末年，入学率也很低。 读过书的人，大概又能分为三种：一类是读了一点书，如，读了蒙学的杂字书之类的，然后就去从事相关工作了，与读书渐行渐远渐无书，严格上说，就不能算作读书人了；一类是一直读书，受过比较完整的教育，从蒙学，小学，大学，读书成为谋生的手段；一类是读过很多书，也以读书为人生最大爱好，并且在读书治学方面有所成就，是严格意义上的读书人。 二、为什么读书？ 读书，在中国有着极广泛极重要的意义，读书即学习，读书人即文化人。读书的重要地位应该是从“书藏秘府”“学在官府”开始的。“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是读书意义的高度概括。也是因为“书中自有黄金屋……”，读书是很实惠的，可以解决生活问题。这是用通俗的方式告诉青年子弟，应该怎样改变自己的命运。其实，这种教育一直延续至今，整个社会对高考的迷恋，就是这种读书追求的生动写照。 历代统治者都注重读书，连隋炀帝这样的“昏君”，都亲自组织文人在战乱以后，搜集整理图书。“隋炀帝自为扬州总管，置王府学士百人，尝令修撰书籍。二十年间，没有停顿过。凡经术、文章、兵、农、地理、医、卜、释、道等，都有新书，共成一万七千余卷。对过去的书，删去那些重复猥杂的本子，得三万七千余卷。”这就说明，提倡读书是治国理政不可绕过的国策。 在读书人看来，读书是实现人生价值的必经之路。人生价值一是“修己”，一是“达人”。读书是人区别于动物的主要特征，“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其中的“为”乃“修为”之义，也就是说人如果不修为完善自己，老天都不会容忍。读书可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实现一个人的终极人生价值。在中国，一个不识字的人也会推崇读书，出身“耕读之家”是一件荣耀的事。 三、读什么书？ 没书的那个年代就不说了。自有汉字以来，就算进入了“书”的时代，最早的“书”主要是写的意思，后来，演变成静态的现代的“书籍”之义。 书从材质上说，主要有甲骨，金石，竹木，具体哪个最先写上字，现在也没有确切的考证。真正可以称上书的，有帛书、简书、纸质书。还有其他可以阅读的，如，青铜器，玉器，瓷器，上面也有文字，但是不是书的概念。跟书有关的字有“册”“典”“策”“简”“篇”“符”“籍”“簿”，从这些字看来，通用的书应该是竹简木牍制成的。书写工具主要是刀和笔，字的颜色黑、红两种为多。也就是说，古人读的书在纸张发明以前，跟我们现代读的书是完全不一样的，读书不易，藏书不易，写书也不易。纸张发明以后，虽然体例，文字与现在不同，但是，从书的性质上来说，已经差别不大了。 书的内容也不同。在孔子修订“六经”以前，《尚书》等历史类的书已经开始有了，但是，藏在秘府，只有极少数人可以阅读，所以，探讨那个时代的读书，不符合普遍的规律。探讨大众读书，应该自孔子设立私学开始，这时候，书才慢慢的普及，才有更多的人可以读书。 孔子以后，又大致可以分为两个时期，以汉代独尊儒术为分界线，一是“五经”时代，一是“四书”时代。此前，以学习“六经”“六艺”为主，六经为《诗经》《尚书》《礼记》《易经》《乐经》《春秋》，《乐经》早就不可考了，所以，其实是“五经”，这“五经”是真正意义上的书，而这些是共同的文化遗产，不是独属儒家。汉代以后，把儒家经典奉为教材，就有了《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出现，视为“四书”。到了宋代，朱熹的《四书集注》一出，其后的所有时代以科举取士，把《四书集注》的内容作为标准答案。在很长一段历史时间内，《论语》《孝经》作为必读书，一直延续到癸卯学制颁布，小学方去除“读经”一科。 以上是对读什么书的一个简述，具体到不同的时代，还是有不少差别的。 古代的学制，自汉代以后，大致分为“蒙学”“小学”“大学”，有时“蒙学”“小学”是融为一体的，按照朱熹的论述，小学是8-15岁，大学是15-20岁，20岁以后可以从事社会工作。而蒙学，是8岁前，当然能够接受蒙学教育的是家庭条件比较好的。李白曾“五岁诵《六甲》”，读的就是《六甲》这本启蒙读物。蒙学和小学一般是在“家塾”中进行，而大学是官府之学。 蒙学的书 汉代“能讽书九千字乃得史，”识字是一个人能够当个小官吏的基本条件。其实，在整个中国古代，蒙学都是以识字写字为主。在六艺中有“书”一科。所以，字书，一直是受推崇的，一是因为是阅读的基础，再就是生活的基础，是受众最多的一门学问。 最有名的字书是《尔雅》，是我国最早解释词义的专著，据说是孔子门人所作，后来经过多次改订，但是这书比较难读。所谓难读，是因为隔得年代比较久远，文字不好理解，这个问题在整个历史过程中一直存在，前代的书面语隔上一段时间，后人就不容易懂了，这也是我国历史上出现很多“注”“疏”的原因。 周时以《史籀篇》来教儿童，“《史籀篇》者，周时史官教学童书也。”秦代有李斯作《仓颉篇》、赵高作《爰历篇》、胡毋敬作《博学篇》；汉代有史游作《急就篇》、司马相如作《凡将篇》；南朝出《千字文》；宋代出《三字经》、《百家姓》；清代出《弟子规》等，这些书是流传较广的识字书。多由著名文人编辑的，也有从事教育工作的私塾先生编制的，在识字的同时进行道德教育。 第二重要的书就是诗，中国是提倡“诗教”的国度。《诗经》对小孩子来说，有点难，所以就有了后人不断对诗歌进行选编。在蒙学中流传最广的，就是《神童诗》《千家诗》《唐诗三百首》等。这些书是为了让儿童接受诗歌教育。 再有就是一些日用的书。如，《杂字书》，《六言杂字》《益幼杂字》《群珠杂字》等都属此类。 还有就是道德和行为规范的书。如，《太公家教》《弟子规》。 小学的书 小学的书，是以《论语》《孝经》来贯穿的。宋代以后，有朱熹的《小学》。“五经”、“四书”也是这个阶段的必读书。 大学的书 “经、史、子、集”是中国古籍按内容区分的四大部类。各代的学子已经在读这些书。 除了这些通识读物，在不同的时代都有专科的书，如，兵书、医书、药典等等。东汉有艺术专门学校——鸿都门学，南北朝有文科专门学校——文学、史学、玄学诸馆。唐代的专门教育在中国古代教育史上是发达的。有算学、医学、律学、书学等，以后各代也多有延续。这些学校的学子就要读《九章算术》、《素问》、《黄帝针经》、《唐律》、《说文解字》等。 社会的书 不再上学的人，他们读书是为了修养品性，自由度就比较高了，诗词歌赋、礼乐文章都可以读。在朝与在野，入仕与出世的人，读的书也是不一样的。 术业有专攻的人，读自己需要的书，如，道家的人，要读《道德经》；医生，要读《黄帝内经》；农学的人，要读《齐民要术》，佛家的人，要读《金刚经》…… 值得注意的是，古人读的书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也就说，学校里读的书，既有继承，又有发展，并且有舍弃。历朝历代，都会有学者怀疑前代，如，宋代包括朱熹在内的多名学者，质疑以孔颖达《五经注疏》为主的对经书的注疏之作，于是，对教材进行改订，朱熹出了《四书集注》。到了清代，颜元对程朱的教学内容，提出了中肯的批评，他说：“千余年来，率天下入故纸中，耗尽身心气力，作弱人、病人、无用人者，皆晦安为之也。” 从教材建设的意义上说，宋代是个集大成的时代。出现了几本影响深远的蒙学读物，《三字经》、《百家姓》、《千家诗》，还有朱熹编写的《小学》。自宋以后，各个学段的教科书，基本形成定局。清代也值得关注，先后出现了《古文观止》、《声律启蒙》、《唐诗三百首》、《弟子规》、《笠翁对韵》等读物，对现代还有影响。 古人读书以整本书为主。到了南北朝时期，梁太子萧统主持编写了《昭明文选》开了文选的滥觞。到了唐代就有了“《文选》烂，秀才半”的说法，是文选影响力的具体表现。《文选》的出现是一种历史的必然，随着时代的进步，书籍的数量不断增加，从开始的“五经”到“七经”，“八经”，“九经”，“十经”，以至于后来的“十三经”。一个普通人很难阅读完大量的书籍，因此，由著名学者精心选编，让普通读者能够接触到文化中的精华部分。如果感兴趣，然后再去找专著来读，这是一种很好的导读方法。只是，随着时间的发展，很多人只读文选，不读原著，读文选成为获取功名的一种手段，那就是应用的问题了。 “古人不识今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可以想象，不同时代的人，同在月光下，手里拿着的是怎样的“一本书”。 四、怎样读书？ 每个时代的读书场所是不同的，名称也不同，“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但是概括起来，就是两个场所：家和学校。私人的藏书楼，一般人是不被允许进入的。 读书的精神 “悬梁刺骨”“凿壁偷光”“囊萤映雪”……这些成语背后都站着千万个读书人，集中表现了古人对读书的渴望，也激励了一代代的读书人。这种坚韧的精神，因为不近人情，被后来人所诟病，到现在已经几乎不能激励学子了。其实，这种精神是一种内在的需求而不是做给他人看的。一个读书人应该具备这种精神，作为文化的一部分应该传承。 汉代的人已经开始“皓首穷经”了，可见书之多，读之难，那时的读书是为了记忆，为了用的时候能够“引经据典”，因为书携带不易，翻检不易，读书人成了知识的记忆库。现代社会，有网络这个大数据的记忆仓库，很多人不用再去记忆书中的知识了，应该学会整理和整合书中的信息。现在的读书，是为了促进思考，为了整合思维，为了提升整体素养。书不是读得越多越好，而是在读书的过程中有判断，有思考，有创造。如果说古人读书像“移动硬盘”的话，现在的人读书，就要像“中央处理器”。 读书的方法 古代读书的方法很多，集大成者是朱熹的“朱子读书法”。朱熹提出了“循序渐进，熟读精思，虚心涵泳，切己体察，着紧用力，居敬持志”的读书方法，被后人不断运用。 循序渐进。第一，读书要按一定的次序，不要颠倒。第二，应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和能力安排读书计划并切实遵守它。第三，读书要扎扎实实打好基础，不可囫囵吞枣，急于求成。 熟读精思。熟读的要求是“使其言皆若出于吾之口”。精思的要求是“使其意皆若出于吾之心”。对于精思的方法，朱熹提出了“无疑—有疑—解疑”的过程。 虚心涵泳。所谓“虚心”，是指读书时要虚怀若谷，不要先入为主，牵强附会。所谓“涵泳”，是指读书时要反复咀嚼，细心玩味。 切己体察。强调读书不能仅仅停留在书本上，口头上，而必须见之于实际行动，要身体力行。 着紧用力。其一，必须抓紧实践，发愤忘食，反对悠悠然；其二，必须抖擞精神，反对松松垮垮。 居敬持志。所谓“居敬”，就是读书时态度端正，注意力集中。所谓“持志”，就是要树立远大的志向，并要以顽强的毅力长期坚持。 朱子以个人体悟为出发点，把他的毕生读书经验进行总结。这六种方法，更像读书的原则和规律，其中可以算作具体读书方法的，就是熟读精思和虚心涵泳了。这两种方法，可以让学子了解，怎样去读一本书。具体怎样把心放空，怎样反复咀嚼和玩味，全由心性决定。如果在蒙学和小学阶段就教学生这些方法，是鸡同鸭讲，对一个普通的孩子是起不到具体指导作用的。这也是古代读书不近人情的地方，就是不能从儿童的特点出发，过于强调个人感悟，而忽略具体策略的指导。 从朱子读书法方法，可以获得以下几点启示。 重视自读感悟。“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是贯穿古代整个教育体系的，不管是哪级哪类的学校，都强调读书人个人的作用，教师只起到引导作用，很多时候，都是“先生教出一批超过自己的学生”。读书人的苦读，是为了量的积累，以期达到质的变化，有一天忽然打通任督二脉，茅塞顿开，成为一个有学问的文化人。 重视相互学习。“三人行必有我师”“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是对读书人的告诫。所以，在古代的书院制度中，就有学长帮助学弟的规则，不同的人之间可以相互交流。 重视专家引领。书院制度中，有“会讲”制度，这是不固定的，大概几个月进行一次。由学问高深的人进行专题讲座，可以是书院的“山长”，也可以是来此访学的“高访”，更可以是专门请来的“专家”。有时候，还要进行高手之间的“对决”，让所有弟子观摩。比如，朱熹和陆九渊的论辩。陆九渊主张心学，朱熹主张理学，两人进行过多次辩论。一是“鹅湖之会”，这次参加的弟子不多。第二次是“南康之会”，“淳熙八年（1181年），朱熹知南康军，二月，陆九渊访朱熹于南康，朱熹请陆九渊登白鹿洞书院讲习。”观摩这次讲学和论辩的弟子就很多了。在这的时候，那些心中揣着疑问的学子们，就可以在这样的场合获得解释。如果还不能理解，那就回去继续读书。 在官办的大学中，也有明确的进阶规则，不同时代对学子的要求都是比较严格的。 读书的进程 在历代都有一定的课程表，有时候是政府下达文件，由负责督学的人去检查落实。每个时代强调的重点不同，但是都会考虑到按国家社会的需要去安排课程。 孔子时代，读书就应该有日程了。“孔门四科”：德行、政事、文学、言语。不同的弟子在接受通识教育的情况下，再接受专门的教育，这就是对课程的安排。所谓的因材施教，就是不同的学生接受不同的教育。 元代，程端礼根据自己的学识和经验，编写了《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是对私塾教育课程的一个规定，也是对前代经验的总结。第一卷依朱子读书法，规定读经的程序: 8岁入学之前，读程逢原增广的《性理字训》；8岁入学之后，读朱熹的《小学》，次读《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孝经》，再读《易》、《书》、《诗》、《仪礼》、《礼记》、《周礼》及《春秋》并三传；15岁后再“以朱子法读四书注”，并抄读以上经书。第二卷规定在读经的基础上学史学文的程序:先看《通鉴》，读韩愈文章，读《楚辞》；之后“以二三年之工专力学文，既有学识，又知文体，何文不可作”，练习“科举文字”，准备应试。二卷末附五种表格，注明每日功课纲要。第三卷录王柏辑《正始之音》，以明辨音义之方法；最后阐明朱子读书法六条。当时国子监曾将此书颁行郡邑学校，明代诸儒读书亦奉为准绳，清代陆陇其曾刊刻此书以资流传。这本书对后世课程表的安排影响很大，已经向着科学合理的方向，因为考虑到了书的难易程度，从一定程度上考虑了学生的年龄特点。 总而言之，整个读书时代，基本以识字读物为起点，以“五经”“四书”为经，以《论语》《孝经》为纬，编织了一个儒学经典为主的教材体系。但是，在历代又有冲击，如，汉代初期的黄老之学，魏晋时期的玄学，唐代初期的道教，都曾冲击儒学体系。再就是，学今文还是学古文的争论一直存在，如，汉代的“今文经学”“古文经学”，近代的“文白之争”，古文正统，今文易懂，两派都有自己的观点。与此呼应的就是“信古”和“疑古”的斗争，信古的一方不断进行“注疏”，出现所谓“六经注我，我注六经”的现象，《易经》中的一爻，有人就能写出泱泱万言的注释。疑古的就不断推出新书，否定前人。还有就是“唯书”“唯实”两派的斗争，唯书一派强调从书本到书本，唯实一派强调从书本到人生。唯实派，自墨子开始，从汉代的王充到清代的颜元，每个时代都有代表人物，但是，唯实派的观点因为不够现实，不符合各方利益，只能是一种思想的存在，即使所从者甚众，也没有成为读书人的主流思想。 读书，在中国的群体意识里是高尚宏大的，但是，中国古代并没有系统的阅读理论，有的是“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开卷有益”的系列名言，有的是文化名人开列的林林总总的书单，有的是“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的个人感悟。至于如何去读，如何算读得好，怎样才能读得好，只有靠读书人自己去体悟了，于是就有“望文生义”“牵强附会”的现象。 读书的另一面肯定是迂腐，是酸臭，是“手不能提蓝，肩不能担担”，是“手无缚鸡之力”，是被人所耻笑的“两脚书橱”，“冬烘先生”。那中国古人读书真的因为有了“范进”和“孔乙己”就失去魅力了吗？读书，确实造就了一批文化大家，他们琴棋书画诗词歌赋样样精通，人生活得精彩。读书，也确实造就了一批循规蹈人云亦云的人形鹦鹉。不是读书的错，是时代的框架，是文化的积淀，是个人的悟性，是思维的品质，造成了读书人的人生迥异。 读书，在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史中，就这样纠结着，矛盾着一路前行。向左是高贵，向右是寒酸，只有不偏不倚，一直向前，才能走进书的真实世界，才能激发人的无限能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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