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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古代思想家对人性的认识主要有：孟子的性善论；告子的“无善无不善”论；公都子的“有性善有性不善”；荀子的性恶论；世硕的善恶兼具论等。从表面上看，各家所论似乎都有道理，因而两千余年迄无定论。究其原因，主要是各家都在说现象，举例子，打比方，而缺乏逻辑的思辨，遂使这一哲学命题争论不休，永无终结。 孟子是中国古代第一位提出系统人性理论的思想家。综合《孟子》一书的相关论述，孟子所说的人性是指人先天固有的区别于其他动物的共性。其标准有三：一是人类皆有；二是他类皆无；三是先天固有。 所谓“人类皆有”，就是人人都有，而不是有的人有，有的人没有，否则就是以偏概全。所谓“他类皆无”，就是只有人类才有，其他动物都没有，否则人性与兽性就没有区别了，也就违背了人性定义的区别性（特性）原则。所谓“先天固有”，就是天生就有的，没有后天的成分，更不是后天所加的，亦即《礼记·中庸》所说的：“天命之谓性。”这与孔子的人性观也是一脉相承的。 孟子“性善论”的“善”，指的是仁义礼智的心理倾向。孟子认为：“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或相倍蓰而无算者，不能尽其才者也。”（《孟子·告子上》）同情心属于仁，羞耻心属于义，恭敬心属于礼，是非心属于智。这仁义礼智，不是由外人给与我的，是我本来就具有的，不过不曾探求它罢了。一经探求，便会得到；一旦放弃，便会失掉。人与人之间所以有巨大的差距，就是因为不能充分发挥其人性本质的缘故。 而孟子所说的“恶”，指的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而违背仁义礼智的心理倾向。 在春秋思想史上，和孟子“性善论”竞争的不在少数，孟子的思想也是在与这些对手的观点碰撞中，体现了其思想的精深与伟大。下面我们就用孟子人性论的三大标准，验一验其他几大派别观点的“成色”。 告子“食色，性也”——是否他类皆无 告子认为：“生之谓性。”凡是天生具有的资质就叫做“性”。“食色，性也。”食欲、色欲就是“性”。（《孟子·告子上》）孟子反驳说：“然则犬之性犹牛之性，牛之性犹人之性与？”如果真是这样，那么狗性和牛性不就一样了吗？牛性和人性不也一样了吗？ 食色之性不仅体现在人的身上，也体现在动物身上，它是人和所有动物的共性，而不是人的特性。告子认为食色就是人性，是把人性和动物性混为一谈了。 孟子把人性和其他动物之性区别开来，这是中国古代思想史上人性理论的巨大贡献。孟子认为：“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孟子·离娄下》）人和禽兽的差异只有很少的一点点，那就是“善”，它虽然只是很少的一点点，但却是极为可贵的，因为这是人区别于禽兽的本质特征，是人类文明的种子。这种“善”的灵苗，人人都有，君子能保持并发展它，普通人不能保持，便丧失了它。人如果没有“善”，只知道“食色”，“饱食、暖衣、逸居”（《孟子·滕文公上》），那这种“食色之人”就近于禽兽了。 可见，告子的人性观点不符合孟子“他类皆无”的人性标准，违背了人性定义的区别性（特性）原则，与孟子性善论的人性并不是一回事。 公都子“有性善有性不善”——是否人类皆有 公都子提出了“有性善有性不善”论，所谓“有性善，有性不善。是故以尧为君而有象，以瞽瞍为父而有舜，以纣为兄之子且以为君而有微子启、王子比干。”（《孟子·告子上》） 这是公都子质疑孟子性善论的一段话：“有的人本性善良，有的人本性不善良。所以虽然有尧这样善良的人做天子，却有象（舜的异母弟）这样不善良的臣民；虽然有瞽瞍（舜的父亲）这样不善良的父亲，却有舜这样善良的儿子；虽然有殷纣王这样不善良的侄儿，并且做了天子，却也有微子启、王子比干这样的善良贤臣。” 对于公都子的质疑，孟子解释说：“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乃所谓善也。若夫为不善，非才之罪也。”（《孟子·告子上》）从人们天生的质性来看是可以成为善的，这就是我所说的人性善。有些人成为不善，那不能归咎于他的本性。 孟子说的“人性皆善”是指人人都有善端，譬如人人都有成为能工巧匠的双手，但不等于人人都是能工巧匠，因为还有后天的学习训练等诸多因素。人性皆善也是一样，“人皆可以为尧舜”（《孟子·告子下》），是说人人都有可以成为尧舜的先天善端，但要真正成为尧舜那样具有圣德的人还有很多后天的条件。每个人天性都是善良的，并不是今天有些人想像的那样“每个人都有觉悟”，“每个人都知道不要在红灯的时候横穿马路”，“每个人都应该知道不要随地吐痰，每个人都应该知道不要损害别人的利益”，更不可能“满街都是圣人”。 公都子这种人性观点的逻辑错误很明显，“有性善，有性不善”，不符合“人类皆有”的人性标准，违背了人性定义的普遍性原则。因为有的人性善，有的人性不善，那就不是人类的共性了，犯了以偏概全的逻辑错误。 荀子“性恶论”——三大标准齐失 荀子与孟子同为战国时期的儒学大师，但他对人性的看法却与孟子截然相反。他在《荀子·性恶第二十三》（下同）中竭力批判孟子的“性善论”，力主“性恶论”：“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疾恶焉，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是，故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焉。” 人的本性，一生下来就有好利之心，如果依顺这种人性发展，争夺就会产生，而谦让就会消失；人一生下来就有妒恨之心，如果依顺这这种人性发展，残害就会产生，而忠信就会消失；人一生下来，耳朵、眼睛就有喜欢音乐、美色的贪欲本能，如果依顺这种人性发展，淫乱就会产生，而礼义法度就会消失。 荀子认为，人性恶是显而易见的：“人之性，饥而欲饱，寒而欲暖，劳而欲休，此人之情性也。”饿了想吃饱，冷了想穿暖，累了想休息，这些都是人的情欲和本性。 荀子的性恶论有很大的迷惑性，直到今天还有不少人深信不疑。有人举例说，小孩子生下来，饿了就要吃奶，不管母亲怎样劳累，有没有奶汁，是不是在生病。以此说明人的本性谈不上善良。 其实，荀子把“饥而欲饱，寒而欲暖”和“好声色”“耳目之欲”等看成是人性，从而认为人性是恶的，与告子的“食色性也”犯了同样的逻辑错误，不符合“他类皆无”的人性标准，违反了人性定义的排他性原则。因为这些“恶”性既然非人性所独有，当然也就不能称之为人性了。可见，荀子性恶论所说的人性，与孟子性善论的人性并不是一回事。 荀子人性“生而有好利”的观点，对法家影响很大，是法家“人性逐利论”的理论基础。 荀子认为人性是恶的，人类的善是后天认为教化的结果：“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人之性恶，必将待师法然后正，得礼义然后治。今人无师法则偏险而不正，无礼义则悖乱而不治。” 人这种恶的本性，一定要依靠师长和法度的教化才能端正，一定要得到礼义的引导才能治理好。如果人们没有师长和法度的教育和约束，就会偏邪险恶而不端正；没有礼义，就会叛逆作乱而不守秩序。 既然教化出于师长，那师长的礼义从何而来呢？荀子认为礼义从圣人而来：“礼义者，圣人之所生也……古者圣王以人之性恶，以为偏险而不正，悖乱而不治，是以为之起礼义，制法度，以矫饰人之情性而正之，以扰化人之情性而导之也。” 礼义是圣人创建的，古代圣明的君王认为人的本性是恶的，认为人们是偏邪险恶而不端正、叛逆作乱而不守秩序的，因此给他们建立了礼义、制定了法度，用强制的手段使人们的性情得以端正，用驯服感化的方法使人们的性情得到引导。使他们都能从遵守秩序出发、合乎正确的道德原则。 上文说过，孟子“性善论”的“善”，指的是仁义礼智的心理倾向。如果礼义是圣人创建的，那就说明圣人具有仁义礼智的心理倾向，也就是具有孟子所说的善端，按照荀子的说法众人就没有这样的善端。这不符合“人类皆有”的人性标准，违背了人性定义的普遍性（共性）原则。 但荀子又认为圣人之性和众人之性是相同的：“圣人之所以同于众、其不异于众者，性也。”“凡人之性者，尧、舜之与桀、跖，其性一也；君子之与小人，其性一也。”为了避免自相矛盾，荀子解释说：“礼义者，是生于圣人之伪，非故生于人之性也。……圣人积思虑习伪故，以生礼义而起法度。” 礼义产生于圣人的人为努力，而不是产生于人的本性。圣人经过深思熟虑熟悉了人为的事情，从而产生了礼义，并建立起了法度。荀子举了很多例子，打了很多比方，用以证明孟子性善论的错误和自己性恶论的正确。但这些例子和比喻都与逻辑无关，而对于孟子最具逻辑性的思辨“犬之性犹牛之性，牛之性犹人之性与？”却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只字不提。从这篇《性恶》来看，给人的感觉是荀子对孟子很有成见，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好像根本就没有把《告子上》这篇文章读完，就迫不及待地进行批驳似的。这种反驳犹如大专辩论会的反方，不管正确与否，不管合不合逻辑，我就是要批你。结果是自己的性恶论犯了严重的逻辑错误——根本就没有把人性和其他动物之性区别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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