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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虽然错过了以贫穷为荣的“根红苗正”的文革时代，但在贫穷的余波中并未幸免。那时穷首先是物质上的，但更穷的则是精神上的。物质的极度贫乏会导致肉体的死亡；精神的贫乏则会出现活着的死人。但就在那个双重的贫困中，我们却以自己的幼稚和荒诞留住了人生中至为珍贵也倍加怀恋的童年时代。 那时大家都穷，最显摆的婚礼也无非是三转一响，所谓的三转，即手表转、缝纫机转、自行车转，所谓的一响即单卡收音机。这一切在我们天真的眼中离得太过遥远，又不能增添生活乐趣，故而显得很淡漠。在我们眼中最有趣的莫过于在夜幕下，谷场边、火炉旁、油灯前，听老爷爷讲故事。直把“七仙女”、“牛郎织女”、“沉香救母”等翻来覆去地听了无数遍，还依然对着口干舌燥，无语沉吟的老爷爷瞪着一双双如饥似渴的眼睛，老爷爷无计可施了。掌故毕竟是有限的，而我们探求世界的欲望却是无限的。我们特别希望通过故事或其它形式去了解一下我们眼前并未出现和从未感知的另一个世界。可在贫穷的时代我们却无处诉求。 电影是黑白的，而且极为有限，一部《小兵张嘎》让我们激动了好几年，而等待下一场电影恐怕也要好几年。县剧团的一部《刘海戏金蟾》会让我们搬着橙子，从早上等起，直到太阳落山，再到极不情愿地看到闭幕，尔后小伙伴们一哄而上登台表演。而这时也往往是凌晨一二点了。可是表演者并不会因为我们火一样地热情而多给一点儿施舍，等演戏的比等电影更难。 可是我们不想让自己的精神荒芜着，也更不想让自己的眼睛空闲着，于是便把目光投向了书。那时有小孩儿可看的书的人家大多是当地的富人，我们家有的则是套着红皮上面印着五角星的《毛主席语录》，小孩儿一般是不看的。 富家有书，但富人家的孩子多半不看，而且富人家的孩子都很吝啬，富人家的孩子从小就会赚钱。我们挖空心思地想着那一本本巴掌大的连环画，而富人家的孩子轻则让我们干这干那，临末只准我们看几页，并且这种机会还很难得。重则伸手要钱。为了能付得起看书的钱，我们当中的人有的便开始铤而走险，这其中就有我和朋，我们做出了让同伴和村里人都很不齿的事——偷。那时我们多半偷自己家的东西，当然，如果别家的比较顺手的话，我们也会顺手牵羊的。朋比我大三四岁，胆子也自然比我大些。他的目标锁定在供给一家人油盐的鸡的身上。我的胆子较小，不敢把目标选得那么大，我却瞄准了鸡蛋。于是朋家和我家相继出现了怪事，他家的鸡总是莫名其妙地丢，而我家的鸡总骗人，空叫唤不下蛋。朋卖鸡的钱总是多于我卖蛋的钱，因为我们又是远房的表亲关系，所以他得了钱后，总是逮住机会偷偷地叫住我，塞我一两角钱。那时的一角钱最少可以买到十颗上好的糖果，虽然我们常被柜台里躺着的糖果勾引得食欲大动，口水长流，但一想到一甜之后却是长久的空虚，我们还是把这冒险偷来的钱交到富人的手里，换取诸如《东周列国传》、《西游记》、《施公案》、《三国演义》之类的连环画，如饥似渴地读着、满足着，以为自己是天底下最富有的人。但是我们的劣迹并未隐藏太久，先是富人怀疑我们哪来的钱？再是朋的父母晚上喊他起来上厕所，他说了梦话：“逮住了、逮住了，这个鸡还蛮大的……”朋身遭毒打那是最自然不过的事了，那时物质的贫乏，宠爱对于穷人家的孩子是根本谈不上的，连鸡也显得比我们值钱。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我又开始周济他，虽然心惊胆战，但书的诱惑和目标的细小还是让我比朋走得更远。也许是天不藏奸吧！我的贼行在此后不久也霎那间败露了。那次暴躁的父亲用架子车拉玉米，因为拉得太多，又是上坡，母亲一个人帮忙推不上去，于是他便大声地喝斥我帮忙。就在我拼力地推着，车子缓慢地前进时，迎面忽然来了一辆车，父亲急忙向旁边一拐，而这一拐却让车角挤在了我装鸡蛋的衣兜上，同在后面推车的母亲见到我衣兜的鸡蛋清直淌，顿时火冒三丈，拎着我的耳朵把我掀在路旁，然后是父亲的拳脚相向。财路断了，又成了贼，两家又把我们的贼行昭之天日。那段时间没有人走近我俩。因为贼在我们哪儿是倍受歧视的，无论你偷了谁家的。但是我们俩却还是贼心不改，私底下互相讲着从书本上看来的故事，高兴得忘记了身心的痛疼。想着没有书，生活不再有情趣时，我们便商议着把目光瞄向了村里的老爷爷。因为他们有老本的《三国演义》、《封神演义》、《罗通扫北》、《薛仁贵征东》、《薛丁山征西》，甚至有人还有古版本的《红楼梦》。老爷爷虽然不说我们是贼，但深怕我们把书看丢了，从此据为已有。于是提出了交换条件，即不吃他们家的饭（因为那时穷），替他们家放牛或放羊，然后借书给我们。那时包产到户的时间不长，大家几乎全都挣扎在温饱线上，孩子也是廉价的劳动力，“别的孩子懂事，知道干活过日子，只有朋娃子和平娃子最没出息，替人放牛放羊还混不到吃的……”有的大人还断言我俩长大了不仅混不上饭吃，而且连讨米的也娶不到。因为太懒了，养不起。当时身边的女同伴无论美丑，对我俩都格外鄙夷。可无论世俗怎样变迁，读书之途怎样地阻隔万端，我们嗜书如命的性格却在那时养成，并成了我们生命中不可剥离的一部分。 若干年后，在我们同村的50多个年龄相当的村娃中，只单单地走出了朋和我这两个劣迹斑斑的“贼”，而余下的“懂事的、有出息的好孩子”却大多中规中矩地固守在那一方并不见有多大变化的土地上。 现任西北某名校文学院副教授的朋每次打来电话，总是对我们孩提时为读书的种种感慨万千。而每次我们的故里行，也总是各自带着貌美贤淑的妻。村里的儿时小伙伴总会指着我们对他们的孩子说：“你们要是像他们偷钱买书，或者偷书，我们不仅不打你，而且还支持你，可你们却总是偷钱打游戏……” 我们听了只是笑，其实现在又岂止是孩子，电影、电视、电脑、网络的随手可取，即便是大学生或工作者，又有几个还在认真读书的。老乡贾平凹的《废都》不就说明了中国人时下的现状吗？旧的精神家园太旧了，新时期的人们把它解析了，它们也随之荒芜了、坍塌了、废弃了，可新的精神家园又将以怎样的一个形式，建立在怎样的一方土地上呢？物质与精神发展的极大反差，让太多的人都成了活着的死人，他们的心中不再有任何真正的信仰，当然也找不到片刻的宁静，只有在这喧嚣的世上忙碌着，因为他们不忙碌、不奔波，便会更加恓惶。 世上的人多吗？“多，中国就有十三亿！”老子曰：“错！世上只有两个人，熙熙者，为名；攘攘者，为利。”而我亦曰：“错！”还有我与朋这样的不能与时俱进的傻瓜，我们一边享受着盛世的繁华，一边却在迫切地怀恋着“做贼时的贫穷”，因为我们不想在物质的日益充裕中，真正地褪变成精神上的丧家之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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