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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完同济大学发展规划研究中心举办的“院校研究、学科建设与教育质量评估研讨会”（2016年6月13-15日），感触良多。从会议组织看，无疑很成功，尤其是邀请到了美国一线的院校研究（Institutional Research，IR）专家，不赘述。本文从外行视角对IR谈点想法。此处的“外行”绝非自谦，因为严格来看，本人并未做过IR，更没有在IR指导下开展过什么实践，只是因为若干圈内好友在做这个，所以打过一点点酱油而已。
从若干老美（含华裔和非华裔）的Best Practice介绍以及会间与部分院校老师的交流可知，国外院校研究有以下显著三个特点，可能总结的十分外行，所以标题加了“（可能）”，供拍砖。 （一）学生事务至上。研究内容主要指向学生，准确说主要是本科生（undergraduate），具体包括入学、就学、毕业三个方面。“入学”包括如何录取、学生来源（好像比较强调diversity）、入学表现与学业表现和毕业成就间的关系，甚至可能延伸到高中生的相关分析；“就学”主要是满意度的问题，不单是教育教学，还包括校园文化、服务保障等；“毕业”主要是毕业生成长的跟踪，如雇主满意度、校友收入状况。值得注意的是，国外IR对“校友”十分关心，当然这里面估计还是有不少功利性目的，如集聚人气、吸纳财源等。 （二）严格以数据为依据。美国IR开发了不少tool、database、methodology，包括联邦、州、非政府组织、院校各层面都有数据的填报、收集、整理（好听点叫“清洗”）、挖掘、开放等先进做法，且各层面之间有较多的“协同”特征。协同很重要，东西多，相互龃龉，也不行。有了数据，各种分析，尤其面向学生的、教育教学的、微观层面的分析才有扎实的基础，避免了无病呻吟，信口开河。 （三）专业性强。记得一位美国友人提到自己从事IR工作几十年，从中国人的角度来看，在职位职称职级方面似乎并没有得到多少提升，但仍然不亦乐乎。这在中国是不可想象的。校内的院校研究人员待遇较高，好像普通数据分析员（估计类似中国的“科员”吧）也有十几万美元/年，绝非中国没编制的那种“野战军”可比。不少人有兴趣、长期做、跟踪做，院校研究专业素养较高，当然肯定是积累了各种资源，包括人脉（感觉这在全球都相似）。当然，我不清楚他们一般的人员是否像中国高校的非编制内人员一样，流动性很高。
就以上3个特点来审视国内IR，从外行角度有几个判断（如果给国内从事IR工作的同志们泼了冷水，请见谅）： （一）我们不会以学生相关事务为中心。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们处在“经验式”管理阶段，我们之前很长时间缺乏对数据的需求，虽然目前有所改观，但似乎“思路性”的东西更为重要。罗列一大堆数据，不如告诉领导三五句结论和行动建议。同时，很明显的是，我们对学生事务相关的所谓IR，主要分布在教务处、研究生院、科研财务后勤等部门，可能属于“分布式”组织架构，而学校专职或理应专职从事IR的部门，如发展规划、政策研究、高教所、党办校办，更多关心“高大上”的问题，诸如人事人才、学科规划、科技成果（转化）、校园建设等。这个原因有点复杂，但又众所周知，不展开了。 （二）我们尚没有较为扎实的数据支撑。正如上一点所言，因为“分布式”组织架构，以及数据是“私有财产”的潜在意识和利益桎梏，院校内部的数据整合还相当初步。站的高一点看，政府层面（非政府就不说了，一个麦可思不能填补这个空白）没有可信的、统一的、微观层面的数据系统和平台，至少没有类似美国的那种服务于社会公众和普通院校的数据服务机制。说到机制，美国还有很先进的地方是有数据必须公开的法律（当然不单是IR相关的数据），这个好像在前两年流行的一本《大数据》的书里有详细介绍。 （三）我们基本没有专注型的相关人员。因为国内专注于IR的人员比较分散，所以此处只能以“从事IR工作的相关人员”来指代所从事工作类似于国外IR人员的高校教师。这类人员包括以下几类：一是从事“纯研究”者，他们虽然相关知识素养极好，但所做研究不以支撑决策为目的，决策者对其研究成果不care，只能供同行自娱自乐。二是机关部处工作人员，他们忙于日常杂务，虽然掌握着大量的素材（可能不是“数据”），但较少沉下心来思考或提供决策参考，产生了素材浪费。三是专门成立的研究机构，如多数大学都有的高教所、教育研究院（是institute，不是“教科院”这种college或school）、政研室、发展研究中心等，其所属人员面临文科化、女性化（绝不是歧视女性，其实国外IR人员女性也占较大比例，这里有中国情境而已）、虚化等倾向，扎实的IR工作较难开展。这里解释一下“虚化”吧，决策者喜欢短平快，喜欢小而短，他们只能应付，长期跟踪式的、需要持续性数据累积的院校研究是很难的。 （四）我们其实最缺的是环境和机制。这一点没有整体思考，就以专业人员为例谈谈吧。美国人可以拿一个待遇一辈子不“入编”来干，中国人怕是不行（虽然我也发现这种现象在极慢极慢地转变），新入职的机关人员肯定是：干的好想入编，入了编就想做科长、处长，如没这些回报，流动几乎是必然的。在国内高校，机关人员专业化发展本身就未得到充分重视，干这些“技术活儿”更不入流，想有一批人若干年甚至几十年做这些工作，几乎是不可能的。 当然，我相信，以上不足有些是发展阶段所决定的，带有必然性，如中国高校尚未到达精细化管理阶段；而有些问题是因为重视不够而没有达到理应状态，如数据共享不足、对学生重视不够等。即使是阶段性问题，也有逐步改进的必要和必然，如招生，现在不少国内一流大学已经在往高中延伸，这对于数据分析的需求必然大增。
我从事了部分所谓“政策研究”的工作，所以习惯了这种最后提几点建议的套路，这里也不例外。俗话说，缺啥补啥，“三去一降一补”也是这么个思路，就是问题导向。 （一）积累数据是基础性工作，必不可少。据我不多的了解，华中科技大学教科院部分老师在推动这方面的行动。但我想在中国，自上而下的努力必不可少，在“放管服”改革背景下，政府可以有一部分精力放在数据收集和共享上，想象中在技术上应该不会是很大问题。在院校层面，切实推进各部门之间的数据汇集、共享、呈现尤为重要。实际上，IR工作对高校而言可以成为“生产力”，如经常看到加州大学宣传其对本地区经济发展的贡献时候会提到，州政府投入1美元会带来多少经济活动、就业机会等，这对于争取资源十分有说服力，而这个结论大多基于院校研究得来。 （二）改革院校研究部门运作机制。有条件（比如不在乎钱的、领导力够强的、有一定专业人员基础的）的院校应该建构“集中式”院校研究部门，开展基于数据的、可持续的IR工作。“集中式”部门可以把校内各种数据资源统筹起来。人员使用应该是“协同创新”模式，集成企业界力量和校内专业人员。高校的部分相关专业（如高等教育学、教育经济与管理、比较教育学、教育技术学）研究生培养应该面向院校实践，为IR培养后备力量。算了这个不说了，涉及的因素太多，只能是“畅想”。 （三）继续强化院校研究的国际交流。会间，听嘉宾演讲，与美国人交流，常常感觉到中外对IR的理解与实践不在一个层面、一个频道，他们好像不知道我们想做什么。我也会觉得他们怎么这么局限，就瞄准学生了，设计的问卷、开发的系统似乎都针对学生。难怪有老外提到，美国高校还会出现一个学生一年要填写上百份问卷的情况。当然，这里也体现了他们工作的弊端，那就是信息不对称、数据不完全贡献的问题。所以，要不断加强交流，以便充分借鉴海外院校研究的理念、方法和工具。 上述内容没经太深入的思考，但作为一个会议观后感，我想已经挺充分了。 再次感谢同济大学发展规划中心工作人员的辛勤劳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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