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范围看本科教育在一流大学中的作用

高等教育从单一功能扩展为多功能，科学研究的地位越来越重要，这是一股趋势性的潮流。其实，国外大学社会服务的重要性也越来越大，只是目前我们还没有完全认识到。科学研究重要，是因为社会已构建在现代科学技术之上；社会服务重要，是因为社会上所有的一切都应当为人来服务。但不管怎么说，教学仍然是高等学校最基本的职能。离开它，学校将不能称之为学校。同时，教育之兴衰先于科技之兴衰，而科技之兴衰又先于国家之兴衰。因此，国外的一流大学一般都固守本科教育而不敢怠慢，有杂音也都是阶段性的，这是学术共同体内学校声誉的基础。

1．一流大学的学术声誉首先体现在人才培养上

高等教育的最初功能和唯一功能就是传授知识。中世纪欧洲大学诞生以后的数百年中，大学仅仅是传授知识、培养人才的场所。一直到18世纪末，人们探索新的知识领域的活动，基本上仍在大学校园之外进行。1852年，英国牛津大学学者纽曼在《大学的理念》中指出：大学的活动与知识的传播及掌握相关，而不与新知识的探索及获得相关，也不与简单的生产相关。大学的目的在传授知识，教学是大学的唯一功能。这时候，大学本身就是象牙塔，那些声名显赫的古典大学就是一流大学。

从19世纪开始，德国的洪堡及阿尔托夫等在柏林大学进行革新，高举通过研究进行教学、教学与科研统一的旗帜，认为大学之功能重在发展知识，从而使大学在继续保存人类文明、传递知识、培养人才的同时，肩负起探求真理、发展科学文化的重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美国比较教育学家阿特巴赫认为，19世纪的德国用现代方式重建了大学。对此，笔者的观点是：柏林大学的研究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即研究是为培养人服务的。德国的智者们认为，过去的各种人才培养模式都是有缺陷的，而通过研究以解决具体问题的方式才能够培养出真正的人才。所以，在之后的100多年里，德国的大学制度与其他国家明显不同，讲座教授成为基本的学术和行政单元。这引发德国大学人才辈出，引领了世界高等教育的发展。

20世纪初，美国开始高举起高等教育服务社会的大旗，这样就提出了大学的第三功能。著名的威斯康星大学提出把整个州作为自己的校园，州需要什么就做什么。学术与市场的结合，使得大学成为社会的服务站，对社会和高校的发展都产生了良好的效果。实用主义哲学和进步主义哲学的结合，奠定了美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基础，高等学校走向多元模式。研究型大学成为世界一流大学的标杆，它以占总数3%左右的高校，雄霸了整个高等学校博士学位授予数、学术专利、研发经费的绝大多数。这时候，美国研究型大学又开始了“本科教育的反思”，因此才有了后来的“一流大学重教学、二流大学重论文数”的评论之说。

一流大学的另一种模式是法国的大学校。它们以工程师学校为主导，包括商科学校等，主要从事应用科学的教学和研究，培养工业、商业、管理等方面的高级专门人才。这类学校一般规模很小、水平很高，以行业管理为主，是法国最精英的高等教育机构，其地位高于综合大学，有点像我国过去的行业部委院校。但遗憾的是，它们的价值被忽视了，目前较少为人效仿。

2．先有教育昌盛后有科技繁荣

科学技术的背后，是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的支撑。当今世界经济发达国家必是科学技术大国，而科学技术大国又必然是高等教育强国，科技繁荣对教育发达存在着依存关系。表面上看是科技兴国，因为科学技术对经济发展及综合国力的作用更直接些；但实际上是教育兴国，因为从科技、教育的相互运作规律来看，教育的作用要更为本质。这也正如成思危教授在1999年财富论坛上所言：“经济只能管好我们的今天，科技改善我们的明天，只有教育才能保证我们的后天”。

根据世界科学发展史，不同时期、不同国家的科学发展状况存在着差异。某一时期，某个国家涌现出的科学家多、科学成果卓越，就可能成为那个时期世界科学的中心。而且随着时间的迁移，科学中心会向另一个国家转移。贝尔纳最先提出“科学中心转移”论，引起了人们的关注。1962年日本科学家汤浅光朝根据有关资料,用统计方法表现了这一科学发展规律。他将各国重大的科学成果和科学家的数量作为衡量其科学发展水平的指标，如果某一时期、某个国家这一指标超过全世界总和的25%，该国就被称为世界“科学活动中心”,其持续的时间叫做科学兴隆周期。根据汤浅的研究，世界上“科学活动中心”转移的历史顺序为：意大利(1540—1610)、英国(1660—1730)、法国(1770—1830)、德国(1840—1920)、美国(1920年至今)。科学兴隆的平均周期大约为80年，人们称这种转移规律为“汤浅现象”。当然，美国科学现在依然繁荣。

而从世界教育发展史也可以看出，近代教育发达也按下列顺序在转移：意大利→英国→法国→德国→美国。有关学者对此现象进行了专门研究，将“一个国家在教育史上出现的世界公认的著名教育家相对为最多的时期”定义为教育发达时期，由此得出“教育发达”转移的时间顺序为：意大利(1430—1620)、英国(1631—1706)、法国(1764—1824)、德国(1776—1906)、美国(1889年至今)。

对比以上两种时间顺序，有如下基本结论：第一，教育发达和科学兴隆的时间序列基本一致，相对而言，教育发达时期比科学兴隆时期长些；第二，教育发达超前于科学兴隆，超前量大约平均为45年，而这一时间与科学发明的最佳年龄25～45岁相接近，可以用教育结果的滞后性来解释。由此可见，科学兴隆对教育发达存在着依存关系。要想取得科学兴隆，必须首先达到教育发达，而教育就是人才培养。

3．学生是大学的未来

高等教育科学研究的功能虽然产生较晚，但由于社会对知识的需求和依赖性不断增强，高校发展知识的优势日益明显，其地位在不断地提高。可以说，高等教育的科研功能在不断地向教学功能发动着冲击，许多研究型大学事实上转向“科研第一，教学第二”。阿什比根据他对20世纪70年代西方大学的观察指出：“根据当前的社会形势而言，我们可以肯定，大学作为科研机构要比它作为培养专业人员的学校，更为重要”；科尔也发现，在当今大学里，“对绝大多数教学人员来说，教学愈来愈不是中心了；研究愈来愈重要”。

与此同时，许多教育专家对此也有深深的疑虑，认为研究会干扰教学，会使高等学校远离于社会。美国卡内基促进教学基金会前主席博耶在《学院——美国本科生教育的经验》一文中指出：“高等教育最核心的部分——本科生学院是个问题重重的机构。”“研究性院校必须放手支持出色的教学，在那些大量开展科研的大学里，毕竟有三分之二以上的学生是本科生。”“我们的结论是，在所有的研究型大学，教学应和科研同样受重视。要求教员既成为出色的科研人员又是优秀的教师，这是个很高的标准。不过只有在研究型大学，二者才能得到统一。”“我们相信，研究型大学负有一项特殊的使命，既维持基础和应用研究，同时向研究生和本科生提供高质量的教学。”该报告在美国影响巨大。

在此情形下，尽管人们可以强调教学是高等学校的第一职能，没有人才培养大学就可以被科研机构所替代，但在现实面前,这种辩解是苍白无力的。幸运的是，那些最终成为一流大学的大学并没有放弃而是强化了本科教育。主要原因有：放弃本科教育意味着丧失优秀的校友，学校未来发展将缺乏支持；教学相长，没有优秀的年轻人，学校将失去创新的活力；新生入学竞争力的下降、没有优秀的毕业生，都将降低学校的声誉；对大学基本理念的信仰，师生是大学的基本元素，无教学不能称之为大学，等等。

（本文摘自《中国大学教学》2016年第5期文章：“双一流”建设不能缺失本科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