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历史人物评价
清朝史学批评家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有《文德》篇，论述评价历史人物及前人的史学著作应注意的问题，颇有朴素历史主义思想，值得我们借鉴。他说，过去陈寿写《三国志》，以曹魏为正统；东晋的习凿齿写《汉晋春秋》纠正之，改为以蜀为正统，定魏为篡逆。北宋的司马光编撰《资治通鉴》，沿袭陈寿的做法；到南宋时，朱熹作《资治通鉴纲目》，又予以纠正。对此，历史上的许多人批评陈寿和司马光，甚至“肆口而骂詈”。章学诚对那些责骂之人进行了批评，为陈寿、司马光作了辩解，说：“陈氏生于西晋，司马生于北宋，苟黜曹魏之禅让，将置君父于何地？而习与朱子，则固江东南渡之人也，惟恐中原之争天统也。诸贤易地则皆然，未必识逊今之学究也。是则不知古人之世，不可妄论古人文辞也。知其世矣，不知古人之身处 ，亦不可以遽论其文也。”这是说，陈寿、司马迁以曹魏为正统，是历史环境造成的。因为如果不这样做，他们所生活的西晋皇朝和北宋皇朝就都失去了合法的地位。另一方面，习凿齿、朱熹均为南渡之人，为了与中原争正统，他们也不得不把蜀置于正统之位。基于此，章氏提出了评价前人的原则性意见：“不知古人之世，不可妄论古人文辞也。知其世矣，不知古人之身处，亦不可遽论其文也”。要而言之，评价古人，要做到“知人论世”。
章氏提出的要“知人论世”地评价历史人物，与西方史学家所主张的“同情的想像”（sympathetic imagination）是相通的。20世纪60年代，英国著名史学家卡尔在《历史是什么？》的讲座中，说道：“历史学家对他所处理的人物的见解，对他们行动后面的思想，应该有一种富于想象力的理解（imaginative understanding）……过去十年在说英语的国家里所写的有关苏联的材料，以及在苏联写的有关英语国家的材料，都由于对对方心里想的缺乏一种最起码的富于想象的理解能力而受到损害，因而对方的言语和行动总是被弄成有恶意、没有道理或者虚伪的样子。历史学家如果不能跟他所写的人物的思想活动有某种接触，是写不成历史的。”可见，中西史学家在历史人物的评价方面，有大致相近的认识。
中国史学重视史学的劝戒功能。刘知几说：“史之为务，厥途有三焉。何则？彰善贬恶，不避强御，若晋之董狐、齐之南史，此其上也。”把“彰善贬恶”作为历史学的第一要务。通过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彰善惩恶，实现史学的劝戒作用，是中国史学的一个重要传统。这一传统可以说是孔子奠定的。孔子撰《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孟子说：“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以后，历代史家撰写历史，都重视对历史人物评价。纪传体史书，人物传记占据很大部分，而且大多有对历史人物的论赞。刘知几《史通》中有《论赞》篇，就说到了论赞的各种形式。如《史记》中有“太史公曰”，《汉书》中有“赞”，《东观汉记》中有“序”，《三国志》中有“评”。即使编年体史书也有作者的论赞，如《左传》中有“君子曰”，等等。
评价历史人物与史学家之史识有密切的关系。如司马迁的人物评论就比较深刻，他对秦始皇、项羽、刘邦的评价，都能从历史大势中，把握他们的个性，论述他们的功绩和局限，可谓入木三分，耐人寻味，给人以深刻启迪。班固的史论与之相比就逊色许多，他固执于封建正统思想，以封建教条来品评历史人物，很多地方还充满神秘色彩，丧失了人物评价的活力。但是，我国古代史学，无论高举惩恶扬善的旗帜，还是力倡直书实录的主张，基本没有冲破“名教”的规范。名教是历史人物评价的根本标准。明朝的李贽倒是一个有叛逆性格的史学家，对千百年来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的标准表示了怀疑，说“咸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故未尝有是非耳”。可是李贽后来遭到了残酷的迫害，并被正统儒者骂为“名教之罪人”。所以，在传统史学中，农民起义总是被诬为“匪”、“盗”、“犯上作乱”，农民起义领袖被说成天生的“坏人”、“妖人”。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族民主革命，将中国历史带入一个崭新的时代。马克思主义史学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对推动历史向前发展的力量进行了重新论断。毛泽东说：“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这是一个崭新的历史观，被历代史书污蔑的农民起义在历史唯物主义看来，是推动中国历史向前发展的巨大动力。这就把被颠倒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恢复了历史的本来面貌。从此，关于历史人物评价问题的研究，开启了新的一页。
新中国成立后的17年间，关于历史人物评价的讨论曾出现过两次高潮。一次是在50年代初，一次是在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这两次高潮既与史学界广泛开展马克思主义学习有关，又与当时的政治批判或学术热点密切相连。50年代初进行了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涉及如何评价武训问题，进而展开了关于历史人物评价理论的讨论。第二次高潮则是由“替曹操翻案”引起的。两次讨论，对历史人物评价的标准、历史人物评价的方法论以及与此相关的问题进行了争鸣，深化了对该问题的研究。但在“左”的思想影响下，也出现一些片面化、简单化的倾向。如有的文章对历史上的农民起义领袖过分拔高、美化，把他们的某些落后思想曲解为进步思想、革命思想，甚至有意掩饰他们的弱点或错误；对剥削阶级代表人物采取了全盘否定、一概骂倒的作法；在研究中国现代史时，把中国革命的胜利过多地归功于领袖，颠倒了群众、阶级、政党和个人之间的关系。
历史人物评价，是一个重要的史学理论问题，中外史学都很重视。中外史学关于这个问题的理论遗产、现代史学界多年的探讨以及中国共产党关于重要历史人物评价的实践，使历史人物评价理论不断成熟和丰富起来。限于篇幅，本文特别强调以下值得注意的几点：
首先，关于历史人物评价的标准，要坚持生产力标准。因为就像列宁说的，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进步的最高标准”。也就是说，要评价一个人的功过，要看这个人是促进了社会的发展还是阻碍了社会的发展。如此说虽稍嫌笼统，但在原则上必须坚持。旧史家评价历史人物，偏重道德评价，过分看重个人的性格、品质，这虽不无几分道理，但从根本上说，是不科学的。因为很多问题用个人品质是解释不了的。
第二，注意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包括具体分析历史人物所处的社会环境，这就是如章学诚说的“知人论世”；具体分析历史人物的功与过。功就是功，过就是过，不能因功掩过或因过掩功；政治家要着眼于政治上的评价，学问家主要考察他的学术业绩。不同的人物宜以他们的主要活动区别对待，不能用一个标准一刀切。
第三，注意处理几种关系：主观动机与客观效果的关系，一定时期与其一生的关系，当世影响与后世影响的关系，局部与全局的关系。
最后，历史人物评价者本人要心平气和，“临文必敬”、“论古必恕”。这也是章学诚在《文德》篇说的话：“敬非修德之谓者，气摄而不纵，纵必不能中节也。恕非宽容之谓者，能为古人设身而处地也。知临文之不可无敬恕，则知文德矣”。评价者的平和心态，对公正地评价历史人物，也是十分重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