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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tanklance 作者：Jonathan Abrams 当球队包机还未在联盟盛行的时候，公共航班、火车、汽车、搭便车、公交车、甚至四轮马车，都是当年NBA球员去客场打球的交通工具。那时的你，必须在随身携带的地图上提前标注出像韦恩堡以及罗切斯特这样的城市，防止自己迷路。犹记得几十年前的某天，费城飘着漫天的暴风雪，“红衣主教”奥尔巴赫在火车站告诉球员们自己想办法解决交通问题，然后便纵身跳上了一辆只剩一个空座位的列车。在电话访谈里，凯尔特人的传奇球星鲍勃-库西说道：“在那个年代，旅行本身更让我们头疼，打比赛反而轻松。对我们来说，交通一直是一个问题。”很多时候，客场之旅有一半的精力要花在旅途上，甚至有时你还不能按计划达到目的地。 最近比尔-西蒙斯在他的专栏里把热火的27连胜和71-72赛季湖人的33连胜相提并论，我也萌生了重新回眸一下几十年前联盟的想法，让那些传奇球星谈谈自己职业生涯中最难忘的“旅行大冒险”。“当时光飞逝，很多事物都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25岁的时候，人们觉得年轻人在很多事情上应该随大流。”多尔夫-乔伊斯（名人堂成员，曾效力于雪城国民队和费城76人队）说道，“但这是我们那个年代的思想了，按照如今的标准来看，那简直就是石器时代的产物！” 谈谈坐飞机 盖尔-古德里奇/Gail Goodrich (1965-68 & 1970-76，洛杉矶湖人；1968-70，菲尼克斯太阳；1976-79，新奥尔良爵士)：我们那时都只能坐经济舱。在机场集合后，你拿到机票，登机，然后是漫长的等待，通常晚点就是这样造成的。当你从洛杉矶去东海岸打球时，经常会遇到暴风雪。最难忘的事情是连着三个晚上打比赛。我们可能周五晚上还在洛杉矶打主场，周六一早就要前往菲尼克斯、波特兰或者西雅图，然后当天晚上继续打一场比赛。但这还没完，我们或许还得在周日早起以赶回洛杉矶，因为晚上还有一场比赛等着我们。这简直就是一次西海岸之旅，连着三天打比赛。而当我们去到东海岸时，偶尔也得在五天内打四场比赛。 记得我刚进入联盟时，有次我们从洛杉矶出发去纽约打比赛，那天“大苹果城”正处在暴风雪的侵袭之中。我们不得不在托莱多市（Toledo, 俄亥俄州西北部港口城市）降落，在当地住一晚后第二天坐火车去纽约。我们在比赛开始前1小时才到，并且顺利完成了比赛。 现在的球员都习惯了这个高度商业化的联盟，在远赴客场时他们可能连行李都不用自己动手搬。但几十年前，我们必须自己提行李，如果你是个新秀的话，你还得扛那个装着训练用球的大袋子。一般来说，我们会带6个球用来训练及赛前热身。那时埃尔金-贝勒在打客场时还喜欢带上用来治疗膝伤的敷袋，所以新秀们还要帮他拿这个东西。我们那时队里有两个新秀，一个负责扛敷袋，一个负责扛训练用球。球队工作人员会检查所有的物资，新秀需要把它们带到酒店，然后交到训练师的手里。要么你在酒店就完成交接工作，否则你就得自己把它们扛到比赛场地了。 多尔夫-乔伊斯/Dolph Schayes (1949-64，雪城国民/费城76人)：我对一场比赛的印象尤其深刻。那天我们在暴风雪中飞回主场。那是在50年代后期，我们一般周六晚上都有比赛，而且球队必须为雪城当地某个早期电视台节目的游戏出镜，时间被安排在凌晨一点。因此我们不得不赶紧从客场回来，路上遇到了从西海岸吹来的暴风雪。队中有几个家伙非常讨厌坐飞机，其中就有一个叫Connie Dierking的队员，他曾在辛辛那提大学打球。机长对我们说：“小伙子们，我们要起飞了，我们会在暴风雪边缘飞行，为了导航方便，我们将沿着高速公路走，所以飞行高度不会太高。”这时，Coonie就开始抱怨了，“我的神啊！”一路上飞机遇到气流颠簸，但好在我们有一个爱开玩笑的队员来活跃气氛，名叫Johnny Kerr。他对Connie说：“哥们儿，你在担心什么啊？和坐飞机比起来，坐汽车以及过马路更容易让你挂掉。飞机非常非常安全，可以说是最安全的交通工具了。你知道么，前不久法国发生了一桩火车事故，造成了90人死亡。”Connie惊叹道：“真的吗？是什么原因造成的？”Johnny说：“噢，一家飞机掉在火车上了。”我记得在那个时刻，这段对话显得非常有意思。无论如何，我们最后终于顺利回到了雪城。 鲍勃-库西/Bob Cousy (1950-63，1969-70，波士顿凯尔特人)：我们球队并没有那种接近死亡的体验。在那时，道格拉斯 DC-3型飞机是最安全的。只是队里有位训练师的肠胃一直不太好，他通常边上飞机边对着呕吐袋呕吐。事实上，在任何飞行高度下，飞机都可能会受到气流的干扰而产生颠簸，而在暴风雪横行的冬季坐飞机无疑是最糟糕的事情。当时我们为了让那位训练师分散注意力，通常会和他玩“金拉米”（gin rummy）纸牌游戏。当他实在忍不住要去洗手间时，我们通常就能赢他钱了。 埃尔金-贝勒/Elgin Baylor (1958-72，明尼阿波利斯/洛杉矶湖人)：1960年的一天，我们下午从圣路易斯出发回明尼阿波利斯。在起飞前，机长告诉我们他正在处理飞机上的一些小问题。在飞行途中，两台引擎同时出现了故障，应该只是停机这一个问题。机长考虑到机舱燃油在不断减少，告诉我们必须采取紧急迫降。于是接下来的时间里，飞机不停地在空中盘旋下降，整个机组人员都在忙着找到一个可以迫降的机场，机长示意所有乘客坐在位置上，双手环抱自己。幸好最后我们大家都没事。 罗德-亨得利/Rod Hundley (1957-63，明尼阿波利斯/洛杉矶湖人)：在1960年的那次紧急迫降里没有一个人受伤。谢天谢地，这真的是一个奇迹！唯一错过这次别样经历的人是鲁迪-拉鲁索（Rudy LaRusso）。他的大学生涯是在以商学院著名的达特茅斯学院渡过的。在明尼阿波利斯打球时，他遭遇了背部溃疡的伤病，于是那次远赴圣路易斯的客场之旅他没有与球队同行。那架出问题的飞机就像是一扇时间之门，把球员们从明尼阿波利斯湖人带入了洛杉矶湖人的时代。记得那天，我们的燃油不多了，机长不断告诉我们最新的情况。“伙计们，你们想好怎么办了吗？我们现在的油只够我们再飞25分钟到30分钟了，下一步怎么走需要你们来选择。否则，我们只能寄希望于马上修好飞机，这是我们唯一的选择。” 每个球员都坐在自己的位置上，告诉机长说：“哥们儿，如果你能找到地方迫降，那我们就这样做。赶紧走起啊！” 没错，我们当时就是这样干的。机组人员打开了机身两侧的舷窗，左右各一面，这是典型的DC-3型飞机设计。只见他们将手伸出窗外向着下面的城市猛打手电筒，希望能够得到帮助，好让我们安全回到明尼阿波利斯。这时，埃尔金-贝勒走到飞机的尾部，淡定地找了个位置平躺下来。 机组人员正忙着让飞机多飞一会儿来吸引地面的注意。那时飞机的高度低到让我们感觉几乎要压到路上的汽车了。在舷窗外，城市的高楼变得越来越大。这时飞机又一次拉起，每个人都被狠狠地砸在自己的椅背上。那一刻，我觉得我们要完蛋了。飞行员把飞机重新拉到一个足够的高度，准备实施迫降，只是那时我们还不知道飞行员是希望地面的积雪能帮助我们成功着陆。我们最终迫降在了一片玉米地里，这也导致了那片农田里很多作物遭到了破坏。但正是这些玉米上厚重的积雪拯救了我们。当飞机触地的那一瞬间，我们想尽一切办法尽快着陆，你甚至能感受到飞机与玉米的碰撞声。后来我们才知道这是那座城市最大的玉米地之一，它帮助了我们大忙。但整个迫降过程并非一蹴而就，飞机刚接触到地面就又被弹回空中了三四次。这就像你在空中脱手一个篮球，它会自由落地并反弹，发出“蹦蹦”的声音，直到完全落地为止。我们的飞机就像这个篮球，当我们安定下来时，飞机已经这样“反弹”五六次了。虽然那次迫降算得上是一次“硬着陆”，但是非常成功。飞机停稳后，我们面对面看着彼此，仿佛根本不知道刚才发生了什么。每个人都为自己经历了这么一次劫后余生而感到敬畏和自豪。突然之间，机舱里的每个人开始欢呼起来，仿佛之前一天的客场比赛取胜了似的，所有人都在互相击掌庆祝。机组人员接下不得不打开后舱门，好让我们离开飞机，那时我们才发现自己身旁的积雪厚达3英尺。队员们果断开始打雪仗，活着的感觉真好！附近有一家汽车旅馆，我们在那里喝了一大杯咖啡，每个人要了间房间但没人真的打算睡觉， 大家都准备通宵侃大山，喝咖啡，大吃甜甜圈。我们确实完成了那次迫降，记得第二天我们醒来的时候，天气特别的好。 埃尔金-贝勒/Elgin Baylor：虽然那次迫降结果是好的，但过程太惊悚了，我仿佛去地狱走了一回。在得知飞机出了故障后，大家在瞬间感到一丝恐惧，因为我们有吉姆-卡尔比斯(Jim Krebs)这个“扫把星”。虽然他已经过世了，我还是要说他总是太悲观了。他待人友好，但那天他在飞机上说道：“噢，我觉得我们要坠机了。” 让我告诉你件搞笑的事情。当我们的飞机经历过颠簸最终着陆后，你猜是谁在飞机外等候着我们？记得在那次我人生中最舒服的着陆之后，有人在敲我们的舱门。那个人边敲门边问到：“大家都还好吗？”我们努力去辨认那个人，后来发现是当地的殡葬一条龙负责人。当我们在天空中不断转圈的时候，是他把我们的情况通知了高速公路警察。事实上，最后我们还是坐着他的一辆葬礼用车去的汽车旅馆。迫降完已经很晚了，我们显然不可能找到出租车。第二天我们坐火车回到了米尼阿波利斯。 杰里-韦斯特/Jerry West (1960-74，洛杉矶湖人)： 老实说吧，那时的我觉得旅行一直是一个头疼的问题。你必须适应那些烦心的事情，包括缺觉、赶头班飞机以及碰上任何可能的伤病。在我们71-72赛季33连胜的那段日子里，有一次球队在芝加哥打客场遇到了交通事故，在漫长的旅途后，我们直到第二天凌晨5点才抵达费城。那简直是一场糟糕透顶的比赛，我们一开场状态很不好，但好在最后还是赢得了比赛。就像我描述的一样，很多时候你没有办法控制或者预计旅途中会发生些什么事情。 我还记得有次我们被困在布法罗市(Buffalo)整整三天。暴风雪席卷了那个地区，所以我们没有办法离开。那儿可不是什么被暴风雪困在酒店房间里的好位置，但你还真就没办法走。旅行也意味着接踵而来的客场比赛，比如在洛杉矶打一场周六晚上的比赛然后连夜飞到纽约再打一场比赛，最后在周日下午做客波士顿北岸花园球馆。我们经常碰上这种赛程安排。 在作职业球员的日子里，失眠一直是困绕我的一个大问题。一些人在航班上坐下就睡，而我做不到这一点。比赛结束后，我通常无法入睡。很多比赛前你只能睡四五个小时，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最好提前抵达客场从而可以多休息一会儿的原因。所以我一直习惯于早点到客场，从而可以在赛前把自己的身体状态调整到最佳。 内特-瑟蒙德/Nate Thurmond (1963-74，旧金山/金州勇士；1974-75，芝加哥公牛；1975-77，克利夫兰骑士)：我刚开始打球的时候，队里还有维尔特-张伯伦。那时队里最舒服的座位都是给最高的张伯伦的，然后从高到矮排列，我和他中间还隔着Wayne Hightower和Tom Meschery。这两个人也都是高个子。队里的老球员喜欢坐在舷窗边，张伯伦则更喜欢坐在走道边。作为一个新秀，你唯一能做的就是找一个没人要的地方坐下。球队当然会给你分配好座位，但如果你想有更多选择的话，就必须等到所有人都上了飞机才开始行动。你需要环视四周，如果发现一个位子没有人坐，你果断把自己位子和前面的椅背都放倒，这样你才可能拥有一个舒服的座位。作为队里身高最高的新秀，我经常使用这种小技巧。 我们经常连着在外旅行19天或者14天。你要知道，那时候西海岸只有两支球队：洛杉矶湖人和旧金山勇士。常见的情况是，你发现下一站要去圣路易斯(St. Louis)，然后航班被取消了或者晚点了，你无比疲惫地瘫坐在飞机场里，照看好自己的行李并且为不可预计的未来做好心理准备。比如在比赛开球时间前三个小时才到达机场，当然也还有发生其他彪悍事情的可能。 当我进联盟的第二年，球队交易走了张伯伦。我对老板说：“我想要他的房间。” 那之前，张伯伦是唯一一个住单人间的队员，而我是队里为数不多的拥有大学学位的球员之一。老板最后答应了我的要求。我已经记不清自己是怎样说服他的了。我刚搬走，原来的室友就迫不及待地开始在房间里看肥皂剧了，而我从来就没有这种嗜好。可以一个人住对我来说很重要，那时我觉得特别幸福。 杰里-斯隆/Jerry Sloan (1965-66，巴尔的摩子弹；1966-76，芝加哥公牛)：我现在还记得曾经我们球队连续五个晚上在不同的城市打比赛。我们的“终极背靠背”之旅开始于巴尔的摩，沿途经过圣路易斯、洛杉矶、旧金山，最后回到了纽约。 还有一次我们不得不在纽约州的水牛城搭公车去芝加哥打比赛，然后再去到波士顿。天气原因造成了当天的航班停飞。我们的巴士在俄亥俄州的克利夫兰市做了短暂停留，貌似凌晨五六点到了芝加哥，也可能实际上更晚。大家长途跋涉、日夜颠倒，还必须去打比赛，最后还要去波士顿。那应该是我们第一次有全美直播的机会，毕竟我们的对手可是凯尔特人啊。上半场我们表现不错，但下半场绿衫军用防守冻结了我们。比赛的过程十分丰富多彩，但我已经记不全了，总的来说，那段旅程真心累人。 说到坐飞机，我仍然记得1977年的那次空难。在球员生涯结束之后，Evansville大学给了我一份做教练的工作，但由于我要在上任前先去芝加哥签署一些私人文件，所以我晚到了5天。结果，一个叫Bobby Watson的人取代了我，但12月13日的空难夺走了他和其他所有球员的生命。从那以后，我在人前很少提起这件事情，我也尽量使自己不要再回想起它。 萨奇-桑德斯/Satch Sanders (1960-73，波士顿凯尔特人)：当我们和辛辛那提皇家队打东部决赛的时候，只有一架商务包机可以使用，所以我们两支队不得不共享这仅有的资源。那真的是一段有意思的经历。整个系列赛的旅途，一队坐在飞机后半部，另一队则坐在前半部，有时候两队也会交换飞机上的位子，这没什么大不了的。只是两支互为季后赛对手的球队居然乘坐同一架包机，这很少见。还好那段诡异的时光只持续了一个系列赛。记得那时的飞机型号是DC-3，这飞机貌似很慢，可能开车都会比坐这种飞机要更早到达目的地。 罗德-托恩/Rod Thorn (1963-64，巴尔的摩子弹；1964-65，底特律活塞；1965-67，圣路易斯老鹰；1967-71，西雅图超音速)： 过去的机场安检措施可没有现在这么严格和繁琐。你可以在清晨4:30起床直接去机场搭乘早上6点起飞的航班。 厄尔-门罗/Earl Monroe (1967-71，巴尔的摩子弹；1971-80，纽约尼克斯) 在巴尔的摩，我们只能选择那些在我们眼里是第二梯队的航空公司，诸如中北航空（North Central Airline）和艾格尼航空（Allegheny Airline，美国航空前身）之类。像皮德蒙特航空（Piedmont Airline），我过去一直认为他们的商业宗旨是“永远保持正确航向”。这些航空公司的飞机在飞行过程中总是会有不少颠簸。我们那时常常需要去纽约，只要你下了飞机，纽约的马车车夫就会非常兴奋地载着你在城市里穿梭。当我知道要离开巴尔的摩，去纽约开始新生活时，心中特别激动。 记得有次我们搭乘中北航空的航班，目的地是辛辛那提，突然舷窗的玻璃被吹掉了，于是风“嗖嗖”地刮进机舱，我们不得不找来一张木板封在窗户上，避免东西掉出去。那时候飞机上有名乘客就拖着那块木板，但最后还是抵不过大风，于是我们队决定更换航班。其实举那块木板的是我的一名队友，毕竟那个航班的人也不多，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小型航班。显然，整支球队都不愿意搭乘之前提到的小型航空公司的飞机。那时候还有件事值得说下，有次我们正一路南下连打好几场“背靠背”，一个叫勒罗伊-埃利斯(Leroy Ellis)的球员由于不想做皮德蒙特航空的飞机，所以他借了一辆车，自己开回了巴尔的摩。坐这种小型航空公司的飞机总是会碰到各种各样的颠簸和不稳定情况，仿佛我们就在摇摇欲坠的边缘。 沃尔特“克莱德”弗雷泽/Walt 'Clyde' Frazier (1967-77，纽约尼克斯；1977-80，克利夫兰骑士)：坐飞机最糟糕的莫过于你必须早起去搭乘清晨的航班。直到去克利夫兰打球，我才真正发现这种感觉有多糟糕。在克利夫兰这座城市打球，如果有客场比赛，比必须每天早上早起去芝加哥转机才能飞往其他城市。你总是得坐在早晨7:30飞往芝加哥的航班里，因为克利夫兰不能直航其他城市。但在尼克斯就不一样了，我们是当时联盟里少有的几支坐包机去客场的球队之一。我们可能周五晚上还在芝加哥，周六一早就可以回到纽约了，在常规赛后期，航空公司会允许我们延长一些租赁时间。当时很多球队还没有足够的资金来支撑包机的费用，所以选择这种旅行方式的球队寥寥。 斯图-兰特兹/Stu Lantz (1968-72，圣迭戈/休斯顿火箭；1972-74，底特律活塞；1974，新奥尔良爵士；1974-76，洛杉矶湖人)：那时候我们必须在结束前一天晚上的比赛后，第二天凌晨立刻奔赴下一个城市，你不可能呆到傍晚再走。有次我们在纽约打比赛，正好碰上了暴风雪。我们的飞机在跑道上静止了四个多小时，等待机场工作人员来扫除积雪。那次我们顺利抵达了亚特兰大，但不得不把比赛推迟一个半小时。记得我们下了飞机后，直接从机场奔赴球馆。 吉姆-巴雷特/Jim Barnett (1966-67，波士顿凯尔特人；1967-70，圣迭戈火箭；1970-71，波特兰开拓者；1971-74，金州勇士；1974-75，新奥尔良爵士；1975-76，纽约尼克斯；1977，费城76人)：作为职业球员的我们必须忍受坐飞机的痛苦。我依然记得在勇士打球的日子，而这已经是四十年前的事情了。有次我们首先做客休斯顿，第二天一早立刻去芝加哥打晚上的比赛，那是我们少有的几次感到不爽的情况，在打完和公牛的比赛后，当天晚上再从芝加哥连夜飞到纽约。所以你会发现我们的生活是这样的，周二晚在休斯顿，周三早上从休斯顿的某张床上醒来，坐飞机去芝加哥，入住酒店。在下午小睡几个小时后，带上装备去球馆准备晚上的比赛，然后在打完比赛后直接飞到纽约。周三晚上我们是在纽约入睡。早晨在休斯顿起床，中午在芝加哥午睡，晚上在纽约进入梦乡。就是这样！ 比尔-费奇/Bill Fitch (联盟著名教练。1970-79，克利夫兰骑士；1979-83，波士顿凯尔特人；1983-88，休斯顿火箭；1989-92，新泽西篮网；1994-98，洛杉矶快船)：和过去相比，现在球员们去客场打比赛显然轻松多了，在酒店洗个淋浴，坐上飞机，然后回到主场或者去下一个客场。我们那时候的苦逼生活已经渐渐被人们遗忘，那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世界。举个例子吧，你现在在纽约的麦迪逊广场花园打球，按照赛程，你明天晚上就得到芝加哥打比赛。那你可能不得不在早晨坐第一班飞机，那差不多是清晨6点吧，而且普通航班的座位可能使得你队里的两个中锋不得不面临坐下时膝盖高度超过头部的窘境。这时你被婴儿的哭声吵到了，然后你回头发现那个婴儿正坐在你的控球后卫身边，而今天晚上你的对手包括Tom Boerwinkle, Bob Love, Chet Walker等狠角色。这就是70年代的球员坐飞机旅行的真实写照。 你如果问70年代的球员打“背靠背”是什么感受，那答案可能和现在有很多不同之处。那时你必须赶上早晨的第一班航班，如果买的是经济舱的票，那你还没办法事先指定自己的位置；即使你买了头等舱的票，那时的机组人员也没足够精力来照顾好整支球队。队里身高不足6尺4寸的球员打牌往往很不错，不少是队里的高手。因为如果飞机上有空位，他们就会利用打扑克牌来赢得这些座位。 谈谈陆上交通 多尔夫-乔伊斯/Dolph Schayes：当BAA和NBL在1949年合并为NBA时，联盟里有很多球队的主场设在一些中西部的小城市。合并的第一个赛季，所有原BAA和NBL都要和除自己之外的所有球队交手一次。所以你会看到西伯根红人（Sheboygan Red Skins）远赴纽约去和尼克斯打比赛的故事。在麦迪逊广场花园的巨大天幕下，纽约人并没有按照惯例把客队放在对阵表的前面，而是使用了“尼克斯vs西伯根”这种表述方法，当然这也不是什么大问题。比赛时间定于晚上8:30，在8:00的时候，球馆前出现了两架四轮马车。西伯根红人就是坐着这两辆马车来纽约的，当着广大球迷的面，霸气十足地停在了麦迪逊广场花园前。红人队的球员淡定地取出自己的行李，进入球馆准备比赛。我认为后来尼克斯的老板Ned Irish可能和联盟的股东们说了类似于“联盟应该留下那些更大更强的球队。” 之类的话，所以第二年，所有的中西部球队都被联盟抛弃了。 汤米-海因索恩/Tommy Heinsohn (1956-65，波士顿凯尔特人)：那时候的交通情况不允许你从罗切斯特直接到韦恩堡。如果你第一天晚上在罗切斯特打完比赛，想在第二天到韦恩堡打比赛，那基本你不可能做到。那时没有火车会在韦恩堡停站，也没有航班把这两个城市连接起来。唯一的办法是做火车到距离韦恩堡20英里的一片玉米地下车，然后步行至城中的绿色鹦鹉客栈之类的酒店，伸出一只手臂准备搭便车。你很可能会碰上一个开着车的高中生，这时请给他10美元，让他带你去韦恩堡。 阿尔-阿特尔斯/Al Attles (1960-71，费城/旧金山勇士)：我记得某年季后赛的一个系列赛里，我们对阵雪城国民队，有次在客场输球后，还不得不和他们坐同一辆大巴士回费城。我不认为那时的球员讨厌坐汽车，毕竟那些小飞机的容量有限，而且季后赛里飞机场都关闭了，但我们第二天晚上又在费城有比赛，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坐巴士离开雪城的原因。雪城国民队租了这辆巴士，两支球队都上了车。不幸的是，我们在主场又输了球。回想起来，国民队当时比我们早上车，等张伯伦上车时已经，已经没有什么好位子了。他只想要最后一排靠走道的位置，但国民队的斯韦德-哈尔布鲁克（Swede Halbrook）已经把座位占了。他是个身高超过7尺的内线大个。由于张伯伦想要那个座位，而国民又因为先上车而占了便宜，所以整段旅程里，巴士上弥漫着股看不见的对抗情绪。我们最终输掉了比赛。所以谈及那次巴士之旅，我们不会有丝毫的高兴。张伯伦说过：“只要我上车，那个位子就是我的。” 这些都是从前那个时代的事情了。但无论什么时候，球员都应该把比赛放在第一位，坐上巴士时，你需要想的就是如何为下场比赛做好准备。 弗雷泽/Frazier： 在天上飞，我们坐经济舱；在地上走，我们坐大巴士。我敢肯定的是，那时候我们从未享受过任何“奢侈”的出行方式。我们应该是第一支包车去客场打比赛的球队吧。当我第一次踏上球队大巴，就有队友迟到，甚至有时候还会有人选择不和球队同行，自己去客场。随后我们开始租用城市公交车开赴各个客场。我们那时候还得自己洗客场队服。这事儿实在是太烦人了。有时候我会忘记洗，结果球衣就像硬纸板一样。那时候的旅行就是这样的，当然还要加上我们住的假日酒店。 杰里-韦斯特/West： 有次在辛辛那提打比赛，我们碰上了一场大暴风雪，刚准备上床前就被球队告知要马上出发坐火车前往芝加哥，在第二天下午打一场比赛。好吧，周六晚在辛辛那提打比赛，周日下午在芝加哥打比赛。整支球队于是又坐上了火车，我们在车上换好了球衣，途中暴雨来袭，车厢里满是积水，最后我们在芝加哥老旧的球馆里完成了比赛。 谈谈室友和队友 萨奇-桑德斯/Sanders：关于这方面的问题，我想应该就是你的室友必须确认行李已经搬到楼下并送往机场。如果你迟到了，他们至少得确定你的行李已经到位了。在球队里，每个人都要对自己的室友负责。你得承认这种管理制度会导致一些实际生活中的问题，每个球员也都能说出这些问题，但它同时也带来了一些巨大的好处。最大的好处莫过于室友的存在更有利于球队团结在一起。如果你把我们那时的理念和现在相比较，如今的年轻球员在人际关系上真的所知甚少。他们认为每个人就应当有一间自己的房间。另外一个好处就是当时我们可以学到如何与他人相处，怎样和每个人保持融洽的关系，去主动了解其他人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 吉姆-巴雷特/Barnett：我们那时候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比现在更紧密，我记得经常会看到有人在机场用欢呼声迎接我们。可能过去我们的神经并不是那么的敏感。比如我和阿尔文-海耶斯(Elvin Hayes)一直关系不是特别好，事实上他和很多人关系都不好。在密尔沃基，他不知道怎么地开始对我发脾气，追着我满飞机场跑，但就是抓不到我。我跑啊跑，终于找到了辆出租车，打车回了酒店。那天下午，我们还有一场比赛要打。我们做客密尔沃基，对手阵中有改名前的贾巴尔，那时候他还叫Lew Alcindor。根据战术安排，海耶斯需要和贾巴尔对位，而且这场比赛是会向全美直播的。海耶斯当时非常恼火，于是故事就这样发生了：当时的教练Jack McMahon非常喜欢我。我们在比赛前都呆在更衣间里，我认为当全部球员在周围的情况下，海耶斯是无论如何都无法对我做什么的。队员们都已经换好了球衣，此时距离比赛开始只有不到半小时了。而海耶斯依然穿着便装坐在一旁，Jach教练告诉他离登场时间只有10分钟了，让他最好快点换好球衣。这是海耶斯居然说：“我不上场。” 对的，这就是他当时的回复，他说话基本不用动词。教练问他是不是受伤了，他说没有。他看着我问教练：“这个人要上场？” Jach教练说：“是的，吉姆是先发球员，他会负责防守奥斯卡-罗伯特森(Oscar Robertson)。”海耶斯又说：“他上场我就不上场。”这时Jach教练把我叫出更衣室，问我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一五一十地告诉了他，然后他说：“听着，我并不是在指挥你如何做，但是我们的老板Bob Breitbard如果要解雇某人的话，我们知道一定不会是海耶斯，他可是上个赛季的联盟得分王。如果有人必须离队，那可能会是你。我知道你喜欢圣迭戈，也请把你认为要做的事情做完。”我之后进入更衣室，和海耶斯道了歉：“对不起，阿尔文，我为昨天晚上我所说的那些话抱歉。事端终于结束了，球队整装待发，我记得那场比赛的前几次进攻里，我好像在快攻中给他来了个背后传球助攻，他接球后在中路扣篮得分。这让他那场比赛一直很开心，我们也因此重修旧好。 我觉得旅行里最大的问题是我们住的旅馆总是不给力。如果能住进像假日酒店这样的地方，那估计我们要高兴坏了，但这只是一个愿望。我刚进联盟的时候，球员一天的餐饮费标准是10美元。在我的整个职业生涯里，我们旅行在外都只能和队友住双人间，分别睡在各自的床上。我在勇士呆了三年，在那里我遇上了我最好的朋友和室友Clyde Lee，他毕业于范德堡大学，身高6尺10寸。他有个习惯，喜欢把行李箱放在床尾，并且把毯子盖在那上面，这样我们就能有更多一点的空间。 那时球员生活的一部分就是在比赛后大家一起出去喝酒，Jach教练也常常和我们同行。如果我们哪次忘了叫他，他就会不高兴。他会说：“你们这群家伙昨晚把我坑了，你们到底去哪里了？” 他虽然是一个39岁的篮球教练，但也是我们的好朋友。在客场之旅时，他总是尝试帮你找女人。这就是我们生活的一个侧面。我还记得有次凌晨三点开车去一家酒店。那是在辛辛那提，球员们自己租车，带回来好几个女人。这时Jack教练的车在我旁边出现了，我们并排行驶着。我们互相对视了一下，他首先伸出拳头表述对我的支持。我认为那时他很高兴看到像我这样的年轻人可以做应该做的事情。要知道第二天晚上我们还要去客场打比赛。 汤米-海因索恩/Heinsohn：有次我们客场打湖人，凌晨两点才到洛杉矶，我们原以为酒店会给我们预留出足够的房间给我们休息，但到了才发现房间数量不足。那时队里的Carl Braun在纽约尼克斯的时候就已经是全明星球员了，奥尔巴赫教练在他的职业生涯晚期看中他，希望他能帮助球队。Carl当时没有固定的室友。由于我曾经和他同住过，所以球队把他和我还有另一个队员安排进了同一个房间。其实不仅仅是因为房间数不够，还因为没有其他房间愿意接纳他。球队问酒店方面：“你们准备怎么安排Carl Braun？”酒店经理说：“我所能想到的就是在大宴会厅放一个小床，然后给他明天早上第一个空出来的房间。”第二天早晨7:30，Carl在大宴会厅正中间醒来，他的周围是一个正在举行早餐会的宗教团体。 谈谈“红衣主教”奥尔巴赫 萨奇-桑德斯/Sanders：奥尔巴赫教练是很特别的一个人。有次我们在费城打完比赛，需要冒着巨大的暴风雪赶回波士顿。在主场我们还要和雪城国民队打一场比赛，国民队已经在波士顿等我们了。他们前一天晚上没有比赛，而我们貌似要被困在费城了。奥尔巴赫把我们召集在一起，当他在和我们说话的时候，一辆火车正好进站停在他的身后。他让我们统统站到一边，然后开始了长篇演讲，而且时不时地往他肩膀后的火车瞥几眼。他说道：“小伙子们，你们最好确保自己能准时到波士顿。下午我们还有场比赛，我希望到时候看到你们穿着球衣上场比赛。”他一步步往后退，然后大声喊道：“每个人自己想办法回去！” 是的，他跳上了那辆原来在他身后的火车。那辆列车已经满载了，他早就和列车长打过招呼，他知道奥尔巴赫是谁。所以奥尔巴赫教练搞到了一个位子。我们问他还有没有空座，他说没有了，已经不能再上车了。记得奥尔巴赫教练在火车离开月台的时候还冲着我们笑。我们这些球员可能不得不租车回波士顿。几个队员在当地有朋友可以开车送我们去波士顿或者纽约，然后我们可以再在纽约坐巴士或者自己租汽车回到主场。但我们必须自己找到在当天下午前回到波士顿打比赛的方法。 还有一次我们的飞机准备要着陆了，突然遭到了横向气流的干扰，飞行员正忙着快速定位。他告诉我们：“我想我们遇到麻烦了。现在一股时速达到每小时45英里的侧风正猛烈地敲击着飞机。我可能暂时无法完全掌控飞机，但我们应该有办法做到。”他是通过飞机上的语音系统讲这些话的，并且要求每个人根据紧急迫降的要求就位。这时候，奥尔巴赫教练突然喊道：“谁来帮帮我？我没办法把腰弯到那么下面。”他还在求救，我们也在拿他开玩笑。当然没有人起身去帮助他。他声嘶力竭地样子仿佛快把他自己的肺撑爆了。飞机终于到达了目的地。这时候估计飞行员都已经瘫倒在驾驶位上了。我们显然成功控制住了飞机，但奥尔巴赫教练那次尖叫的笑话却被流传了好久。 鲍勃-库西/Cousy：估计你们已经听说过了，红衣主教有时候挺操蛋的。 过去我们一般会四个人挤一辆出租车，如果你的车上有个新秀，我们基本会让新秀最后下车来付车费。技巧就是让新秀坐在后排的中间，这样当司机到达目的地后，其他三个人分别第一时间从三扇门下车，打开车后的行李厢，飞快地拿着行李直冲酒店，只留下可怜的新秀坐在车上结账。甚至有人还特意让新秀和自己坐一辆车。我们让新秀付钱主要是因为奥尔巴赫在报销车费这事儿上实在太蛋疼了。他总是会让你感到一些不舒服。估计载我们的出租车司机一定认为碰上了几个神经病，车上的这四个年轻人在到达终点时要女妖一样的四散逃窜，只留下一个倒霉蛋买单。当然，我们每个人都会有付钱的时候，但通常你更倾向于让新秀干这事，毕竟要在“红衣主教”那里搞定报销实在是太难了。 吉姆-巴雷特/Barnett：我们如果要去纽约或者巴尔的摩打比赛，那一定是当天直接从波士顿坐飞机去。除非比赛日没有航班，否则我们一定不会早一天到客场，这是考虑到住宿成本和球员日工资的结算。通常情况是，我们会在比赛当天的中午到，在酒店客房呆个三小时左右，然后出发去球馆。开玩笑地说，这种在酒店客房的日工资结算方式使得我们在某种程度上和“妓女”类似。记得有次我们刚抵达纽约的拉瓜迪亚机场(LaGuardia)，从机场打车到酒店差不多要6美元。我和John Havlicek, Satch Danders坐一辆的士。那时我还是名新秀，按照惯例我付了6美元的车费，还给了司机一美元的小费。奥尔巴赫教练知道这件事情后，敲着我的头告诉我小费给太多了，并让我想办法自己把多给的部分要回来。所以第二次做客纽约的时候，我记得那次车费貌似是5.5美元，我只给了司机50美分作为小费。他却直接把这两枚硬币扔到窗外的人行道上，说道：“你们四个人坐车，小费只有50美分？”但这确实是奥尔巴赫教练逼我这样做的。 汤米-海因索恩/Heinsohn： 对于从机场或者火车站到酒店的出租车费，当时没有人愿意付这钱。所以，如果那时候有新秀在车上，他就会被要求买单。而一到酒店大堂，你会马上看到红衣主教出现在酒店并着手报销事宜。比如说，某个人的出租车费是3.5美元，而另一个人的是4美元，那这两个人每人将得到3.5美元的报销额度，所以没人愿意付出租车钱。我就有一次坐了出租车，正好车上没有新秀，这种情况一般是谁的箱子在最底下谁付钱。那次我们是作客费城打比赛，我上了辆的士，我的行李是在最上面的。所以我认为我不会付钱，然后求着红衣主教报销了。下车时，队员们打开了的士尾部的门，Frank Ramsey的行李箱当时在最底下。当我弯下腰准备取行李时，他突然把自己的行李抽了出来，他箱子的角正好撞到了我两眼中间的部位，这把我撞晕了，其他人则直接去了酒店。出租车司机问和我同行的队友：“你们谁来付车费？” 队友看着我说：“等这个人醒了，他会付钱的。” 英文原文：http:///features/bob-cousy-elgin-baylor-walt-frazier-tommy-heinsohn-others-talk-travel-nb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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