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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玛格丽特·杜拉斯在《情人》中塑造了一个“他者”的形象,这一形象是作家对特定历史时期中国文化现实的一种描述,这种描述契合了欧洲人对中国及中国人的想象,通过文化“他者”完成了本民族文化身份的再认同。 [关键词] 形象学 “他者” 文化身份 玛格丽特·杜拉斯是二十世纪法国文坛最具个性的女作家。《情人》是她在1984年发表的一部带有自传色彩的作品,小说讲述了一段令人终生难忘的爱情。当年就获得了法国著名的龚古尔文学奖,在此之前的一年,该书已销售了420万册,由香港影帝梁家辉主演的电影《情人》更是让无数影迷倾倒,《情人》的成功 使得人们竞相阅读杜拉斯。 玛格丽特·杜拉斯1914年4月4日出生在法属殖民地的交趾支那(越南南部的旧称),她整个的青少年时期都是在那里度过的,18岁时才迁居法国。“肮脏的小安南人”,“黄皮肤的瘦弱孩子”,“印度支那的少女”,都是杜拉斯对自己的指称,印度支那的一切给她留下了永生难忘的印象,并扎根于她的意识深层,成为她潜意识的文化之根,对她的创作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东西两种文化在她身上交流、碰撞,留下了深深的烙印,特殊的文化身份使她“面对西方经常处于一种失语与无根状态,却在面对东方时又具有西方人的优越感。”不同的文化背景使她的创作具有非常丰富而多变的内涵。 在当时的印度支那,充斥着种族歧视和等级观念。白人是高贵的上等种族,白人中又分为很多等级:非常富有的大庄园主、做贸易的、殖民地行政机构的高级官员等,再往下是中等收入的白人商人、教师、最底层的穷白人。整个殖民地社会等级森严,阶层分明。杜拉斯一家处于白人社会的最底层,贫困使她们虽身处同类之中,却常常被排斥、被嘲笑甚至被压迫,杜拉斯的母亲因不知贿赂殖民官员,买到了一块无法耕种的土地,导致破产,她的家庭是因为贫困而受到印度支那白人社会的排斥和鄙视。尽管她母亲竭力维持着这个家庭所谓的白种人的尊严,但贫困还是使他们的生活更接近于当地人而非白人。但作为法属殖民地的白人,他们在种族地位上毕竟还是优越于当地人,在面对当地人时所享受到的优厚待遇使杜拉斯不自觉地拉开与他们之间的距离,这使得她在潜意识中认同了白人的文化身份,并有一种身为白人的优越感,“长期生活在地区性饥馑中的‘少年-老人’,他们是那样,我们不是那样,我们没有挨过饿,我们是白人的孩子,我们有羞耻心,我们也卖过我们的动产家具之类,但是我们没有挨过饿,我们还雇着一个仆役……是他伺候我们吃饭……有的时候……我们也要摆摆架子,乌七八糟的东西不吃。”可以说杜拉斯的家庭既处于白人社会的底层,又在种族地位上占有优越的位置。白人的家庭背景和殖民地时代的社会价值观念以及种族主义意识都对她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种文化身份使得她以俯视的眼光注视着第三世界的人们,并且在有意无意间赋予他们“他者”的特质。《情人》中的中国男人就是一个体现了文化差异性的“他者”形象,本文从形象学角度对这个形象进行分析。 文学研究中形象学的研究对象既可以是国别文学作品,比如研究一国中某部作品里的人物形象,也可以是超越国界的,即研究文学中的异国形象。比较文学中的形象学仅涉及后者,“异国形象属于对一种文化或一个社会的想象”,也就是说比较文学中的形象学是在一国文学中对“异国”形象的塑造或描述,其核心是对“他者”形象的认知。传统形象学重视研究形象的真实性,即形象与“他者”的差距,当代学者则偏重于对形象创造主体的研究,即作家是如何在作品中塑造“他者”形象的,以及他们是如何理解、阐释作为他者的异国异族的。这种研究的重要层面是作者与社会集体想象间的关系,“一个作家(读者)对异国现实的感知与其隶属的群体或社会的集体想象密不可分。”所谓社会集体想象物是指全社会对某一异国社会文化整体所作的阐释。《情人》里中国男人的形象体现了社会集体意识对杜拉斯的影响。 在法国文学中,18世纪是理想中国形象的鼎盛期,从19世纪开始欧洲人对中国人的蔑视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集体想象。他们常用“野蛮”、“非人道”、“兽性”这些形容词来总结对中国人的看法,对他们来说中国人是缺乏个性的群体,常用动物来和中国人作类比,“‘蚂蚁’是最常见的比喻,而在保尔·蒂伏瓦的《中国蝉》中,我们看到有‘黄猕猴’和‘猴子’的称呼;康拉德·迪丰的故事里称中国话为不可理解的呜呜的喉音……在卡米尔·莫克莱尔《东方圣女地》里,中国人有‘一张几乎非人的脸’,而当利上尉在《黄祸》里则命人流放‘那些无法无天的黄皮肤的乌合之众’。显然,这个遭受极度蔑视的中国形象反映了一些种族由于经济和工业力量强大而产生的优越感,他们需要证明自己是唯一拥有文明的民族,以便替自己的帝国主义野心开脱。”西方是用自己的文化价值体系去衡量“他者”,通过意识或想象中的“他者”来确立自身,以体现自我的优越性。正如法国学者巴柔所说:“一切形象都源于对自我与他者,本土与异域关系的自觉意识之中,即便这种意识是十分微弱的。”“‘他者’形象都无可避免地表现为对‘他者’的否定,而对‘我’及其空间的补充和延长。这个‘我’要说‘他者’……但在言说‘他者’的同时,这个‘我’却趋向于否定他者,从而言说了自我。” 二十七岁的男青年应该是刚毅有力的,而《情人》中的中国男人却是一个缺乏个性,伤感、胆怯、软弱、没有行动能力、没有自主性的“异”质形象。当中国男人在湄公河上第一次遇见这个十五岁半的白人小姑娘,向她走过去时,他是胆怯的,他的手直打颤,因为他不是白人。与白人小姑娘贫困的家庭相比,中国男人显然具有极大的经济优势,可他依然胆怯,只因为对方是个白人,在这里,种族的优劣是很明显的。“他一再说在这渡船上见到她真是不寻常……一个白人姑娘,竟坐在本地人的汽车上,真想不到。”中国男人也认可了这种所谓优劣,并感到非常荣幸。在整个情感经历中,中国男人始终处于一种从属的、被动的地位,甚至在性事上,“他转过身去,退到床的另一头,哭起来了。她不慌不忙,既耐心又坚决,把他拉到身前,伸手给他脱衣服。”在小姑娘眼里,中国男人的“身体瘦瘦的,绵软无力,没有肌肉……他没有唇髭,缺乏阳刚之气……人很柔弱”,此时的中国男人给我们的感受是被动而无能,相比之下,白人小姑娘却主动而坚决。中国男人是软弱的、没有自主性的,他找不到战胜恐惧去取得爱的力量,因此他总是哭。既没有勇气也没有能力永远拥有心上人,在经济上既依赖家庭的供给,又对这种命运痛哭流涕。既优柔寡断又胆小怕事,没有勇气承担责任,处于一种消极状态。小说中不仅中国男人是“异”质形象,而且“中国话说起来像是在吼叫,总让我想起沙漠上说的语言,一种难以想象的奇异的语言。”中国人“就像无家可归的野狗那样肮脏可厌,像乞丐那样盲目又无理性,”从中国饭店发出的声音“在欧洲简直不可想象……任何人在这种饭店吃饭都无法谈话……我们来到最清静的一层楼上,也就是给西方人保留的地方,菜单是一样的,但闹声较轻,这里有风扇,还有厚厚的隔音的帷幔。”这种描写观照出了杜拉斯所从属的西方优越感。杜拉斯没有来过中国,显然,她对中国的感知并不是通过自己的直接接触,而是受到了社会集体想象物的影响。这种模式化的描写实际上代表了当时欧洲人对中国人甚至黄种人的普遍看法。这种社会集体想象物在中国男人请白人小姑娘的家人吃饭时得到了集中展示,“‘我’的两个哥哥大吃大嚼,从不和他说话,他们根本看也不看他,”因为大家都觉得‘我’与情人交往是为了他的钱,‘我’不可能爱他。这种爱情不会有结果,“因为他是一个中国人不是一个白人。”小姑娘的哥哥认为对一个非白种人产生感情是无法想象的事,所以他们在中国男人面前尽量保持着白种人的尊严,对中国男人不屑一顾,极其轻蔑。在享受着中国男人的盛宴时依然无视他的存在。在种族观念的影响下,白人小姑娘的母亲和哥哥把与中国男人的交往看成一种耻辱,内心深处存在着一种对黄种人的偏见或者说歧视,她们虽过着近似于当地人的艰苦的生活,却对黄种人有着根深蒂固的鄙视。即便中国情人曾受过西方的高等教育,会说法语,举手投足间有着几分西方的优雅,并且家境富裕,过着他们远远不能企及的富裕而舒适的生活也不例外。因为他毕竟还是一个黄种人,这是不可改变的事实,这正是种族中心主义在西方强权社会根植的观念。最后,小姑娘离开了中国男人,尽管她虽然在哭,但是没有眼泪,因为他是中国人,不应为这一类情人流泪。从始至终白人小姑娘一直以一种居高临下的眼光注视着中国男人,他们之间的爱情关系显示了种族差异所带来的等级。 小说题名为《情人》,实际上中国男人并不是重要人物,小说中用“他”或“堤岸那个情人”来指代他,他只是白人小姑娘的一个陪衬,处于一种从属的地位,整部小说的叙述视角、叙述语态都是属于白人小姑娘的,中国男人没有言说的权利,只能默默地接受一切。他总是柔弱、伤感、优柔寡断,身为男人,却是女性化的表现,自始自终由女孩决定一切。女孩代表了西方的强势,而中国情人自然成为了东方世界弱势的代表。这个沉默的他者形象契合了西方社会集体意识关于中国的想象。巴尔曾经说过:“‘我’注视他者,而他者的形象同时也传递了‘我’这个注视者、言说者、书写者的某种形象。”杜拉斯笔下的“中国情人”是一个虚构的“他者”镜像,通过这个“他者”发现并认识了自我,强化了集体无意识,完成了文化身份的确认,使自我身份得到了归属。文学作品中的异国形象是对异国文化现实的描述,《情人》中的这个他者正是作者对特定历史时期中国文化现实的一种描述。 参考文献: [1][法]玛格丽特·杜拉斯.袁彼一,黄荭译.外面的世界[M].桂林:漓江出版社,1999,24. [2][法]玛格丽特·杜拉斯.王道乾译.情人[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81.8.29.34.36.41.44. [3]王岳川.后殖民主义与新历史主义文论[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 1999,43. [4]孟华.比较文学形象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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