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贬居儋州的苏轼（哲宗时期62岁至65岁）漠瀚

江山携手 2016-0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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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贬居儋州的苏轼

漠瀚

摘要：苏轼晚年贬谪海南岛，以其热爱祖国山河同情人民疾苦的博大襟怀，以其积极的入世精神，以儋州为家的大义，帮助儋州黎民百姓摆脱陋习，发展农业，敷扬文教，为整个儋州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与民族融合作出了巨大贡献，产生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苏轼儋州业绩

苏轼居儋三年余对儋州地区的影响是巨大的。同样，儋州的域外奇异风光淳厚的黎族人民慰藉着屡遭流放的苏轼那茫无所措绝望的心情。

晚年的苏轼并没有被章惇之辈所吓倒，他以宽广的胸襟，坚韧的报国信念，同情人民疾苦的思想感情，以他热爱祖国大好河山的诗人气质，与儋州地区规矩老实的黎族人民迅速融为一体，克服种种艰难困境，把儋州当作自己的故乡，“我本儋耳人，寄生西蜀州。忽然跨海去，譬如事远游”。[①]他深深爱上这片荒蛮之地，高唱：“余生欲老海南村，帝遣巫阳招我魂。”（苏轼《澄迈驿通潮阁二首》之二）他在这片南荒之地浇洒心血，甚至感慨：“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苏轼《六月二十夜渡海》）

苏轼为什么在短短几年内能够将“鬼门关”儋州当作自己的家乡？对这一问题的分析，有助于我们全面地了解苏轼对整个儋州地区乃至整个海南岛发展的巨大贡献，并且能够清晰地认识到苏轼作为一代文宗的伟大思想抱负。

一、苏轼被贬儋州

苏轼，字子瞻，谪居黄州时自号“东坡”，嘉祐元年（1057）苏轼二十二岁，与弟苏辙中同榜进士。苏轼旷达超然，学识渊博，为人坦荡，讲究风节，有志于改革朝政且勇于进言。但由于注重政策的实际效果，他在王安石厉行新法时持反对态度；后来，当司马光废除新法时又持不同意见，结果多次受到排斥打击。其中有两次最为严重。第一次是45岁那年因“乌台诗案”而被贬至黄州，一住四年。第二次是在59岁时被贬惠州，在他以为晚年可以安居惠州之际，也就是他盖的房子落成大约两个月光景，他又接到远贬海南岛的命令。

海南岛当时居民以黎族人居多，北部沿岸有少数汉人。儋州位于海南岛西北部，濒临北部湾，称昌化军（又称儋耳），农田荒废，衣食粗糙，瘴疠风涛横行，荒辟异常。儋州“周围二千余里，中盘黎峒，峒有黎母山，诸蛮环居，号黎人”[②]，“不服王化”[③]，“前此黎人屡叛”[④]，“亦古今之通患也”[⑤]。有“鬼门关”之称，历来为封建统治者贬谪逆臣，放遂政客之险恶场所。

苏轼被贬儋州时，已62岁，到底他会被流放在这里多久，颇难预卜，生还中原之望，甚为渺茫。他在《到昌化军谢表》中说：“并鬼门而东骛，浮瘴海以南迁。生无还期，死有余责。”在《与王敏仲书》中更是绝望：“某垂老投荒，无复生还之望，昨与长子迈诀，已处置后事矣。今到海南，首当做棺，次当做墓。乃留手疏与诸子，死则葬海外，生不契棺，死不扶枢，此亦东坡之家风也。”全家人送至江边痛哭诀别，“子孙恸哭于江边，已为死别”（苏轼《到昌化军谢表》）。苏轼当时的茫无所措绝望之态不言而喻。

苏轼一登上海南岛就受到了张景温、黄宣义等人士的欢迎，随即乘轿沿海南岛西北部海岸赶赴儋州。在儋州又受到了县官张中的热情招待，没有住所，张中就安排苏轼住在公馆旁边的一所官舍里，这所官舍只是一间破旧的小屋子，秋雨一来，房顶就漏水，所以不管白天黑夜只要下雨，苏轼就得将书桌与床东挪西移，“如今破茅屋，一夕或三迁。风雨睡不知，黄叶满枕前”（苏轼《和怨诗示庞主簿邓治中》）。张中得知，于是派人用公款稍加修缮。后来，章惇派董必到广西察访，顺便看看苏轼是否被黎人折磨得生不如死，却发现苏轼活得依然逍遥快活，于是将张中革职他调，诬苏轼“强夺民居”，将苏轼“遂出官舍”，使苏轼无处可居，这就是有名的“遂出官舍”事件。

儋州的老百姓看到这种形景，于是纷纷慷慨相助，在城南污池之侧桄榔林下动手帮苏轼搭了几间茅屋，使苏轼免于露宿，苏轼感激之情难于言表。从此，苏轼就此安居了下来。

二、海南岛奇特的风光拓宽了苏轼的胸襟

苏轼告别琼州府赶赴儋州途中忽遇清风急雨时，他忘记自己是个被贬逐的政客，忘记他在惠州立下的“焚笔砚断作诗”（苏轼《答参寥书》）的誓言，在海南岛的急雨云雷之间的美妙奇幻景象中陶醉留连。白粤山川，南海诸岛，景物奇异，风光迷人，海南岛更是壮美兼收，奇情并蓄，这里的山光水色，奇珍异兽，瑶草琪花，风土人情等等无不使苏轼充满好奇新鲜感，他惊异感叹，触物兴怀，为海南的风物所倾倒所陶醉。于是，他像当年办完母亲丧事后和父亲、弟弟返京途中游览山川名胜一般被奇特的景致开阔了胸襟：“急雨岂无意，催诗走群龙。梦魂忽变色，笑电亦改客。应怪东坡老，衰颜语徒工。久矣此妙声，不闻蓬莱宫。”（苏轼《行琼儋间，坐肩舆睡梦中得句云：“千山动鳞甲，万古酣笙钟。”觉而遇清风急雨，戏作数句。》）看着这样一场突如其来奇丽的急雨急风，他绝望无奈的情绪被冲洗得一干二净，他只觉得痛快淋漓，“幽怀忽破散，咏啸来天风。千山动鳞甲，万谷酣笙钟”（苏轼《行琼儋间，坐肩舆睡梦中得句云：“千山动鳞甲，万古酣笙钟。”觉而遇清风急雨，戏作数句。》）。

苏轼在路过黎母山（今儋州市松林岭）时，看着黎母山的雄奇挺拔及其腹地的美丽景致，即刻感叹：“突兀隘空虚，他山总不如。君看道旁石，尽是补天余。”（苏轼《儋耳山》）“奇峰望黎母，何异嵩与邙。飞泉泻万仞，舞鹤相低昂。分沐未入海，膏泽弥此方。”（苏轼《和拟古九首》之四）这时的苏轼身处的不是域外了，黎母山和中原的嵩山与邙山一样，它们都是祖国的名山，都是故乡的沃土。在儋州的第二个春天，面对儋州独特的生机盎然迷人景色。苏轼更是陶醉不已，“春牛春仗，无限春风来海上。便丐春工，染得桃红似肉红。春幡春胜，一阵春风吹酒醒。不似天涯，卷起扬花似雪花”（苏轼《减字木兰花·己卯儋耳春词》）。

这些诗篇，这些诗句，这种乐不思蜀，视儋州为故乡的情怀，和他贬琼之初发出的悲叹“何时得出此岛耶”[⑥]是多么强烈的对照，多么明显的转变。苏轼已深爱上了这片蛮荒之地的热带风光，深爱上了这片南荒之土，忘记了身处“鬼门关”!

苏轼在思想上主要接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兼纳了道家和佛家的思想。李庆皋在《苏轼思想“大杂烩”论辩》一文里认为，在“乌台诗案”以前，苏轼的思想以儒家为主；黄州时期，佛老思想占据了主导地位；从元祐元年开始，苏轼“长期埋在心底的建功立业，致君尧舜的儒家思想被唤醒，又占据了上风”；到桑榆暮年，又遭到贬谪，他这一时期的思想又一次地大颠倒，佛老思想又升帐为主帅，儒家思想则退居次位。苏轼善于批判地在佛老思想中吸取安贫乐道的思想，随遇而安。王水照在《苏轼的人生思考与文化性格》一文中分析了苏轼对人生问题及生死问题的看法，总结了苏轼人生道路上的两条基线：一是儒家的俗世精神；一是人生苦难意识和虚幻意识。苏轼的这种人生体验没有发展到对整个人生的厌恶和伤感，“其落脚点也不是从前人的政治退避，变而为对社会的避退”。文章还分析了苏轼“人生如意”与“人生如梦”感慨的独特性与苏轼文化性格中“狂”、“旷”、“谐”、“适”四因子，指出：“苏轼的狂、谐、旷、适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性格系统，统一于他的人生思考的结果之上。这些性格因子随着生活经历的起伏、变化、冲突，但他都能取得动态的平衡。”因而，苏轼虽贬于儋州，却能识见通达而不滞阻，心胸开阔而能因缘有适，不论是在如何崎岖坎坷的道路上，都能安之若泰、泰然自若。“老人与过子相对如两苦行僧耳。然胸中亦超然自得，不改其度”（苏轼《与元老侄孙四首》之一），“葺茅竹而居之，日啖薯芋，而华屋玉食之急，不存于胸中”（苏辙《追和陶渊明诗引》）。同时，黎人的热心帮助，故友深情厚义不惜千里跋山涉水而来拜访，更是使苏轼倍感慰籍，勇于面对生活的困苦，使苏轼在思想感情上也安居于儋州。

三、淳厚民风与流行民歌的浸染

苏轼一生为官清廉，两袖清风，为人耿直，注重友情，善于交际，入乡随俗。他戴着自己制作的椰子冠，背负盛酒的大瓢，到田间村口和农夫牧童嬉笑交谈，常常串门过户向诸黎百姓请教问题，和凡夫俗子交朋做友，一块酌酒吟诗，一起寻幽览胜，一道谈天说地讲古论今。“野径行行遇小童，黎音笑语说坡翁。东行策杖寻黎老，打狗惊鸡似病风”（苏轼《访黎子云》）；“半醒半醉问诸黎，竹刺藤梢步步迷”（苏轼《被酒独行，遍至子云、威、徽、先觉四黎之舍三首》之一）；“总角黎家三四童，口吹葱叶送迎翁”（苏轼《被酒独行，遍至子云、威、徽、先觉四黎之舍三首》之二）；“遗我吉具布，海风今岁寒”(苏轼《和拟古九首》之九）；“城东两黎子，室迩人自远。呼我钩其池，人鱼两忘返”(苏轼《和始春怀古田舍二首》之一) ；“借我三亩地，结茅为子邻”(苏轼《和始春怀古田舍二首》之二)这些诗句表达了诗人苏轼在儋州愉快的生活，黎人没有传说中那么“性犷悍”[⑦]，动辄“刀弓相向”[⑧]。苏轼认为海南岛不但“风土极善”，而且“人情不恶”（宋·范正敏《遁斋闲览》)。

当年苏轼被“遂出官舍”，无处可居，真可谓“海外穷独，人事断绝。”（苏轼《答程全父推官四首》之一) “资养所急，求辄无有”（苏轼《答程全父推官四首》之一），像他这样“劳费贫窘”（苏轼《与郑嘉会二首》之一）的政治囚犯，要想在异地他乡建屋筑室是不容易的！幸而淳厚的儋州百姓对他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与同情。黎人热情慷慨，帮助他在桄榔林中建造了茅屋五椽，并且分文报酬未取。“赖十数学者助工作，躬泥水之役，愧之不可言也”（苏轼《与程秀才三首》之一），“小客王介石者，有士君子之趣，起屋一行，介石躬其劳辱，甚于家隶，然无丝发之求也”（苏轼《与郑嘉会二首》之一）。然而，筑成屋，苏轼已是“囊为一空”了，苏轼说：“初至僦官屋数椽，近复遭迫逐，不免买地结茅，仅免露处，而囊为一空。”（苏轼《答程全父推官四首》之一）“尽买酒器以供衣食。”（苏轼《和连雨独饮二首》之一）苏轼窘穷潦倒之状不得而知。然而，儋州厚道的黎人不仅帮助他筑屋建室，还在平日里，只要苏轼缺食少用，黎人皆“薯芋人人送，囷庖日日丰”（苏过《斜川集》）；节日到来时，又给苏轼赠酒送肉，“明日东家知祀灶，只鸡斗酒定膰吾”（苏轼《纵笔三首》之三）。苏轼对儋州百姓的解衣推食的深情厚义真可谓感激不尽没齿不忘，“坎坷识天意，淹留见人情”（苏轼《和九日闲居》）。于是，苏轼把简陋的“桄榔庵”当成了他为宦以来最有意义的居所，“漂流四十年，今乃言卜居；且喜天壤间，一席亦吾庐”（苏轼《和陶和刘柴桑诗》）。这就是苏轼当年将儋州当作自己故乡的主要原因。

同时，苏轼也深受着儋州流行民歌的影响。“儋州自古歌似海，山歌多似百花开；人人都是山歌手，山山水水是歌台。”儋州地区是著名的“歌海”，“歌乡”。儋州的民歌，包括山歌、调声和民间乐曲等十多个种类几百个曲调。儋州民歌内容丰富，当地老百姓逢年过节、送旧迎新、贺喜办丧、择配团圆、打井修桥、喜怒哀乐等全以唱歌来表达。民间歌唱，风行于世。苏轼贬儋州之时就已亲见“野老已歌丰岁语”（苏轼《儋耳》）的景观，在他获赦北上将至广州时，仍然回味着“蛮唱与黎歌，余音犹杳杳”（苏轼《寄迈、迨诗》）。这些诗句都是对当时儋州民歌活动的真实记载。儋州的民歌给苏轼的印象是深刻的，难以磨灭的。

苏轼作为一代文宗，他怀着极大的创作热情深入民间，亲身体验民间生活，善于与黎民百姓打成一片。所以，当他处在“歌海”中时，他那颗绝望的心便被这韵味悠长独具特色的儋州民歌惊醒了，陶醉了。于是，面对着儋州多姿多彩的民间音乐活动，他的艺术创作更是热情高涨，忘记身处困境。他常常拄着拐杖出游，在田间在村中在山间里陶醉在从淳厚黎人口中所唱出的美妙儋州民歌里，从中获取儋州民间艺术的陶冶，丰富创作的艺术性。有一首叫《鹧鸪鸡》的民谣，至今在儋州地区广为流传，歌中唱道：“鹧鸪鸡，鹧鸪鸡，你在山中莫乱啼；多言多语遭弓箭，无言无语丈夫离。”这首民谣，相传是苏轼收集整理的，在民间教唱而流传下来，说的是一位新婚之妇，因为恪守娘家教规，平时待人处事，老老实实，寡言少语，被阔绰的夫家认为是“蠢货”、“笨蛋”，因而被丈夫赶出了家门。她在回娘家途中，触景生情，痛苦吟唱。这首民谣，用双关语，隐含歌者的慨叹，形象生动，富于哲理。苏轼听罢，想到自己坎坷的一生，引起强烈的共鸣，因而很快学会吟唱《鹧鸪鸡》，并且经常教黎民百姓学唱。这些传闻，生动形象地反映了苏轼晚年与儋州民间音乐的密切关系，他已把自己当作儋州人了，“鴃舌傥可学，化为黎母民”（苏轼《和始春怀古田舍二首》之二）。

儋州民歌与儋州人民的劳动和生活关系是异常密切的，是儋州“生产者的艺术”。儋州民歌是儋州人民在生产和生活过程中创造的，源头现已无法考证，只知儋州民歌真正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是在宋以后。儋州民歌近似古体诗词，十分讲究平仄韵律。在表现手法上，很注意修辞，善用比兴，词意优雅，富于文采，在对歌过程中往往引经据典，说古论今。歌手一方首先即兴命题赋韵，对方必须依韵答题对歌，走题失韵，平仄不当者为败。唱歌时，其仪态音调就跟古人吟唱诵读一样。儋州在宋之前文化未开，一片蛮荒，民歌的这些特点是根本不可能具备的。然而，苏轼的到来，兴办学堂，亲自授徒讲学，品诗论文，创作诗词，使整个儋州地区文化风气发生变化，儋州的文士耳闻目睹，在漫长的岁月中，模仿学习苏轼等历代文人的诗词歌赋，自己编唱山歌以自娱，慢慢地形成自己的特色。

四、改革陋习发展农业，促进民族和睦

儋州当时的生产力相当的落后，苏轼曾说：“海南多荒田，俗以贸香为业。所产余粳不足于食。乃以薯芋杂米粥糜以取饱。”（苏轼《和劝农六首》之一）“天祸尔士，不麦不稷。”（苏轼《和劝农六首》之二）黎人忽视农业生产，“以射猎为生”[⑨]，所有的金属、生活用具和粮食，如斧子、刀、五谷、布、盐、咸菜等都由中原输入，甚至米也由中原输入。苏轼在《与程秀才三首》中写道：“此间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在《与侄孙元老书》中说：“海南连岁不熟，饮食百物艰难，又泉、广海舶绝不至，药物酢酱等皆无，厄穷至此，委命而已！”每当这时，“尺薪如桂米如金”（苏轼《次韵郑介夫二首》之一）。总之，海南“大率皆无耳”（苏轼《与程秀才三首》之一）！苏轼看到这种情况，很是心痛。儋州地处海南岛西北部，濒临北部湾，属热带季风气候，“冬不冻寒，草木不调。四时花果水土无他恶，唯黎峒中有瘴气”。[⑩]没有传说中的那样瘴痢和疟疾横行，气候好，“四时俱是夏，一雨便成秋”。[11]非常适合农业生产的发展。于是，苏轼在考察儋州生产的基础上，总结出当地存在着许多不好的生活习惯，严重阻碍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民俗是劳动人民千百年来在劳动活动中逐步形成的，是深厚文化积淀的反映，有积极方面，也有消极东西，是不容易在短时间内改变的。苏轼贬居儋州，自觉地融入广大的黎民百姓中，以他渊博的学识和虚怀若谷的胸襟积极帮助黎民百姓摆脱陋习发展农业。

对儋州“坐男使女立”的风俗，苏轼写道：“‘土风坐男使女立，男当门户女出入。十有八九负薪归，卖薪得钱当供给……’南海亦有此风，每诵此诗，以谕父老，然亦未易变其俗也。”（苏轼《书杜子美诗》）同时，苏轼苦心劝说应该让男人出门挣钱养家糊口，不该让女人劳作而男人呆在家中带孩子管理家务。

当地的黎人“惊麏朝射，猛豨夜逐”（苏轼《和劝农六首》之三），以打猎为生，不喜耕作，农业生产无从发展。苏轼规劝黎人不要忽视农业，海南有很好的气候条件发展农业，“岂无良田，朊朊平陆”（苏轼《和劝农六首》之三）。发展农业才是致富之道，“春无遗勤，秋有厚冀”。（苏轼《和劝农六首》之五）

儋州当时的赌博现象严重存在，“逸谚戏侮，博奕顽鄙”（苏轼《和劝农六首》之六）。苏轼看到这一问题，即写诗规劝黎人，使之专心劳作，发展生产。对好吃赖做，游手好闲之人，赌博成性屡教不改之人，应该“投之生黎，俾勿冠履”（苏轼《和劝农六首》之六）。

令苏轼心痛不已的是，牛作为农业生产的主要工具本应受到重视，可是从中原输入的大批耕牛却遭到了屠杀。他在《书柳子厚〈牛赋〉后》写道：“岭外俗皆恬杀牛，而海南为甚。客自高化载牛渡海，百尾一舟。遇风不顺，渴饥相依以死者无数。牛登舟皆哀鸣出涕。既至海南，耕者与屠者常相半。病不饮药，但杀牛以祷。富者至杀十数牛。死者不复云，幸而不死即归德于巫，以巫为医，以牛为药。间有饮药者，巫辄云，神怒病不可复治。亲戚皆为却药，医不得入门。人牛皆死而后已。地产沈水香，香必以牛易之。黎之人得牛皆以祭鬼，无脱者。中国人以沉水香供佛，燎帝求福。此皆烧牛肉也。何福之能得？”

当地居民患病时一概由术士看病，没有医生，也不吃药，治病的唯一办法就是向苍天祷告，杀牛祭神，因此从中原输入的耕牛专为祭神治病所用，非耕作之用。从这段文字，不难看出苏轼对儋州农业生产状况深深的忧虑。其实，此时的苏轼已不是用一个局外人的眼光来审视身边黎人的状况，而是从一个“黎子民”的角度来思考自己所面临的问题。像这样的迷信愚昧，我们“何福之能得”？苏轼极力反对这一陋习，一方面，他写文规劝，敷扬文教；另一方面，利用他对中药的研究，把本地草药如倒贴子、地黄、菊花等制成秘方传授给当地的老百姓。

当地居民的生活用水来自不卫生的河沟污水，饮用后往往感染病菌生病，苏轼为帮助他们取得卫生干净的水源，在他居住的桄榔庵附近挖了一口水井，此井至今依然为附近的百姓所饮用。当时的黎人尚有“食腥”的习俗，“旧俗尚佛，相袭为佛会，有上帝会、白衣会、天妃会……神驾既近，每到村所即大享，会人相聚，酒食连日，豆肉生熟皆有”[12]；“亲死不哭，不饭，不食糯米，惟食生牛肉，以为哀痛之至”。[13]食腥同样造成病菌的入侵而生病，因此，苏轼建议当地的老百姓不要吃生食，大大提高了当地百姓的健康水平。

苏轼呼吁自己身边的黎人要改变儋州的落后局面，要“其福永久”（苏轼《和劝农六首》之四），提高生活水平，就必须改掉陋习，做到以下几点：（一）开垦荒田，多植稻谷；（二）引进中原优良品种；（三）改进农具，推广中原先进耕作方法。

当地的民族冲突相当严重。“黎分生熟。生黎居深山，性犷悍，不服王化，不供赋役，足迹不履民地”；[14]生黎，“性也犷横，不问亲疏，一语不合即持刀弓相向”。[15]这些黎人主要居住在深山里面，他们不会读书写字，所需要的生活用品和食物绝大部分由中原输入，他们在与汉人交易的过程中往往受到欺负，同时在衙门也得不到公道的审判。汉族官吏对黎人的压榨和剥削就更是严重，“贪夫污吏，鹰鸷狼食”（苏轼《和劝农六首》之二）。导致黎汉两族的矛盾日益加剧，黎人有时会偷袭市镇，然后退入深林中。

经济的发展需要政治的稳定，政治的稳定需要民族的进步融合。面对这种情况，苏轼从他忧国忧民的政治思想出发，劝规民族团结，反对动辄“持刀弓相向”。苏轼在他的《和劝农六首》中说：“咨尔汉黎，均是一民。鄙夷不训，夫岂其真。怨忿劫质，寻戈相因。欺谩莫诉，曲自我人。”他一方面极力宣传汉黎平等，和睦相处的思想，认为汉黎两族都是祖国的子民，是平等的，汉人不能轻视黎族人，忽视黎族人的存在。另一方面他希望双方发生矛盾时，多从自己本身去找原因，“欺谩莫诉，曲自我人”，体现了苏轼进步的民族平等思想。在苏轼的规劝影响下，儋州当时的民族矛盾有所缓解，农业生产也有了一定的发展。

五、倡导礼乐教化，变化人心

苏轼一生唯书墨纸笔为嗜好，“吾平生无嗜好，独好佳笔墨”（苏轼《付过》）。然而，海南无好纸好墨，令苏轼很是不爽，“此间纸不堪覆瓿”（苏轼《答程全父推官四首》之二），所带之“佳纸墨行且尽”，“将何以自娱”（苏轼《付过》）？甚至，“又书籍举无有”（苏轼《答程全父推官四首》之三）！儋州学舍就更是荒凉：“摄衣造两塾，窥户无一人。邦风方杞夷，庙貌犹殷因。先生馔已缺，弟子散莫臻。”（苏轼《和示周续之祖企谢景夷三郎》）苏轼官拜高职，认识到国家的兴旺发达，民族的进步融洽，除了依赖政治的开明稳定、经济的繁荣，还大大依靠教育事业的发展。因此，苏轼利用自身的影响力，积极兴办学堂，亲自授徒讲学，主张“教之使有能，化之使有知，是待人之仁也”。[16]至今儋州地区依然流传着苏轼设宴劝学的故事，可见苏轼对儋州地区教育事业的良苦用心。后来，为了讲学的方便，他“醵钱作屋”（苏轼《和始春怀古田舍二首》之一），与黎子云兄弟建起了“载酒堂”，这是苏轼从《汉书·扬雄传》的“载酒问字”的典故里取的名。在苏轼劝学倡导教化之风下，儋州地区的教育事业开始有了发展。同时，苏轼自己订补《易传》、《论语说》和撰成的《书传》作教材。苏辙在《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里记道：“最后居海南，作《书传》推明上古绝学，多先儒所未达。既成三书抚之叹曰：‘今世要未能信，后有君子，当知我矣。’”王国宪在《重修儋州志叙》里写道：“当时经义初行，海外无书可读，编成经说，传诵当时也；辨析经传，异义参求也；所成史论，分明易晓也；所成史断，浅近易解也。”最后，在苏轼的大力倡导之下，儋州的教育发展起来了。苏轼在《迁居之夕闻邻舍儿诵书欣然而作》一诗中，表示对儋州教育的曙光感到莫大的欣慰：“九龄起韶石，姜子家日南。吾道无南北，安知不生今。”像张九龄和姜公辅那样的人怎么知道不出现在今天的儋州呢？于是，从这个时候起，大批的学子便不惜路途迢迢纷纷慕名而来求教，使儋州成为了当时海南岛的文化中心。

儋州文化的兴起，是苏轼功业的闪光点。苏轼居儋三年，“以诗书礼乐之教转化其风俗，变化其人心”。[17]到他遇赦北上之时，整个儋州地区已是“听书声之琅琅，弦歌四起”[18]了。应该看到的是，一个地区文化事业的发展是靠多方面的因素的，不能单单归功于某一个人，但苏轼对当地的教化是功不可没的。《儋县志·选举志》中谈到：“吾儋自宋苏文忠公开化，一时州中人士，玉、杜则经术称贤，应朝廷之征聘，符、赵则科名济美，标琼海之先声。迄乎有元，荐辟卓著。明清之际，多士崛起……人文之盛，贡选之多，为海外所罕见。”《琼台记事录》中说：“宋苏文公之谪居儋耳，讲学明道，教化日兴，琼州人文之盛，实自公启之。”从这些史料记载，可见儋州文化的兴起，苏轼浇洒了许多心血与汗水，他那句“我本儋耳人”喊得是多么的贴切和深情！

苏轼在儋州敷扬文教对当地产生深远影响。苏轼北归后的三年，姜唐佐便举乡贡。大观三年（1109）儋州人符确成了海南历史上第一个进士。绍兴二十年（1154），赵荆亦中进士。“据记载，元代儋州荐辟者有符黎、谢有奎、黄珍、陈乾铺、羊倚等5名；明代中进士者薛远（官至户部尚书），中举者35名……”[19]

儋州当地百姓深受苏轼的影响，作诗吟诗的风气亦大盛。至今这种能诗善文的传统，一直被人称为“东坡遗风”，是东坡的教泽遗芳。

六、晚年的诗歌创作

在中国文学史上，苏轼曾被誉为“宋代最伟大的文人”[20]。他才华横溢，一生给后世留下了许多佳作，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苏轼被贬海外之前，在诗、词、文的创作上就成绩斐然。在海南岛，苏轼进入人生晚年，他的创作如何呢？苏轼在贬儋期间，以诗歌为创作主体，苏辙在《子瞻和陶渊明诗引》中说苏轼：“独喜为诗，精深华妙，不见老人衰惫之气。”苏轼不仅写了较多的有关黎族同胞的风俗习惯和社会状况的诗文，还在艺术风格上转向平淡自然。

苏轼一生创作的诗歌有两千七百多首，在苏诗中别具一格的是他的和陶诗，而和陶诗正是苏轼晚年所追求的“平淡自然”之境，“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苏辙《追和陶渊明诗引》）。苏轼“渐老渐熟，乃造平淡”，[21]王水照与王宜瑗在《苏轼诗词选注》一书的前言中指出：“这种日常生活化的旷达，表明苏轼是从内心深处对随缘自适的一种深刻认同，而不必强托外物故作旷达之态，形成了从平凡细事中观照世界、观照心灵的表现方式，导致了他追慕仿效陶渊明式的风格。”苏轼在《答程全父推官四首》其二中指出：“仆焚毁笔砚已五年，尚寄味此学。随行有《陶渊明集》，陶泻伊郁，正赖此耳。”

苏轼最早的和陶诗是元祐七年作于知扬州任上的《和陶饮酒二十首》，后到岭南遂一一追和；到儋州后不但继续和陶，还自编成一集，请苏辙写了《东坡和陶渊明诗引》，并说：“吾于渊明，岂独好其诗也哉！如其为人，实有感焉！”。苏轼的和陶诗每题在用韵和句数上与陶诗相同，在风格上相似，语言净洁平淡，意度高远，气韵清新。在内容上不受陶诗的局限，它是用陶诗原韵，仿渊明诗风来反映现实生活。在儋州所写的和陶诗，如《和西田获早稻》写道：“人间无正味，美好出艰难。”写日常事，抒发田园稼穑生活的体验和人间常理：只有劳动所得，方知食味香甜。《和杂诗十一首》其一写道：“从我来海南，幽绝无四邻。耿耿如缺月，独与长庚晨。”《和游斜川正月五日与过子出游作》写道：“春江绿未波，人卧船自流。我本无所适，汛汛随鸣鸥。”《和始春怀古田舍二首》其二里写道：“菜肥人愈瘦，灶闲井常勤。”《和拟古九首》其四写道：“芋魁倘可饱，无肉亦奚伤？”这些诗句表明了苏轼适应了当时的环境，和陶迎合了他当时的心境。生活中的种种苦况，内心的层层苦闷，都被诗人巧妙地化解在轻松风趣的诗行字间，平淡中足见蕴籍，意味无穷。苏轼还在《和拟古九首》其九诗中真实、生动和完整刻画了一位黎胞樵夫的崇高形象，诗中写到他形体枯削而精神完美，终生不识诗书，不识孔子、颜渊为何事，但却悠然自乐、不为荣辱所羁绊。他憨厚老实，看到诗人衣着单薄，而送“吉具布”给诗人防寒，令诗人感动不已。

苏轼在和陶渊明诗中所追求的“平淡自然”之境，体现了他崇尚真朴自然、不慕功名利禄的崇尚情操，是他真性情的宣泄，是对现实生活的安然处之，是对黎民百姓的关怀。

苏轼居儋三年，对儋州地区的影响是深远的，促进了整个儋州地区经济文化的长足发展。“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苏轼《自题金山画像》），这是苏轼对自己一生功业的评价和概括，在这三个迥然不同的贬所中，苏轼却将落后的儋州当作自己的故乡，可见他对这一“蛮荒”之地产生了深深的感情。苏轼在儋州以“海南万古真吾乡”（苏轼《吾谪海南，子由谪雷州，被命即行，了不相知。至梧，乃闻其尚在藤也。旦夕当追及，作此诗示之。》）的要求来建设儋州，浇洒心血让这一片沃土开花结果。并以积极的入世精神、独特的诗人气质和崇高的爱国思想给儋州地区带来深远的影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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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朱玉书.苏东坡在海南岛[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3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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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吕微芬,张燕瑾.宋代文学研究（下)[C].北京：北京出版社,2001年12月第1版

[5] 林语堂.林语堂名著全集:苏东坡传[M].吉林：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6] 吕慧鹃,刘波,等.中国历代著名文学家评传[C].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85年4 月第2版

[①] 儋县档案馆、儋县文史办公室.儋县志（卷十）[M].1982年3月，第192页。

[②] 儋县档案馆、儋县文史办公室.儋县志（卷一）[M].1982年3月，第109页。

[③] 儋县档案馆、儋县文史办公室.儋县志（卷八）[M].1982年3月，第575页。

[④] 儋县档案馆、儋县文史办公室.儋县志（卷八）[M].1982年3月，第577页。

[⑤] 儋县档案馆、儋县文史办公室.儋县志（卷八）[M].1982年3月，第57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