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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是我第二个家，但我永远不能属于这里。” 这句话来自一个叫做Bacani的香港菲佣。 在香港，有17万来自菲律宾的佣人，她们可能已经在香港生活了很多年，但香港对于她们来说，还是不能算一个能够叫做家的地方。 于是，星期天的香港中环的天桥或空地上，总能看见成堆的菲佣，在铺开的纸板上面聊天，玩手机，不用粤语，也不用英语。 但Bacani，她不一样。 一个礼拜唯一休息的一天，她总会拿着相机，走街串巷，拍下她眼中的香港，拍下这座城市的白天黑夜，喧闹安静，拍下那有缘擦家而过的香港人，以及那些和自己一样的外乡人。  就这样，一拍，就是六年。 除了她自己，没有人把她的行为和她的作品当真。可就是这样，2015年，她的作品在世界上奖金最高的摄影大赛哈姆丹国际摄影展上，击败了全国另外60000多份作品，得了第一。 可能因为同没有来自心底的归属感，她的照片和Vivian Maier总有那么一点相似，或许是都偏爱用那种近似于纪实的黑白，脱下城市外在的一切光影炫彩，只留下最纯粹的故事。 照片里的小女孩隔着毛玻璃露出一双好奇的眼睛观察着外面的世界，眼睛恰如其分的找到了缺口，略张的嘴巴，想要触碰的小手，都是对外面世界的渴求。而毛玻璃，则是一堵墙。  她说小姑娘就是她，对外面的世界有着强烈的好奇心与无奈的疏离感。到底，还是因为她身在异乡。 被冠上荣誉的她毫不在意，她只想做她自己。 她叫Xyza Cruz Bacani，7岁那年，她的妈妈就去了香港，等到自己19岁的时候，为了弟弟妹妹的学业，她放弃了自己的学业，和妈妈一样，来到香港，成了那30多万菲佣中的一个。 从小到大，她都有一个梦想，能够拥有一台属于自己的照相机。但家里穷，妈妈说，那是富人才会玩的东西。 刚开始到香港的时候，她和其他菲佣一样，会去中环和大家一起聊天，直到从74岁的雇主哪里借钱买了自己人生的第一台相机，她的生活，才有了改变。  在她眼里，在这座她作为菲佣的城市来说，是没有自由和平等可言的，但摄影不一样。按下快门的声音是一样的，拍照的人们说着同样的话，这个时候，大家是一样的。 于是每个周日，她换上自己喜欢的衣服，带上相机，走街串巷。 在她的镜头里，人们匆忙的走在维多利亚广场上，每个人看上去都是那样怀揣着不可及的梦，忙碌着，就好像镜头后面的她。  情侣坐在餐厅里，面对面，安静的玩着手机，透过屏幕都能听见的哒哒声。  拥挤的地铁上父亲闭上眼睛亲了亲笑得很开心的孩子。  累成这样，都是为了生活。  孩子躺在了沙滩上，海浪一波波卷起，像极了叙利亚沙滩上的三岁男孩，只不过眼前这个，得不到那么多关注，因为，他还没被死神带走。  她的镜头，总是那么真实，也可能是因为她的真实，她镜头前的人们哪怕面对镜头但没有丝毫的孤寂与不安。 在白求恩临时庇护中心里，受雇主虐待的外佣们，挤在这个小小的房间里，没有人笑，也没有人开口，22个床位挤了28个人，她们共用一个很小的厨房和厕所。   名叫Shirley的菲佣，背上被雇主烫伤了一大片，她举着之前拍下的照片，没有面对镜头，像被虐待的时候一样，什么也没说。 因为怕丢了工作而不敢去投诉，直到撑不下去才躲来救助中心，Bacani知道自己比她们都幸运得多。 于是Bacani和白求恩庇护中心合作了关于外佣的计划，以一个对等的身份，用自己的镜头，把她们的故事，诉说给人们，帮助这些无助的“外乡人”。 一边是菲佣，一遍是摄影师，身份的落差让她意外的成为焦点，因为那些计划，她赢得了Justice Centre Choice Awards人权奖，她也不再是过去那个一周只能休息一天的菲佣。 她说，有些东西在她看来，再多改变，也不能改变，于是，她的镜头，也会从香港，变成不一样的菲律宾。 最后一句 总是有一群人，让镜头说出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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