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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水是中国传统的方术，其中的荒唐无稽与暗合科学之处都同时存在。因为我常年讲授有关《周易》课程的缘故，时不常有学员会问及风水之事，甚至干脆就有人让我帮他们看看他们企业所在地方及建筑的风水，我一般都婉言谢绝。但因为问的人太多，我就稍微系统地看了一些相关书籍，大致理清了《周易》与风水之间的关系，略述于下。 《周易》是对此前中国哲学思想的一次较为全面系统的总结，《周易》的思想源于伏羲八卦，强调“天人合一”，《周易》思维的基本理路就是“推天道以明人事”。 风水，说到根本，就是中国古人通过对自然环境的观察、研究，确定居住与生存地点、确定建筑设计的问题。因此，风水包含了地理学、地质学、星象学、气象学、景观学、建筑学、生态学以及人体生命信息学等多学科内容。《易·系辞》谓：“古者包牺（伏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其后，殷、周两代文献，亦多有迁都营邑相地相宅的记载。可以看出，在《周易》成书之前，风水已经有了很长的发展历程。《周易》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进一步影响风水理论及实践的。 周族迁到岐山后，其西北是戎狄，东北是附庸于商朝的部落，东部是商王朝。 周族选择岐山，南部和西南是秦岭山脉，可以躲避上述敌人的进攻。故而在《周易》中形成了“利西南不利东北”的吉凶感应模式，被后世的风水说继承。 同时，由于周族长期处于弱小状态，又是农耕民族，在面对强悍的游牧民族以及强大王朝时，长期采取的是躲避、隐忍的态度。 这种态度反映在城市和建筑的设计上，就以防御、遮蔽、内敛为主要诉求。与自然的关系则强调天人合一，和谐相处。 周族的历史经验，强化了中国人对某些景观结构的特殊偏好，奠定了风水模式的基础。 比如，长城及类似的防御性体系的建立，实质上仅仅满足了一种心理上的需要，表现出中华民族文化心理深处对庇护性景观结构的强烈偏好。 而门这样一个本来是作为与外界相联系的通道，在中国人的理想景观模式中却有着浓厚的“关”的色彩，并辅以险峻的地势和龙虎狮象等形象。 中国古人建城市庙宇，顺序是先建城墙和门。 风水学古称堪舆学，这是一门传统方术，其宗旨是审慎周密地考察、了解自然环境，顺应自然，有节制地利用和改造自然，创造良好的居住与生存环境，赢得最佳的天时地利与人和，达到天人合一的至善境界。 风水理论认为，气是万物的本源，太极即气，一气积而生阴阳两仪，阴阳两仪相互感应产生出天地人，继而生出世间万物。这一理论的基础正是源于《周易》。 《管子·枢言》：“有气则生，无气则死，生者以其气。” 堪舆术也即风水学理论正是以阐释“生气”而架构的，所以古人安居必择“生气”旺盛的“藏风聚气”之地。 故郭璞《葬书》曰：气乘风则散，界水而止。古人聚之使不散，行之使有止，故谓之风水。 “无水则风到而气散，有水则气止而风无，故风水二字为地学之最。而其中以得水之地为上等，以藏风之地为次等。” 研究风和水的目的，是为了研究“气”。 风水理论在现代人听来十分玄虚，但其实践的结果却多有符合现代科学的地方。因为源于《周易》的太极阴阳学说、天人合一学说，即使从现代科学的角度看，也有合理处。 因此，历史上按照风水理论建造的城市、陵墓，大多符合现代生态学、景观学、建筑学的要求，达到了现代科学所说的“人与自然和谐”的要求。比如明朝北京城的选址与建筑、明十三陵的选址与建造、晋代风水大师郭璞对温州城的选址与城市设计，都是成功杰作。 但风水这一传统方术确实包含了太多的荒谬迷信的成分，这就是我基本不愿过多涉及的原因。 比如，对香港的风水，有风水师这样解说： 珠江水从西方以及稍偏西北的方向被“大屿山”截收入“维多利亚港”，然后珠江水经东南方的鲤鱼门消出，整个水局形貌状如喇叭——来水口大张去水口紧小，山主贵，水主富，香港聚收巨大的水气，从而确立了它是一个富局。由于珠江水是从西北方与西方流入香港，风水学以西北方属“乾卦”，对应于六运；西方属“兑卦”，对应于七运，因而“六运”（1954年-1974年）与“七运”（1975年-1995年），香港必成富地，但自1996年开始进入八运之后，香港就会走下坡路。 其实，香港的兴旺源于新中国建立后，由于西方国家对中国全面封锁，香港由此成为中国内陆与世界沟通的中转地，于是转口贸易、货运、金融业由此兴旺。改革开放后，特别是中国加入WTO后，香港作为中国内陆与世界沟通中转地的地位基本消失，其地位马上被打回原形。香港昨日的兴盛和今日的落寞其实是中国国家战略、内陆经济巨变的必然结果，与上面所说的风水基本无关。 “子不语怪力乱神”，我高度认同孔子的理性原则。 附记：本文部分观点参考借鉴了北京大学教授俞孔坚的《理想景观探源——风水的文化意义》（商务印书馆1998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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