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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齐平:情往似赠 兴来如答——欧阳修《生查子》| 文史知识

 博浪椎 2016-0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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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往似赠 兴来如答

——欧阳修《生查子》

南宋时越州有个“轻俊标致的秀士”张舜美,一次在杭州“逢着上元佳节”外出观灯,“遥见灯影中一丫鬟,肩上斜挑一盏彩鸾灯,后面一女子冉冉而来”。女子约他次日在十官子巷相会,两情既洽,共拟潜奔,谁知“出得第二重门,被人一涌,各不相顾”。张舜美误以为女子溺水而死,悲悼成疾。“瞬息又是上元灯夕”,他追思往事,仍去十官子巷,“可怜景物依然,只是少个人在目前”,闷闷回到房里,“因诵秦少游学士所作《生查子》词”。这首词就是:


去年元夜时,花市灯如昼。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  今年元夜时,月与灯依旧,不见去年人,泪满春衫袖。

明·佚名《上元灯彩图》


经过一些曲折,张舜美后来还是与那个女子团聚了。


这个故事见于明熊龙峰所刻宋元话本《张生彩鸾灯传》,冯梦龙又编入《古今小说》,改名《张舜美元宵得丽女》。从故事中,我们可以了解到描写上元男女约会的《生查子》词流传广、影响大。


元夕观灯与清明、寒食踏青挑菜一样,是青年男女欢会定情的机会,自唐以来便已相沿成俗。《旧唐书·睿宗纪》载:“上元日夜,上皇御安福门观灯,出内人连袂踏歌,纵百僚观之,一夜方罢。”刘禹锡的《踏歌词》有“唱尽新词欢不见”之句。《东京梦华录》卷六记北宋都城汴京元宵之夜:“别有深坊小巷,……酒兴融洽,雅会幽欢,寸阴可惜,景色浩闹,不觉更阑。”南宋都城临安亦复如此。《梦粱录》卷一载,当时“家家灯火,处处管弦”,“公子王孙,五陵年少,更以纱笼喝道,将带佳人美女,遍地游赏”。可见《张生彩鸾灯传》描写的由元夕观灯引起的爱情故事是有现实生活依据的,而其中所引用的《生查子》词同样是当时社会习俗的真实写照。


不过,小说把《生查子》词说成“秦少游学士所作”,却是弄错了作者。秦少游,即苏门四学士之一的秦观。他的词集,无论三卷本的《淮海居士长短句》或一卷本的《淮海词》,都没有这首词。清初毛晋刻《六一词》于此词下注:“或刻秦少游。”其实,明沈际飞评本《草堂诗余》卷上已谓此词“刻少游误”,而依杨慎《词品》卷二署作者为南宋的女词人朱淑真。近人况周颐《蕙风词话》卷四引魏端礼《断肠集序》谓朱淑真“蚤岁父母失审,嫁为市井民妻,一生抑郁不得志”语,认为“升庵(杨慎)之说实原于此”。大约杨慎觉得行为不甚合乎封建道德规范的妇女才会写下这样的词,所以他说:“词则佳矣,岂良人家妇所宜耶?”沈际飞完全承袭此说,亦谓“调甚佳,非良家妇所宜有”。直到毛晋合刻《漱玉词》与《断肠词》,跋语中还以《生查子》词评朱淑真为“白璧微瑕”。用道学家眼光来看这首《生查子》词,而将作者定为所谓“行止失检”的某女词人,元初方回已开其端了。他在《瀛奎律髓》卷十六评白居易《正月十五夜月》诗时说:“三四(春风来海上,明月在江头)佳句也,如李易安‘月上柳梢头’,则词意邪僻矣。”李易安即李清照。南宋道学之风日炽,王灼《碧鸡漫志》卷二即联系李清照改嫁事,谓其“晚节流荡无依,作长短句……闾巷荒淫之语,肆意落笔”。所以,方回因《生查子》“词意邪僻”,便想当然地嫁名于李清照。看来,《生查子》词作者之所以出现歧异,是与对作品本身的认识、评价有关的。说是秦观所作,也因为秦观“疏荡之风不除”(《碧鸡漫志》卷二),写了“销魂,当此际”的句子,曾被指为“却学柳七作词”(《历代诗余》卷一百十五引《高斋诗话》),还有“怎得花香深处,作个蜂儿抱”之类,“亦近似柳七”(彭孙遹《金粟词话》)。柳七即柳永,而柳永是“好为淫冶讴歌之曲”(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十六)的。


欧阳修像


实际上,这首词是欧阳修的作品。欧阳修虽被称为“一代儒宗”,但他的词,包括一些诗篇,却不乏爱情的描写。他并不像从前正统文人所颂扬的那样道貌岸然,也不像今天有些研究者所批评的那样在词中暴露了封建士大夫生活腐朽的一面。他的词表现青年男女的爱情生活,虽不能说具有何等鲜明的反封建意义,但在排斥爱情的礼教统治时代,还不免使得头脑冬烘的卫道者们感到有碍于风化,而尽力为他洗刷,说是“亦有鄙亵之语一二厕其中,当是仇人无名子所为”(吴师道《吴礼部诗话》)。实则这些词正反映了作为文坛领袖的欧阳修思想上颇为通达,创作上颇重情致。《生查子》词便是如此。


宋人元夕词多描写节日游乐,但往往停留于“帝里风光”的繁华,借以粉饰现实,点缀升平。至于青年男女在元夕的爱情活动,则只是侧面地有所反映,作为节日景象的陪衬。在宋人元夕词中,正面集中地描写男女爱情的作品为数甚微,而像欧阳修的《生查子》词就更是吉光片羽了。


《生查子》词反映的是一种民间习俗,同时体现着一些民歌情调。“人约黄昏后”有似乎“月出皎兮,佼人僚兮”(《诗经·陈风·月出》),“不见去年人”有似乎“爱而不见,搔首踟蹰”(《诗经·邶风·静女》),而“去年”与“今年”的映照,则手法又同于“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诗经·小雅·采薇》)与“昔别春草绿,今还墀雪盈”(《子夜四时歌》)。至于以聚会与离别的今昔对比来描绘刻骨的相思,那更是民歌中较为习见的表现方式,文人多有仿效,如刘禹锡的《杨柳枝》:


春江一曲柳千条,二十年前旧板桥。

曾与美人桥上别,恨无消息到今朝。


再如施肩吾的《杨柳枝》:


伤见路傍杨柳春,一枝折尽一重新。

今年还折去年处,不送去年离别人。


从唐代敦煌曲子词“清明节近千山绿,轻盈士女腰如束。九陌正花芳,少年骑马郎”(《菩萨蛮》),与“去年春日长相对,今年春日千山外。落花流水东西路,难期会”(《山花子》),尤其可以明显地看到《生查子》词所由嬗变蜕化的原型。以往评论欧阳修的词,只注意到他把词从五代花间体的浮艳浅俗引向清丽高雅的一路,而忽视了他的词跟民歌、民间词的一些联系。


正因为或多或少受到民间作品的影响,欧阳修的词善于描绘天真烂漫、对青春幸福充满美好憧憬的少女,表现她们的多情,表现她们内心深处因爱情追求而引起的欢愉与忧伤。而且《生查子》词运用词调的整齐字句,以及上下片字句的相同,又有意使字与句重叠,造成回还往复的韵律美。上下片的第一句“去年元夜时”与“今年元夜时”,第二句“花市灯如昼”与“月与灯依旧”,两两相对,把“元夜”“灯”作了强调,表明风光宛然,景色如故;而“人约黄昏后”与“不见去年人”,则是上片第四句与下片第三句交叉相对,虽是重叠了“人”字,却从参差错落中显示了“人”的有无、留去的天差地别,和感情上由欢愉转入忧伤的大起大落,从而使抒情主人公丰富深沉而起伏变化的内心,在少量的字句中得到了充分的表现,清新而自然,婉曲而流丽。从这种内容、格调、手法和句式中,我们都不难看出民歌的特色。


但不管《生查子》词在字句上如何讲求匀称一致,又如何有意错综穿插,它总的还是用上片写过去,下片写现在,上四句与下四句分别提供不同的意象以造成鲜明强烈的对比。它先写“去年”,是对于过去的追忆;后写“今年”,是对于现在的描述。而追忆过去与描述现在,又都有实际的场景,最后落在截然不同的感情的抒发上。如果没有这后者,“去年”“今年”云云就仅仅是时间的依次排列,好比杜甫的“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登岳阳楼》),只是事件的顺叙,而无所谓对比了。


李石和辛弃疾各有一首《生查子》词:


今年花发时,燕子双双语。谁与卷珠帘,人在花间住。  明年花发时,燕语人何处。且与寄书来,人往江南去。

去年燕子来,帘幕深深处。香径得泥归,却把琴书污。  今年燕子来,谁听呢喃语。不见卷帘人,一阵黄昏雨。


李石词从现在推想未来,辛弃疾词从过去述及现在,都是上下片对比,以燕子来时之人留与人去对比,各占四句二十字,仿佛两首并列的五言绝句诗。它们都是从欧阳修的《生查子》词因袭下来的,不只格式上套用,那上下片的首句就分明是直接摹拟欧词的“去年元夜时”与“今年元夜时”。李石、辛弃疾词当然远不及欧阳修词。因为李石、辛弃疾更多着眼于人与燕子即人与物的关系,而不像欧阳修侧重在人与人的关系。这人与人的关系,在欧阳修笔下非常明确,就是爱情。


清·姚文瀚《岁朝欢庆图》(局部)


不过,李石、辛弃疾词与欧阳修词也还有别的共通之处,这就是以相同的景物作对比。李石、辛弃疾都描写了燕子随春归来,飞入珠帘绣幕,只是在先“谁与卷珠帘,人在花间住”、“香径得泥归,却把琴书污”,其后则是“燕语人何处”、“不见卷帘人”,从翡翠堂开、春闺梦好到画屏幽冷、人去楼空。欧阳修描写的是元宵佳节的月影灯辉、柳烟花露,从空间上说,地同、物同、风习同、境象同,但从时间上说,则因“不见去年人”而无复当初“人约黄昏后”的温情软语了。这是以相同景物的对比,写出人事的变迁。诗词中也有以不同景物作对比的,如唐张纮《怨诗》“去年离别雁初归,今夜裁缝萤已飞”,五代皇甫松《梦江南》词的“屏上暗红蕉”与“画船吹笛雨潇潇”。但这种不同景物的对比,一般侧重在点明时令,景物与情意的联系并不十分紧密。而相同景物的对比,则以物是来突出人非,更能抒发作者的不胜今昔之感,或主人公的不堪回首之痛。


这里又牵涉到情与景的关系问题。自然的客观景物引起人们的主观感情,情不能已,因之发而为歌诗,甚至不禁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对此,古人已经注意到了。《诗品序》说:“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那么,景物转换了,感情自然随之变化,诗歌内容也就有所不同。对此,古人也已经注意到了。《文心雕龙·物色篇》说:“岁有其物,物有其容;情以物迁,辞以情发。”但人对于自然并不是处在消极被动状态,人常常在感受自然时联系或运用了自己的社会生活体验,这就是人对自然的情绪的对象化,诗词创作当中叫做以情写景。以我观物,物中固有我在。


清·乾隆《元宵乐图》(局部)


欧阳修《生查子》词中的抒情主人公,从语气看,当是青年女子。她在“去年元夜时”,与心上人相会。这时,“花市灯如昼”,花灯相映,熠熠生辉,一切都向她展现出充满希望和幸福的霓虹般的色彩。“花市”的“花”,是实指,不是有的注家所谓的借喻繁华。李汉老《女冠子》词:“帝城三五,灯光花市盈路。”周密《月边桥·元夕怀旧》词:“九街月淡,千门夜暖,十里宝光花影。”可以为证。你看,灯火万千,花影缭乱,一天风露,十里笙歌,真是如此良夜!待到银汉无声,冰轮乍涌,似水的清光辉耀着苍茫夜色,于是柳边花下,“见许多才子艳质,携手并肩低语”(李汉老《女冠子》)。这就是“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月上,《张生彩鸾灯传》误作“月在”,别本或作“月到”。还是“月上”好。“上”字具有冉冉升起的情状,而且由空间移动表示了一个时间过程,见出约会者的殷切期待。月升而上至柳梢头,又以柳暗写新春,因为“柳眼春相续”(李煜《虞美人》)。这月,“素光行处随人”;这柳,“柳边照见青春”(毛滂《清平乐·元夕》)。心共柳争春,人与月同圆。因“人约黄昏后”的两情欢洽,无论花、灯、月、柳,仿佛都成了爱的温馨,美的甘醇,未来幸福的图景。然而,好事多磨,相约而无法相守,元夕情引出年来的离愁别恨。是彼方变心或以他事拘牵而造成云天阻隔,还是因自由相爱招来粗暴干涉而终致蓬山万重,词中并未明言。不管怎样,这抒情主人公仍是那么“之死矢靡他”地执著苦恋、一往情深。不觉又是“今年元夜时”,风香阵阵,队逐纷纷,她于是也步入那花衢柳陌,希图在月光灯影之中再续旧欢、重寻好梦。然而,终是“不见去年人”了。及至“两两人初散,厌厌夜向阑”(曾觌《南柯子·元夜书事》),她旧欢难续,好梦无寻,所得到的唯有“泪满春衫袖”而已。“泪满”,别本多作“泪湿”,似乎“泪满”更能表现伤心之极,“衫儿袖儿,都揾做重重叠叠的泪”。因“不见去年人”的失望愁苦,无论花、灯、月、柳,又仿佛都变得黯淡无光,只是凄凉哀怨的化身。词的上下两片不同的触景生情的对比,就在以昔日的欢愉反衬今日的忧伤,因为词人采用的是倒叙的方式,抚今追昔;但同时又以今日的忧伤表现执著追求昔日的欢愉,因为词人描写了同一元夕场景,不忘所自。同一场景而有欢愉与忧伤的不同情绪表现,就在于“人约黄昏后”与“不见去年人”带来了不同的主观感受。这种触景生情、以情写景又借景抒情,大概就是《文心雕龙·物色篇》所说的“情往似赠,兴来如答”吧。于是,《生查子》词感人至深。虽然它受到过“词意邪僻”一类的指责,但它依然流传广、影响大,甚至被引用到歌颂自由爱情的小说里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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