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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物生长靠太阳,一旦太阳被掩蔽,会对人类的生存带来怎样的影响?这是我们的祖先早就非常关心的问题,所以在大约4000年前我国就有关于日食的记载。到了春秋时期,孔子在其《春秋》中对日食做了系统的记述,为后人研究日食,研究人与自然的关系,为后世修定历法,乃至现代夏商周断代工程等留下了极为珍贵的资料。长达242年的记录 《春秋》记录了自公元前722年到前481年,共242年中的36次日食。对这36次日食,孔子根据他所掌握的资料,做了不同记述。其中有三次是日全食,孔子在《春秋·桓公三年》(前709)中是这样记载的:'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载明了这年日食具体的季、月、日。'壬辰'是用干支记日,中国早在春秋之前就用天干、地支组合而成的甲子、乙丑等60组汉字纪年、记日,直到今天。'朔'是每月的第一天,中国历法不同于公历,'月'是月球绕地球一周的时间,有月相为证。因为月球绕地球的准确时间是29天多,所以有大月小月,大月30天,小月29天,这样的月称'朔望月'。'朔'指初一,'望'指十五。日食多在初一,也有在三十日的时候,所以要载明'朔'。 根据杜预对《左传》的注释,春秋36次日食,只有发生在鲁宣公八年七月的日食是这个月的三十日。'既'是什么意思呢?《公羊传》的解释是'尽也',日食尽,就是日全食。春秋时期共有三次日全食,其他则是环食或偏食。 《史记·孔子世家》载:孔子晚年作《春秋》,仅用数年时间就完成了《春秋》的著述。他所记242年间的36次日食,是根据别人的记载写下的。那么,是谁做了这项日食的记录工作呢? 《左传·桓公十七年》对'冬十月朔日有食之'的'传解'是:'冬,十月朔,日有食之。不书日,官失之也。天子有日官。诸侯有日御。日官居卿以祇之日,礼也。日御不失日,以授百官于朝。' 从《左传》对《春秋》的解说中我们知道,春秋之前,天子和诸侯就设有专门负责观察日月运行的官员,日官的职位很高,仅次于六卿。记录日食等重要天象,是日御和日官的职责。孔子就是根据日官、日御们的记录写下36次日食的。中国的天子何时设立日官,我们尚不得而知,但一定是早于《春秋》所记,也就是说,早在公元前722年之前,中国的官方就在记录日食。夏朝就有日食官方记录 我们现在能见到的资料,比《春秋》早的,有《诗经》对日食的记载。《小雅·十月之交》说:'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这次日食在周幽王 (前781—前721)时期,诗中有'艳妻煽方处'之句,说者'艳妻'指褒姒。这次日食与月食相连,幽王无道,天下大乱,诗人用'百川沸腾,山冢崒崩,高岸为谷,深谷为陵'来描绘这次日食后的天下之巨大变化。 我们今天能见到的,最早对日食的记载是《左传》所引已经轶失的古籍《夏书》中的记述。《左传·昭公十七年》载:'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太史曰:在此月也。日过分而未至,三辰有灾,于是乎百官降物,君不举,辟移时,乐奏鼓,祝用币,史用辞。故《夏书》曰:辰不集于房,瞽奏鼓,啬夫驰,庶人走。'鲁太史所说都是当时诸侯国在正阳之月,即我们今天所用的夏历的四月,过春分而未夏至之时有日食,国君以及相关官员要采取行动反省自己的行政行为。鲁太史引用了当时能见到的《夏书》中的话作为依据。所引《夏书》我们已不能见,但其中有关日食的话却因被鲁太史引用而被《左传》保留下来。在春秋时期称《夏书》,当是记载夏朝事迹之书,特别是有关日食的记载,也只有官方才会有的,所以这条记载所记夏朝日食是可信的,距今约有4000年了。 夏朝有日食的记载,还有一条旁证。《左传·昭公十七年》中士文伯在回答晋平公'何谓辰?'时说:'日月之会是谓辰,故以配日。'杜预的注说:'以子丑配甲乙。'原来中国从远古以来就以六十甲子纪年、记日的方法本身就含有日月相会之意,就含有日月相会之时有时会相互掩蔽之意,这真是今人所很少注意到的。因为在记每一天时都会用一个代表'日'的'天干'之字和代表十二个月的'地支'之字组成,如'甲子、癸巳'等。看到这些词组就会使人想到日月交会,想到日食、月食,这是干支记日的本意。我们知道在甲骨文中,已经用干支记日,干支记日始于商朝之前,《夏书》记下日食故是可信的。彼日而食,不善政之谓也 日食对人类生存究竟有何影响,一直是古人关心的话题和研究的对象。人们从对日食记录的经验中,逐渐对日食有了比较正确的认识。 春秋时期人们对日食的形成原因已经清楚,但对日食究竟会不带来灾害,会带来何种灾害,则争论不已。《春秋·昭公二十一年》载:'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左传》载:'公问于梓慎曰:‘是何物也,祸福何为?’对曰:‘日二至二分,日有食之,不为灾。日月之行也,分同道也,至相过也。’'所谓'二至二分'是指二十四节气中的冬至、夏至和秋分、春分。这次日食是周历的7月,大约相当于今农历的5月,正是夏至前后,梓慎认为这时'日有食之,不为灾'。他认为日月的运行,'至相过也',也就是说日食是日月相过而掩蔽,这种认识是符合实际的。但对其他时间出现日食,梓慎却认为会有灾害。《左传·昭公二十四年》:'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梓慎曰:‘将水。’昭子曰:‘旱也。日过分而阳犹不克,克必甚,能无旱乎’。'昭子认为春分之后,阳气应胜过阴冷之气,这时日食是阳不胜阴,一旦阳胜阴,必定超乎寻常,所以会旱。梓慎和昭子都认为这次日食会有自然灾害,但梓慎认为是水灾,昭子认为会出现旱灾,二者相反。说明当时人们认为日食是否会带来自然灾害是有争论的。 古人认为天人合一,'天人之际,实相感通',日食是对统治者的警告或惩罚。因为日为阳,君为阳,日食是太阳被遮蔽,就好像天子和国君执政不明一样,所以统治者在遇到日食时要自我反省。这种认识虽不科学,但在当时却有正面社会作用。 《左传·昭公七年》中有两段晋平公和士文伯关于日食的讨论。士文伯是晋国对日食及天文、历史都很有研究的专家。晋平公问这次日食谁会受其咎?士文伯说卫君和鲁国的上卿将会有灾难,因为日食先从卫国观察到,然后鲁国才见日食。平公又问:'《诗》所谓:‘彼日而食,于何不臧’是怎么回事?'晋平公所引是《诗经·小雅》中的《十月之交》篇中的诗句,这首诗记载了周幽王贪图艳色,宠嬖褒姒,谗佞在朝,朝政昏乱,最终导致天下大乱,恰好这年又先后出现月食、日食之事。这种天灾与人祸的重合,人们认为是统治者的无道所导致。这次日食和人祸给后人以重要影响,是后人认为统治者的无道会引发日食的重要依据,所以晋平公引此诗问士文伯是怎么回事。文伯回答说:'不善政之谓也。国无政,不用善,则自取谪日月之灾。故政不可不慎也。务三而已,一曰择人,二曰因民,三曰从时。'士文伯顺着晋平公的问话,说这是对政治不善的惩罚,施政不用善人,就会引发日月降灾以贬谪人君。所以国君行政要慎之又慎,要注意三条:一要选择善人、贤人当官,二要顺民意,因民所利而利之,三要顺四时之所务,不要影响农耕。士文伯借日食以劝晋平公行善政。 到了这年的八月,卫襄公卒,十一月,鲁国上卿季孙宿也死了。季孙宿死后,晋平公想起了他和士文伯四月关于日食的谈话,认为文伯说的很准,都应验了。'晋侯谓伯瑕(士文伯)曰:‘吾所问日食,从之,可常乎?’'他的意思是,今后如果再发生日食,也会像这次一样有国君和卿相受其灾咎吗,这会是必然的吗? 士文伯回答说:'不可。六物不同,民心不一,事序不类,官职不则,同始异终,胡可常也?《诗》曰:‘或燕燕居息,或憔悴事国。‘其异终也如是。'士文伯非常肯定地否定了日食是对人君降灾得咎的必然性,认为那不过是偶然的事。他举出五个方面说明各方面的具体情况不同,从而会有不同的结果。他以诗为例,说同是为官,有的人吃喝玩乐,有的人为了国家大事劳累而憔悴,行为完全不同。因此再次日食会有什么结果,是无法预料的。 从士文伯的这次答话中,我们看到,他并不认为日食是对国君惩罚的真实思想。所谓日食是对国君或其他执政者的惩罚,不过是臣下借此劝谏国君慎重行政,不胡作非为的由头而已。 《左传》所记,大体代表了春秋时期中国人对日食认识的实际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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