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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多年前，在沪上愚园路与施蜇存翁聊天，我问：“哪个左翼文人害你最惨？”他大呼：“楼适夷，但他后来跟我道歉了！”楼适夷钱庄学徒出身，后赴日本修俄罗斯文学，回国介入左翼运动，译有高尔基《在人间》。他到底根基甚浅，看此文连鲁迅“先生小酒人”一句都不解可知，连带把无学的臧克家也出卖了。 吴祖光同志来函约稿，他要编一本谈酒的散文集，暂定名为《解忧集》。我是一个乐天派，无忧可解；我又不是一个大酒徒，只算一个“小酒人”（鲁迅先生悼范爱农诗中，有“把酒论当世，先生小酒人”之句。恕我无学，不知“小酒人”应作何解。据诗人臧克家解释，“小酒人”是不大喝酒，或喝得不多的人。范爱农酒量如何，已不可考。现在暂借用臧解以自况耳。）；近年又受医生之劝，馋痨时也只喝点没有酒精的啤酒。可是对酒，有话可谈。出生的县城旧属浙江绍兴府，沾上鼎鼎大名的酒乡之边；我祖父开过小酒坊，在家造酒，这事业归我伯父继承，从小小鼻孔闻惯酒香，特别同酒司务订忘年交。按“书香门第”的模式，也可以夸一下“酒香世家”吧。 家乡有句俗谚，叫做“一两黄汤四两福”，把酒尊为“福水”，意即有福的人才会喝酒。我祖父当然能喝，可我出世他已不在。伯父家虽造酒，却只会靠酒挣钱，不会喝酒。造酒大可挣钱，俗话说：“做酒不酸，譬如做官。”旧社会做官和发财是连在一起的。可见造酒之利不薄。我父亲也不喝，都是没福之人。祖父的一只酒杯归叔父继承。叔父出门在外，休夏探亲，每近日落，把桌子端在院子里，对酒独酌。偏偏我两位堂兄也不沾酒。只有我，那时没上学，一见叔父喝酒，便扑到他身边去，开头的目的只是分润一点他的下酒物。叔父顺便拿筷子在酒瓶里蘸蘸，喂我尝尝，我竟然眉头不皱，而且张口还要，于是受了表扬：“爷爷这只酒杯，有第三代的继承人了。” 可叔父在家日少，他一出门，我便失了酒友，只有时家里雇工干活，作为慰劳，完工晚餐，母亲给备一点酒。有的对黄酒还不过瘾，得备烧酒，北方叫白干。我居然趁母亲不见，偷偷尝了一口。这一回闯了祸，辣得满嘴跟火烧一般，大叫起来，人家把凉毛巾塞在我口里，才好起来了。从此便不许我碰酒了。祖母、母亲事事顺着我，就是不许我喝酒。不过生在酒乡，与酒为邻。我家住在一条小街上，东边不远一家酒米店，西边隔个大院一家小小的热酒店。跟祖母站在大门口看街景，每近傍晚，四近一些当行贩的、卖苦力的，都一一歇工回家了，一手挟着小淘箩，一手提着锡酒壶，把一天劳动所得，为全家籴几升米，替自己搞半斤酒，辛辛苦苦一天，这是最愉快的时间了。西边那家小热酒店，闹市却在午夜，夜深人静，我跟母亲睡在楼上，睡梦醒来，楼窗外会传来闹酒的声音。这些酒客才是真醉徒，常喝得迷迷糊糊，被老板娘下逐客令，才摇摇晃晃、跌跌跄跄回家去了。边走，边嘴里还念念有词，或是大嗓子来几句高调。我至今还记得几句绍兴高调，那几句往往不是从庙会戏台上，而是从夜街醉汉的口里学来的。 从前日本人嘲笑我们：“支那是没有酒醉与情死之国。”我小时候亲见的几位街坊，实在可以称得上醉徒，大有“天生刘伶，以酒为名，妇人之言，慎不可听”以及命仆“荷锸相随，死便埋我”的气概。比如一位开染坊的老板，老大家业，全归儿子，只伸手在铺子里捞把酒钱，整半夜泡在那家小热酒店里，喝得醉醺醺才回家。妻子长子，以家务店事相商，便说：“别问我，譬如我已经死了！”他已把权力全部交出，全无老马恋栈之急，也没有失落之感。 更有趣的一位，是沿街叫卖的熟肉食的小贩。每天下午，他一臂挽一只木制的大方筐：猪头肉、猪耳朵、猪大肠、猪肝……全是下酒的佳品。他一路卖，一路遇到酒店，便把卖得的钱，买酒自酌（当然下酒物是现成的），大有武松打店之风。于是卖完回家，常常所余无多。原来家有贤妻，每天替他煮好满满一筐肉食，供他边卖边喝之用。据说，太太手里是有些钱的，认为与其让他枯居闷饮，一样花钱，还是让他有个职业，每天活动活动，花点劳力的好。 各色酒徒，小时见过还不少，谁说我们是无酒醉之国呢？不过中国醉汉搞武斗的少，使酒骂座，虽然并不可爱；酒后开车，也有闯祸之险，大抵还是斯文的多。在日本见过醉汉拦住电车，不让开行；也见过醉汉上车，全车乘客逃光，最后，只好由警察出场，捉将官里去，请他在留置场留置一夜。在中国似乎没有见过。 我自己也醉过几次，特别战时在部队里，平时伙食，涓滴不饮，遇到节日和庆祝，杀猪宰鸡，大吃大喝，用吃饭碗装白酒猜拳，一口气咕嘟嘟喝下去，也不过赶快回宿舍睡觉而已。解放以后，叙餐赴宴，有时偶失节制，多喝了几杯，回到家里，兴高采烈，从老保姆手里，夺过还在怀抱的孩子，当大皮球望空抛接。于是孩子大乐，而保姆大惊，硬从我手里夺走了。 这是老话，被抛过的孩子都三十多岁了，“好汉不说当年勇”，久矣乎，吾无此乐矣！ 我曾计划写一篇《烟话》，因为抽过几十年的烟，戒绝已近十年，至今还落个治不好的慢性支气管炎。我一发病就引起对烟的旧恨，见人抽烟，如见服毒。但现在写《酒话》，却有恋恋不舍之感，想到的却是乐趣，却是幸福。友人中有个蒋锡金，一起开会同住宾馆，晚餐酒醉饭饱，临睡还在床头藏瓶二锅头，再咕咕地喝一个够才休息。几次外出开会遇到杨宪益同志，每到一处，入境问俗，他总上市场去找当地特产的名酒。我看了很羡慕，认为他们真是福人。但喝成了酒糟鼻我也反对，警告过锡金：“你鼻子都红了，还喝？”锡金笑笑：“我自己没看见，没有关系。”还记得60年前往上海闸北贫民窟，常见酗酒的“白俄”，买不起酒，买一大杯点火用的酒精，一口气直吞入肚，用手掌扪住了嘴，昏昏颠颠地走着，就倒在马路边的积水沟里睡着了。如此饮酒，亦大可休矣。 上边写的都是酒话，酒话者，酒后之言也，难免拉七拉八，语无伦次，连我自己也不知道是在歌颂，还是在暴露。 一九八七年十一月廿三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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