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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是短暂的。驻守海岛，戍边卫国，两次参战，令人难以忘怀。回想起我的军旅生涯，感到骄傲和自豪，更是无怨无悔。 入 伍 从 军 1975年底，刚满17岁的我，从胶莱河会战工地应征入伍，光荣地成为内长山要塞区第二守备区海岛某部的一名解放军战士。 记得接到入伍通知书后，到县武装部集合换完服装，在爹娘的叮嘱声中和众乡亲的欢送下，乘上了覆盖伪装网的大解放汽车，踏上了去部队的征程。望着爹娘渐渐远去微躬的背影，泪水模糊了我的视线。从那一刻起，我就暗下决心，到了部队一定努力工作、刻苦训练，做一名真正合格的解放军战士，为家乡父老争光。汽车到达蓬莱军港后，我们换乘登陆艇，在海上航行约一个小时，抵达长岛码头后，又乘车来到大山深处的战备坑道里，开始了新兵连生活。 当时的新兵连，条件极其艰苦，睡在铺着麦秸的水泥地面上，上面铺着部队发的一床薄薄的褥子，坑道里阴暗潮湿。白天进行列队训练，晚上便是政治学习。学习的重点是反击右倾翻案风，有时也学习条令、条例，开班务会。三个月的新兵连生活结束后，我被分到了130毫米加农炮连二排三班。 由于当时文化大革命尚未结束，加上我们部队所处的地理位置，全团除个别连队战备值班外，其余都在进行国防施工。我们连队主要责船坞工程的模版支撑和钢筋轧制，其它连队进行开挖和浇注水泥。在当时我们连是备受领导关注和其它兄弟连队羡慕的，因为这是一项技术活。百年大计，质量第一，如果加工上出现错误则会影响整个工程质量和进度，不能出现半点马虎。每天清晨，我们徒步十几公里，翻越几座山头来到施工现场，傍晚再返回营房。我们施工的船坞是战时停靠小型军舰用的，由于地形和条件受限，在山体垂直面和海边进行掘进作业，根本用不上机械，全部人工作业。都是靠人挑、肩扛、车推，工作量相当大。一年中要施工十多个月，每天披星戴月，晚上还要轮流站岗，并和驻地民兵一起海边巡逻。只有到了冬天，工地无法施工，我们才返回连队进行冬训。冬训期间，衣食住行都在坑道里，因为我们的炮阵地都在山上。 记得1976年9月9日上午，我们正在为要塞指挥坑道外的掩体施工，10点左右，在连队留值的通信员，气喘嘘嘘地跑到施工现场，要连长立即回连队亲自接团值班室打来的电话。大约有半个小时，通信员站在山头吹响了紧急集合号。我们跑步返回营房列队。连长腰挎手枪在队列前要求我们以最快的速度携带枪支、弹药、床铺、生活用品等立即进驻坑道，中午12点火炮占领阵地。当时不知个中原因，气氛相当紧张。营房离炮阵地有2公里，所有物资要搬进坑道内，我们飞一般速度上山，下山，终于在12点前全部搬运完毕，火炮占领阵地。下午2点才知道是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逝世，全军进行二级战备。下午4点接到上级指示可撤回营房，但要求每时每刻枪弹不离身，夜晚必须和衣而睡。就这样，我们白天身背冲锋枪、手榴弹施工，晚上穿着衣服搂着枪睡觉、站岗，一个月以后，战备任务解除。 当年的海岛，除遍布大小山头的坑道、防御工事外，荆棘密布，乱石成堆，交通十分闭塞。岛上只有一条蜿蜒曲折的沙石公路，没有通行证是不能出岛的。当时两层高的长岛县百货大楼，已是地标建筑，因人员稀少，物资匮乏，只有下边一层营业，上边一层做为仓库。到了海带收获的季节，所有海边滩涂到处晾晒着海带。当时流传着：“小海岛，真威风，一辆公交来回空，十分钟就能跑全城”，“海蛎子皮，马莲草，海带成堆没人要”就是最好的写照。我记得1977年“五一”前后，父母从老家到部队看我，临走时我给他们买了部分海产品，青鱼每斤一角九分，大巴鱼每斤二角四分，黄花鱼没近二角八分，海带每斤二分，海米每斤三元五角，大对虾每斤一元二角，海参每斤十二元（奢侈品，老百姓买不起，只能望参生叹）。为了省钱我到海边花3元钱买了10斤虾，回来后让炊事班长帮忙煮了一下，晒干后出了一斤半海米，半斤虾头。30多年过去了，这些我都历历在目，清清楚楚。 斗转星移，时过境迁。前几年，我有幸又去了一次长岛，并回到曾工作生活三年的老连队。现如今的海岛，给人的感觉与前大不一样，仿佛进入仙境。明亮洁净的营房，宽阔平坦的马路，高耸林立的大楼，漫山遍野的花卉，依山而建的疗养院，大大小小的旅游景点，已是今非夕比。 参 加 战 斗 1979年初春，中越边境硝烟弥漫。由于越军对我边境不断骚扰，我边防军民的工作、生活受到严重的影响和干扰。时任军委主席的邓小平发出命令，对越进行自卫还击作战。西线部队由杨得志司令员指挥，东线部队由许世友司令员指挥，我做为战斗骨干，被选拔充实到云南一线作战部队。 1979年元旦，我们所在海岛部队接到上级指示，抽调部分入伍时间长、家庭弟兄多、思想表现好的骨干补充到云南边防部队。当时我们连共6个名额。进行战前动员，表决心，写血书，确定参加参战人员，仅用一周的时间便完成了。最后确定连部文书，指挥排一名，一排两名，二排两名同志参战，这两名同志都是我们班的。在体检中，因文书腿上查出有病，需要换人，做为班长的我强烈要求参战。连队领导经过研究，慎重考虑后决定让我参战，这样作为战斗骨干我们班便去了三名同志。我记得当时连长在欢送会上说，我们是加农炮连，去了以后肯定是炮兵，不会和敌人拼刺刀，危险性较小，希望同志们安全归来。 元月21日，我们胸佩大红花，在领导和战友们的祝福声中乘船离岛，于当晚坐上了开往云南的闷罐军列，经过七天七夜的长途运输，到达昆明站后又转乘汽车，行驶了三天，到了马关县的一个山沟里。我便分到了14军41师121团2营6连。我们连是步兵连，驻在马关县中越边境的苗族山寨里，主要战斗任务是攻打越南的河江市东光县、发隆镇、老寨等守敌。到达新连队的第一天便理了光头，发了防刺胶鞋。（据侦察，越军在各阵地四周挖了许多陷阱，里边埋设竹签，为减少战时不必要的伤亡，所以我们配发了防刺鞋）。经过十几天的战前演练，2月16日晚11点，我们接到出发的命令，秘密行军来到中越边境我方一侧的山腰里荫蔽待命。2月17日凌晨4：30分，震惊中外的对越自卫还击战打响了。霎时间，各种火箭炮、加农炮、榴弹炮、迫击炮万炮齐鸣，中越边境火光冲天，各种炮弹暴风雨般倾泻在越军各阵地上。经过一个多小时的炮火袭击，我们于6点翻过山头，冲向越军阵地，10：30分完成战斗任务，全连毙敌37名，俘敌9名，缴获各类枪支弹药一批及过去我国支援他们的军用棉被，麻袋上印着“中粮”二字的大米等物资。为配合其它连队攻打发隆镇扫清了外围障碍。 发隆属越南东光重镇，四面环山，地势险要，镇内暗堡林立，到处都埋设地雷和陷阱。由于越南当时反华气焰嚣张，实行全民皆兵，防守之敌除正规部队外，还有公安屯（相当于我们的民兵组织）、群众组织的游击队。我所在的6连和4连、8连、9连、对发隆连续攻打了三天，整个战斗相当激烈。白天我们打下来后，为防越军偷袭，便撤到山上，晚上越军随即占领。后来在其它连队配合下全歼守敌，一举攻克发隆镇。此次战斗，我们也付出沉重代价，团参谋长、4连连长及许多战友在战斗中光荣牺牲。发隆战斗结束后，我们又先后攻打了东光县城、老寨、黑寨等守敌及参加一些零星战斗。随后，改为穿插或预备队配合13军攻打老街一线守敌。 3月5日，中央军委发布命令，全线撤军，我们于3月13日凯旋归来，先后在河口、马关、麻栗坡等县驻守边疆。由于我在战斗中英勇顽强，作战勇敢，火线入党、立功、提干，战后保送到济南军区步兵学校，后改为济南军区陆军学院学习深造。 再 上 前 线 1981年我在济南陆军学院毕业后，被分配到驻潍某部政治处工作。 1984年，中越边境老山、者阴山地区战事不断，逐渐升级。中央军委命令南京军区抽调部分部队攻打老山地区守敌。“南京路上好八连”所在的一军一师在师在师长傅全友指挥下，全体将士英勇善战，一举攻克老山。 1985年初，我所在的138师接到军委轮战的命令，与原67军199师等兄弟部队一起，于5月初进驻云南麻栗坡县进行战前训练。5月30日下午到船头乡芭蕉坪换防南京军区，对越进行防御作战。我团防御战线十多公里，大小150多个山头。经历了漫长的雨季和旱季，在荒无人烟的亚热带森林里坚守阵地一年多，参加大小战斗几十次，收复了被越军占领的山头十几个，粉碎了越军发动的旱季攻势和雨季攻势，捍卫了祖国的尊严。 在一年多的作战任务中，我身为机关干部，只要有时间，便深入各阵地、猫耳洞，了解战士战时思想反映，宣传报道英雄人物，整理编写英烈事迹，做好战时思想政治工作，使参战人员牢固树立坚守阵地，戌边卫国，为国威军威振奋，为祖国人民争光的思想。至今记忆犹新的就是我们于5月30日晚和南京军区交接换防后，越军趁我们刚换防，地形不熟，对战区情况不十分了解之际，全线进行大规模反扑，多点多面对我防守阵地进行进攻。在最前沿的七连八连战斗相当激烈，连续打退敌人多次进攻。七连三排长高福胜和通信员蔡金华英勇牺牲，其它连队也相继出现伤亡，为了及时宣传报道英雄事迹，稳定战士情绪，我和时任宣传股长的许荣安同志（后转业在潍坊日报社任潍坊晚报总编），和团领导请求，到战斗最激烈的连队进行采访，获准后于31日早晨冒着越军的炮火，每人扛着一箱手榴弹，手里提着一箱子弹，急速跋涉三公里，从团前沿指挥所赶到七连最前沿的阵地上慰问伤员，采访英雄事迹。当阵地上的战士们看到我们给他们送来弹药，激动的热泪盈眶。连队干部得知这一情况后，劝我们到连指挥部掩体内隐蔽，其实我们早已把个人的生死置之度外，坚持在阵地上抢救伤员，采写英雄事迹。解放军报《高福胜为祖国流尽最后一滴血》，《蔡金华重伤不下火线》便是我们当时报道的。战斗最激烈最频繁的当属老山主峰一侧的211高地。此高地在中越边境盘龙江岸边，老山主峰侧翼，面积仅0.5平方公里，是越军和我们运送弹药及生活物资的必经之地，谁占领谁就控制了补给线。我们曾为夺取并占领该高地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一年中双方向该高地发射各种炮弹几十万发，原来茂密葱绿的植物变成光秃秃白花花一片岩石。海拔高度削去80公分，用手抓一把石粉，里边就有近30块弹片。可想而知，战斗是多么的残酷和激烈。 在战斗间隙，我们开展了“战士心中有祖国，人民心中有战士”，“国威军威看西南”和部分高校大学生搞联谊竞赛等活动。时任山东省省长的李昌安、潍坊市市长邵桂芳都亲自给我们写信表示慰问。由于驻地边民的房屋屡遭越军炮火袭击，学生上课成了问题，我们就在隐蔽的地方帮他们办起了“帐篷小学”，并为他们提供学习用品，受到边民和上级领导的好评和赞扬。据政治处参战日志记录，在这一年轮战工作中，我先后下阵地250多天，到达全团所有大小150多个山头，2000多个猫耳洞，在战评工作中荣立三等功。 1986年6月份，我部班师回营。根据中央军委军队整编裁军百万的指示，组织决定让我转业，我于同年7月份回地方工作至今。现在已是上有父母，下有儿孙，四世同堂，其乐融融。回想起短暂的军旅生涯，我经受过锻炼、洒下过汗水、参加过战斗、收获过荣誉。再想想长眠在祖国南疆的那些战友们，我禁不住潸然泪下，相比他们更是更无怨无悔。我曾经是一个兵，我骄傲！ 老山翼侧211高地（右下侧标记处） 1985年防御作战战斗中留影 战士住过的，被越军炸毁的猫耳洞 老山主峰 在前沿埋设对越宣传标语 和宣传股长许荣安去前沿阵地的路上 参战前与战友合影留念（前右一） 1979年元旦全连欢送参战人员合影（前排右三为作者） 作者简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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