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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宝，是中国古代神魔小说一个独特的、重要的艺术手段，没有法宝，就没有神魔小说中变幻莫测的神奇世界。 《西游记》和《封神演义》是中国古代最著名的两株神魔小说。但《西游记》数百年来脍炙人口，至今仍然受到人们的广泛喜爱，而《封神演义》虽然也有一定影响，但其成就则显然不能同《西游记》同日而语。造成这种情况的重要原因之一，便是作者审美观念和艺术功力上的巨大差异。即便是在法宝运用艺术上，我们也可以清楚地看到这种巨大差异。 一 所谓法宝，是指神魔佛怪用来施展法力，战胜敌方的宝物。法宝的法力，是人对大自然和自身的力量不能满足的时候，通过想象所创造出来的一种超自然的力量，这种超自然的力量被运用到神魔小说中，往往会产生神奇变幻的艺术效果。但是这种力量毕竟是人们在想象中创造出来的，有相当大的虚幻性，往往很难把握。在具体运用过程中，由于在这审美观念和艺术功力的不同，会使读者产生真实和荒诞两种完全不同的感受， 《西游记》中的法宝有数十件之多，这些法宝的运用，有一个大致相同的特点，就是他们都来自现实生活的启发即受到人力和自然力的启发而产生的。法宝的巨大法力，与他们的自身形状，有着内在的、逻辑的联系。所以，《西游记》者的法宝，虽是幻想的产物，却使人感到真实可信。《封神演义》者的法宝，数倍于《西游记》，但这些法宝多是作者的凭空虚构，没有真实的生活基础，法宝的法例于法宝的自身形状大多也没有内在的、逻辑的联系，所以，他们给人的感觉是荒诞无稽。 通过下面的具体比较，我们可以更加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首先，《西游记》中的法宝，在外形上就给人以真实的感觉。如金箍棒、金箍圈、芭蕉扇、红葫芦、玉净瓶、幌金绳、甘露水、绣花针、鱼篮、小车子、衣服袖子、旧白布褡包儿等等，这些法宝的外形，都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常见的形态，读者非常熟悉，也就感到非常真实。而《封神演义》中的法宝，大多是剑、幡、旗之类，更有一些番天印、遁龙桩、太极图之类的东西，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极少见到，他们在读者的头脑中柱会留下清洗具体的印象，令人有玄虚之感。 其次，《西游记》中的法宝，一般十分注意法力与自身性状的紧密联系。例如混元大县的衣服袖子，可以将孙悟空师徒都装在里面，金角大王和银角大王的葫芦可以装人，铁扇公主的芭蕉扇可以把人煽出八万四千里之外。这些虽然是极度的夸张，但衣服袖子和葫芦毕竟可以装东西，扇子毕竟也可以煽出风来。观音菩萨的甘露水，甚至能把老君炉中烧焦的杨柳救活，这看似荒诞，但植物是离不开水的，这毕竟有些合理的成分-。可见，《西游记》中法宝的法力，一般是在自身性状的基础上，运用极度夸张的手法来创造的，所以，无论对它的悬想多么奇特，总不失真实的感觉。而《封神演义》中的法宝，往往没有这种真实的艺术效果。例如《封神演义》中的法宝中也有葫芦，但它的法力功能和《西游记》完全不同，“葫芦内有一线金光，高三丈有余，上面现有一物，长有七寸，有眉有目，眼中两道白光反罩将下来，盯住白天君泥丸宫，白天君不觉昏迷，莫知左右。陆压在火内一躬，‘法保庆转身！’那宝物在白光头上一转，白礼的首级早已落下尘埃”{《封神演义》四十八回}这里对宝贝葫芦的描写不能说是不玄，想象也不可谓不奇，然而却脱离了葫芦的自身性状，这种想象是完全没有客观生活的依据的，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封神演义》中这样的法宝是大量的，番天印、照天印、黄金宝塔能够飞起打人，这与印和塔的形状全无联系，倘若能够飞起打人的是一块石头，也许更能引起读者的兴趣。好多旗和幡能使人昏迷不醒，太极图、山河社稷图能使人化为飞灰，都是实在令人难以思议的。《封神演义》中有许多扇子，五火七翎扇能扇出红沙，红沙一去，人马踪迹全无，五火神焰山、五火气禽扇能使人化为飞灰，和《西游记》中的芭蕉扇相比，这些夸张显然都是毫无依据的，是难以为读者所认可的。 在此，在法宝的来源和使用上，《西游记》也具有较强的真实性。在《西游记》中，法宝的来源是具体而自然的，因而真实感很强。如：齐天大圣的金箍棒是在大海中发现的定海神铁，红葫芦是在仙藤上自然长成的，菩萨的鱼篮，是她在竹林中编出来的。而《封神演义》者的法宝，则不是异人传授，就是多年的修炼而成，至于修炼的过程，也没有具体的描述，当然不会给人以真实的感觉。《西游记》中的法宝，在使用时往往要有先决条件，菩萨的净瓶法力巨大，但使用前也要“转过五湖三江、溪源潭洞之间，共借了一海水在里边”。法力如此之大的净瓶，也要先装上水才能用，这种对客观事物的依赖性，也增强了作品的真实感。《西游记》中的法宝，往往有着自身的缺陷，对人力和自然力没有绝对的制胜作用，阴阳二气瓶会被钻透，幌金绳能被锉断，金 能被打碎，即便是菩萨，在准备用净瓶抛打孙悟空的时候，还担心它撞在孙悟空的铁棒上被打碎了，法宝对客观事物的依赖性和自身缺陷，好像削弱了法宝自身的法力，然而却显示了法宝的自然本色，增强了真实的艺术魅力。《封神演义》中的法宝，全不依赖客观条件，只要简单地祭起就行了。这些法宝凭人的力量是难以战胜的，只有用另外的法宝才能战胜它。但这种完美无缺的法宝，却没有真实性和生命力。 此外，《西游记》中的某些法宝，还具有一定的社会象征意义。孙悟空的金箍棒，是力和勇的象征，孙悟空头上的圈子，象征着统治力量的权威，反映了人与人之间的限制与反限制的关系。菩萨的杨柳净瓶，则是普渡众生、仁慈的象征，这种象征意义，也是极富社会真实性的。和《西游记》相比，《封神演义》的法宝，不过是一件重复使用的简单兵器罢了。谈不上有什么象征意义。 神魔小说运用法宝的根本目的，是创造出变幻莫测的神奇境界，但这种神奇的境界，只能建立在真实的基础上，真实与神奇的关系是辩证的，真实是神奇的基础，神奇是真实的艺术升华，法宝具有真实感，与生活接近，才能将读者引入神奇的想象天地，如果丧失了真实，也就切断了读者想象的逻辑联系。这样，读者头脑中所产生的就不是神奇而是荒诞了。我们阅读《西游记》和《封神演义》便可以看出，在法宝的运用上，《西游记》竭力追求的是真实，《封神演义》竭力追求的是玄虚；《西游记》使人产生了神奇的美感享受，《风神演义》则使人产生了荒诞的感觉，不同的审美观念，导致了不同的艺术效果。 二 《西游记》和《封神演义》在法宝运用艺术上，表现出艺术功力的巨大差异。读《西游记》，自始至终给人以神奇瑰变的感受，而《封神演义》则阅读越使人感到索然无味。如果对这两部小说的法宝运用艺术家以比较，我们会明显地看到作者艺术手法的高下优劣。《西游记》法宝运用艺术的一个最重要的特征，是充分的个性化。而《封神演义》的法宝运用艺术，则可以用“雷同”儿子加以概括。 《西游记》中的法宝，几乎没有相同的形状，象金箍棒、红葫芦、衣服袖子、旧白布褡包儿等法宝，在外形上都是独一无二的，即使有个别法宝形状相同，但法力也全不相同，如菩萨的净瓶是装水的，金角大王和银角大王的净瓶时装人的。这些法宝都以它们外形上的独特，给读者留下了新奇深刻的印象。而《封神演义》中的法宝，在外形上却极多重复，如剑类的有松木剑、吴构剑、莫邪宝剑、青云剑、止瘟剑、雌雄剑、诛仙剑、戮仙剑、陷仙剑、绝仙剑等；幡有招妖幡、流元幡、戮魂幡、皂幡、白幡、恶幡、幽魂白骨幡等；旗有离地焰光旗、青莲宝色旗、杏黄戊己旗、素色云界旗等；珠类尤开天珠、浑元宝珠、劈地珠、定风珠、二十四粒定海珠等；塔类有四象塔、黄金宝塔、玲珑塔等；印类有番天印、形天印、照天印、列瘟印等；图有山河社稷图、太极图等。所以《封神演义》中的法宝虽多，但外形上的雷同，却使它们失去了新奇的魅力，使读者见惯不惊。如此众多的同形法宝，甚至在读者的头脑里变得混乱，而无法留下深刻的印象。 《西游记》中法宝的法力也是极富个性的，极少有两种法宝法力相同的情况，有的法宝还具有多种法力功能，如铁扇公主的芭蕉扇，不仅能煽灭火焰山上的大火，还能够煽起大风，还能变大变小，还有真假之分，假扇不能灭火，反能助火。由于避免了雷同，每一种法宝的法力，对于读者来说，都能保持着足够的吸引力。在《封神演义》的众多法宝中，有许多法宝的法力是雷同的，光是能够激起打人杀人的法宝就有乾坤圈、金砖、开天辟地珠、混元宝珠、吴钩剑、白玉金刚琢、火龙标、番天印、乾坤尺、五色石、攒心钉、照天印、紫金钵盂、斩仙飞刀、三寸金光锉等数十种。这些全无法力个性的法宝，其索然寡味是可想而知的了。 《西游记》中，几乎每一件法宝，都有着独特的使用方法。孙悟空头上的金箍圈，要由唐僧念紧箍咒，金、银角大王的红葫芦，要先喊人的名字，答应了就会被装进去。菩萨用鱼篮捉金鱼精，口里要念“死得去，活得住，死得去，活得住”，幌金绳在使用时有紧绳咒和松绳咒，……而《封神演义》中的法宝的使用方法，却是简单而又雷同的，或者是将法宝“祭起”，从而打人杀人，或者是用手摇动，产生风沙烟雾，全不象《西游记》中法宝的使用方法那样多种多样，给读者以具体、形象、新鲜、独特的感受。 在法宝的运用上，《西游记》还体现出少而精的原则，如果不能有效地表现主题、人物和情节，就绝不使用法宝。例如在七十六回以后，就基本上没有使用过法宝，这样就避免了由作者想象力枯竭带来的雷同乏味。《西游记》中的同一件法宝，一般只使用一次{即在同一个故事结构中使用}，有些法宝虽然多次使用，也是使用它的另外一种法力功能，例如金刚琢，第一次使用是太上老君抛下它打了孙悟空一下，第二次使用，则是青牛怪用它来套取兵器和人；菩萨的净瓶杨柳，一次用来灌水淹杀妖魔，一次是用来救活人参果树，这些都说明了作者在运用法宝艺术的时候，充分掌握了读者的审美心理，使法宝永远以新奇而迷人的魅力出现在读者面前。相比之下，《封神演义》的法宝使用便是多而滥了。《封神演义》的几乎每一个神魔佛怪都有一到数件法宝，加上作者没有足够的想象力，这样，发爆发力的雷同，就是难以避免的了。而且，《封神演义》中的每一件法宝，几乎都是多次地重复使用，加上使用方法的简单和毫无变化，使本来应该神奇的法宝被僵死化了，引起了读者阅读心理的厌倦感，失误了应有的魅力。 三 这两部小说的法宝运用，还体现出作者审美观念的另一个巨大差异。《西游记》不仅用法宝在读者面前展现神奇的境界，更把法宝作为刻划人物的重要艺术手段。作者运用法宝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为人物提供更为广阔的空间和时间的自由，并加剧人物与人物，人物与环境之间的冲突，从而创造出鲜明生动的艺术形象。相反，《封神演义》却是为写法宝而写法宝，企图单纯以众多法宝的奇异法力来吸引读者，但正相反，过多的脱离人物形象的法宝运用，反而起到了强宾夺主，破坏艺术形象的反作用，使人物黯然失色，失去了个性和生命力。 首先，《西游记》中的法宝，能够表现它的占有者的性格特征。例如孙悟空的金箍棒，一万八千斤，奇重无比，但这正可以表现孙悟空的超人勇力；金箍棒可以变大，顶天立地，这有利于表现孙悟空的雄奇威武；金箍棒可以变小，像绣花针一样，能藏入耳中，这又为孙悟空的机智灵活、善于变化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人们在提到孙悟空的时候，不可能不同时想到他手中的金箍棒。可见，金箍棒已经和孙悟空交融为一个艺术整体了。此外，菩萨手中的净瓶杨柳，具有多种功能，能够有效地表现菩萨的慈悲为怀和法力无边。至于孙悟空头上的紧箍圈，如果没有它，唐僧也就没有紧箍咒可念了，那么，他的人妖不分，心胸狭窄的愚氓性格，也就丧失了一个最为有力的表现手段。这一类的法宝有一个特点，就是只有他的战友这才能够使用，当然也是表现占有者的艺术手段。但《封神演义》中的法宝，不过是主人的一件简单兵器罢了，不能表现他的占有者的性格特征。这些法宝入炉业的葫芦等，转到别人手里，同样可以使用。这些游离于人物形象之外的法宝，有时不仅无助于人物形象地刻画，还会对人物形象起到破坏作用。例如小说最后姜子牙处死妲己的时候，许多刽子手都被妲己的媚态所迷，竟至脚酥手麻，不能行刑。姜子牙边祭起了陆压留给他的葫芦，才把妲己杀死。在小说中，姜子牙是作者着力刻画得最为足智多谋的人物，但在这里，却给我们留下了智穷力竭的印象，这不能不归咎于法宝的运用。 其次，《西游记》注意在围绕法宝所进行的争斗中表现人物性格。这种争斗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围绕法宝而进行的人物之间的争斗。在过火焰山时，孙悟空为获取芭蕉扇，与铁扇公主和牛魔王进行了艰苦的争斗。在争斗中，他曾变作小虫钻入铁扇公主的腹中，逼迫她交出宝扇；他曾盗取牛魔王的金睛兽，变作牛魔王的模样骗取宝扇，这些都表现了孙悟空的机智性格。在争斗中，他曾被铁扇公主煽出八万四千里之外；被铁扇公主用假扇欺骗；被牛魔王变作猪八戒模样骗去宝扇，但这些都不能阻挡他夺取宝扇，这些都有力地表现了孙悟空勇敢顽强的意志和坚定必胜的信心。金、银角大王派两个小妖拿着法宝红葫芦和玉净瓶去装孙悟空，却被孙悟空用毫毛变了一个大紫金红葫芦，诡称可以装天，将两件法宝换去。即便是孙悟空受困于妖魔的葫芦之中，他还照样与妖魔斗智，他用唾津漱口，还大喊自己连腰截骨都化了，骗得妖魔揭开帖子，自己得以从容脱身。在《西游记》中，妖魔虽然可以凭借法宝暂时取胜，但孙悟空总是能够充分显示自己的智慧和力量，从而战胜妖魔。 二是人物与法宝法力的争斗。在《西游记》中，争斗双方的谁胜谁负，并不取决于谁占有法宝或谁的法宝法力更大，而是取决于人物的智慧和力量。孙悟空曾多次被妖魔用法宝捉住，但几乎每一次都凭借自己的智慧和力量得以解脱。在阴阳二气瓶中，他用毫毛变作金刚钻钻透了瓶底，被幌金绳拿住时，他又把金箍棒变作钢锉，锉开了钢圈。在与法宝的争斗中，无论孙悟空的处境多么危险，他都不失自信、乐观、幽默、诙谐的本色，被装入红葫芦时，他心中充满了自信：“没事，化不得我，老孙五百年前大闹天宫，被太上老君放在八卦炉中炼了七七四十九天，炼得个金子心肝，银子肺腑，铜头铁臂，火眼金睛，那里一时三刻就化得了我？且跟他进去，看他怎的？”总之，在法宝的法力面前，孙悟空也是个战胜者。而这些法宝本身，也对表现孙悟空的性格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而在《封神演义》中，战争的双方始终是用法宝和法宝相斗，当一方失败后，便马上调来更大的神魔，拿着更大的法宝。战争的胜败，全凭着法宝法力的大小，在法宝的争斗面前，人物便黯然失色了。在法宝与人物的争斗中，人总是无能为力的战败者。总之，在《封神演义》中，我们看不到人物的力量和智慧，只能看到法宝的法力。所以，《封神演义》中有众多的荒诞离奇的法宝，却没有几个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作为神魔小说中的法宝运用，《封神演义》在这一方面不能不说是失败的。 《西游记》对法宝运用的艺术追求，体现了作者以真为美、以奇为美、以塑造人物形象为目的的审美观念，显示出极为深厚的艺术功力。所以，《西游记》中的数十件法宝能够真中生奇，奇而不诞，毫无雷同累赘之感，迭出神奇瑰丽之新，连同它所塑造的光彩动人的人物形象一起，给读者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而《封神演义》由于审美观念的陈俗和艺术功力的浅薄，也就必然造成了总体上荒诞不经、苍白无力、呆板雷同的结果。 【本文作者：戚玉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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