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寇研（西安）·味知味觉 说起餐具，首先让人想到的无非是西方的刀叉、东方的筷子这两个代表了。它们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事物，不管是形态还是质料构成，也可说代表了两种完全不同的生活美学。 西餐中，刀叉总是一起出镜的，但无疑，叉子比餐刀更能给人安全感，尽管那刀子总无一例外是钝的，而且自17世纪始，路易十四就将禁止刀匠制作锋利的餐刀写进了法律，但也因此暗示了餐刀潜在的危险，于是西餐中叉子的地位赛过刀子也在意料之中，据说19世纪和20世纪西方餐桌礼仪的基本规则就是：如果有疑问，就用叉子。 叉子的这个地位在英国历史学家比·威尔逊那也得到了印证：“在西方，最礼貌的进餐方式是使用叉子。用叉子显得礼貌，是因为它不像刀那么暴力，也不像勺子那样孩子气、那样凌乱。无论吃鱼、土豆泥还是豆类和蛋糕，都可以使用叉子。”但是，叉子的“不像刀那么暴力”也只是相对刀而言，事实上叉子的进化史中，尤其早期只有两个尖齿时，也是危险的，美国作家比尔·布莱森在《趣味生活简史》中考察这种两个尖齿的叉子时写道：“由于这类叉子只有两个锋利的齿尖，刺痛嘴唇或舌头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尤其是在喝了酒或者欢闹而瞄准目标的能力减弱的情况下。” 即使后来的叉子流行四个尖齿，降低了两个尖齿时的风险系数，但在法国思想家罗兰·巴特看来，无论材质还是形状，西方刀叉都给人冷冰冰的器械的感觉，一顿饭的“机械性”意味的操作感太强。 从审美上，罗兰·巴特偏爱筷子。上世纪60年代日本之行后，罗兰·巴特在其著作《符号帝国》中，对筷子充满了迷思。在他看来，筷子比刀叉人性，甚至还带有母性的意味，“由于使用筷子，食物不再成为人们暴力之下的猎物（人们需要与肉食搏斗一番），而是成为和谐地被传送的物质”，这思考甚至上升到东方哲学层面，他认为筷子与“天”有同一性，不仅在于与食物的非对抗关系，还有其质料组成，也来源于自然。 但罗兰·巴特盛赞的筷子，在早期西方人的眼中，也曾是不怀好意的调侃对象，是他们居高临下的俯视中对所谓东方异域情调的揶揄方式，如在17世纪意大利旅行家弗朗西斯科·克来提的笔下，中国人“用两根磨成钝钝的圆柱形细棒吃饭，细棒有一个人的手掌那么长，像写字用的羽毛笔那么粗……”在另一些旅行者看来，中国人“使用起筷子来，如此娴熟，仿佛他们一辈子除了使用筷子之外什么也没干过”。参照自20世纪中叶起东方哲学对西方思想的渗透历程，从他们对筷子的认知转变中或也可管窥一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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