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州的发展史

通州的发展史

(一)通州近古发展史

1、城市沿革

通州历史悠久，早在新石器时期，境域内就有人类活动。自西汉初建置以来，通州距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在金、元、明、清四朝定都北京，京杭大运河为漕运命脉的800年间，通州是京城门户、仓储重地，政治、军事、经济地位十分突出。

通 州自西汉设县建治，名称屡经更迭，西汉称路县。东汉、三国、两晋、南北朝、唐、五代称潞县，辽时分为潞县和漷县。金天德三年（公元1151年），海陵王取 京杭大运河“漕运通济”之意在此设州，正式称通州。此后虽通州所辖地域多有变化，但一直称通州。民国称通州为通县，属河北省。1948年12月通县解放。 1949年-1950年称通县，1954年分设通县和通州市，1958年3月通县、通州市由河北省划归北京市后，合并称为北京市通州区。1960年复称通 县。1997年4月撤销通县设立通州区。

2、漕运经济

三 国曹操征乌桓（wu huan），古少数民族，患军粮难至，凿平虏渠通潞水，漕运军粮。此是通州大运河漕运最初的记载。元代大运河全线开通，1292年郭守敬开凿通惠河，从此 通州成为京东交通要道，成为享誉全国的漕运仓储重地。运河漕运，国脉所系，历朝视通州为肘腋（zhǒu yè），于是通州有了“乃九重肘腋之上流，六国咽喉之雄镇”的美誉，为万国朝拜、四方进贡、商贾行旅、水陆进京必经之地。享有“一京（北京）、二卫（天 津）、三通州”之称。漕运发达时期，“运河舟楫（zhōu jí）之盛可抵长城之雄”。

3、军政大事

通州自古是军事要冲，北京凡重大战事均涉通州。明清两代更替，近现代三次外敌入侵均经通州而薄京城。近代以来，通州更是积聚过大量的革命先驱和革命家，对压迫者和侵略者进行过殊死搏斗。

清咸丰十年，通州民团猎户数千人与僧格林沁率领的清军一起殊死抗击英法联军，爆发了著名的“八里桥之战”。光绪二十六年，通州数万民众加入义和团，英勇抗击八国联军，留下最悲壮一页。

宣统三年，辛亥革命爆发，成立通州革命军司令部。“五四”运动期间协和书院学生及北京大学“平民教育演讲团”杨仲健、朱自清在通州宣传俄国“十月革命”。1927年春，中共潞河中学支部建立，周文彬任支部书记。

抗 日战争时期，汉奸殷汝耕叛国投敌，在通县成立了闻名中外的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华北22县成立第二个满洲国，通县成了推行奴化教育的大本营。对此，通 县人民怒火中烧，不甘屈服。先是，1937年27日通县爆发“保安队起义”，起义官兵捣毁了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活捉了汉奸殷汝耕，击毙了日本特务机 关长、打死日军500多人，这一事件曾通电全国，通县人民无不为之振奋。后是，1938年5月翼东地下党组织配合宋时轮和邓华的部队，举行“翼东抗日大暴 动”，通州数百农民参加暴动，摧毁敌伪组织，收复县城九座，后暴动受挫后，党员和青年隐蔽通州潞河农校转入地下，继续活动。

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军平津前线指挥部住扎宋庄。1949年1月14日，解放军与傅作义的谈判在五里桥村举行，17日达成和平解放北平协议，史称“五里桥谈判”。

4、文化底蕴

通 州是京杭大运河北端的水陆都会，文人墨客多流连于此，文化积淀丰厚，明清时期建有州学、书院、会馆多所，潞河书院（现今的潞河中学校址）为东路厅所辖10 州县最高学府，至今已有139年的建校史。通州境内有众多名胜古迹，现存的燃灯佛舍利塔、永通桥及石道碑、李卓吾墓、潞河中学红楼、通州清真寺、张家湾城 址及通运桥等多处市级文物。“云光水色潞河秋，满径槐花感旧游，无恙（yàng）蒲帆（pú fān）新雨后，一枝塔影认通州”，这是清代文人对当时通州的描述，燃灯佛塔更是以“一枝塔影认通州”而成为通州城及京杭运河北端的标志。通州是一座历史 文化名城。在这块古老的土地上，向来是文脉蔚（wèi）然、古韵萦绕。千年底蕴，形成通州特有的运河历史地域文化。

一是通州的皇家文化

通 州的皇家文化始于辽代。辽时，通州称潞县，辖区（今漷县镇）有一片湖泊，名延芳淀。辽主每值春季来这里打猎游乐。金代，路县始称通州。金正隆四年海陵王完 颜亮亲临通州视察造千艘战舰情况。元代，元世祖忽必烈于元十八年正月至通州，二月驻足通州的柳林。元成宗铁木耳也游猎柳林并发兵1500人于今通州漷县镇 筑呼鹰台，用于射猎。元英宗硕德八刺时代，不仅游猎柳林而且在此敕建行宫。明朝，通州的漕运已经比较发达，明武宗朱厚照曾于正德十五年十月由江南乘舟至通 州，驻扎多日。朱载厚的贵妃，明神宗的生母李太后生于通州永乐店村，据传李太后出生时曾有奇香，故生李太后的胡同取名为香儿胡同，今此胡同仍存，分为上香 胡同和下香胡同两段。到了清代，顺治元年五月，多尔衮率兵攻破通州，八月，清世祖福临就驻扎通州。康熙年间，康熙帝巡视通州很多次。雍正帝去东陵谒陵时， 驻在通州的任庄。乾隆三年八月乾隆帝奉太后游通州的马驹桥围猎。历代帝王及皇室在通州所留下的足迹，构成了通州皇家文化的主体，而在各层面社会生活中，通 州也与皇家文化发生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贡院小学、司空小学等都与皇家文化有关。

二是通州的漕运文化

通 州自金代开始至以后的800多年间，护卫与管理漕务成为其基本职能，居民生业也多因漕运所需而兴废。因此元代以后，通州逐渐形成了以漕运为代表的特定文化 氛围。而这种特定文化中，漕运、仓储文化是其本原。其它文化多源于此。通州在全国独具的三座庙宇中的仓神庙、铁锚寺正是通州漕运仓储文化的显著特征。明清 两代仓储衙署官员责任重大，为祈祷保佑无事，故建有仓神庙。明朝在张家湾码头还建有铁锚寺，无论何船经此寺，舵手均要上岸入寺，恭拜祭锚，以祷安航。每年 农历三月初一，春暖花开之际，通州还在土坝码头举行开漕典礼，祭祀坝神。漕粮的收纳和支放场景可以说是蔚为壮观，构成的是一幅幅特殊的仓储文化画卷。依托 漕运文化而衍生的民俗文化如花会、庙会、旱船、高跷、托洋片等更融合了各地民间活动特点。

三是通州的地名、胡同、古迹文化

通 州的地名及胡同文化，把千百年来漕运的历史以地名的形式永久的积淀下来，给通州人民留下了一份宝贵的文化遗产，也给通州的文学艺术创作提供了丰富的场景空 间。如皇木厂、中仓、西仓等仓储地名，粮食市、瓷器口、鱼市口、斗子营、江米店、北果子市、牛市口等交易地名，都是运河漕运遗址标志的域名文化。当然还一 些历史遗迹演变出来的景观文化，如八里桥、燃灯塔、三教庙等。以及以御道碑等为代表的碑刻文化。

四是通州的饮食文化

京杭大运河不仅给古代通州的相关行业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而且由它带来的饮食文化可以说是源远流长，经过长时间的积淀，形成精品。特别是被称为通州三宝的“小楼烧鲇鱼”、“大顺斋糖火烧”、“万通酱豆腐”至今仍为京津地区人民津津乐道。

五是民间工艺文化

晚清时期，朝廷为了保证漕运通畅，严禁在运河沿岸兴修农田水利，通州农业发展受到限制，所以手工业相对比较发达。因通州城市繁华，逐渐成为消费城市，所以手工艺术品制售就更为突出，产生了许多代表人物及作品。如剪纸艺术家杨本逵、陶器制作家杨梦臣，面塑艺术家面人汤等。

5、历史人物

通州物华天宝，钟灵毓秀，人杰地灵，孕育和汇聚了众多历代名人。古有唐代名将吴少诚、元代名臣李秉彝、明代进步思想家李贽（李卓吾），清代“北方才子”刘锡信，民家艺术家“汤子博”。他们都是通州城市发展的“精神财富”。

人物介绍：

吴 少诚：（750－809），唐代幽州潞县人。唐朝军阀，淮西节度使。出身将门，其父曾为魏博节度属下的都虞侯。吴少诚少年时就因为父亲的缘故被授以官职。 后来，梁崇义叛乱，淮西节度李希烈奉命率兵讨伐，吴少诚受到李希烈的器重，以吴少诚为前锋。等到乱事平定，吴少诚得到实封五千户。此后，李希烈割据称雄， 吴少诚甘心为其所用。在唐朝军队的打击下，李希烈最后兵败身死，陈仙奇为留后，朝廷也任命陈仙奇为淮西节度使，但很快为吴少诚所杀，在众人拥戴下，吴少诚 自封为留后，开始掌管淮西，勤于政事，公正无私，得到了朝廷的认可。而后，吴少诚割据称雄，贞元十五年，陈许节度使曲环病死，吴少诚趁机扩大疆土，出兵攻 掠临颍县，包围许州，这时朝廷下诏削夺了他的官爵，分遣十六道兵马前来讨伐。然而，吴少诚治兵有方，经过三次大的战役，官军三战三败。最后，官军退守五楼 行营，军心动摇，又没有防备，遭到吴少诚淮西军偷袭，大败。此后，朝廷无力再征讨吴少诚，干脆下诏赦免了吴少诚的全部罪行，正式使命他为淮西节度使，还加 封为检校仆射。唐顺宗时，又加封为同中书门平章事。唐宪宗即位后，又给吴少诚加官进爵，迁检校司空，809年，吴少诚在淮西病死。

李 秉彝（yí）：元朝名臣，字仲常，人称闲邪公。世家大都通州潞县（今北京市通州）。世祖至元十九年（一二八二）升通议大夫，官工部尚书，两浙转运使。工 书，十岁能习古篆隶。李秉彝元代初年最早到四川视察都江堰，就开始设想：如何把简易性工程改变成永久性，从根本上减轻民众负担，缓和官民之间的对立情绪。 李秉彝在小河上进行模型试验，接着将都江堰枢纽破天荒改造成砌石工程。由于当时政局仍然动荡，首次改造并不彻底；不过这次改造的意义重大，为后来的彻底改 造打下了坚实基础。

李贽（zhì）：（1527—1602），中国明代后期思想 家。号卓吾，又号宏甫，别号温陵居士、百泉居士等。泉州晋江（今属福建）人。其家是世代巨商，至祖父辈家境渐衰。嘉靖三十五年任河南共城（今河南辉县）教 谕，三十九年任南京国子监博士，四十三年复任北京国子监博士，四十五年任礼部司务，隆庆四年（1570年）任南京刑部员外郎，万历五年（1577年）任云 南姚安知府，万历八年辞官归隐。他为官期间，目睹朝廷及官员们腐败无能。他经受过倭寇侵掠、灾荒贫困的痛苦，看到了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的艰难，在新兴的市民 运动推动下，希望能找到与宋明理学不同的“道”。他曾接触过王守仁学说，并研究佛学。归隐后，主要从事研究、讲学和著述。 1588年和1590年先后有《初潭集》和《焚书》问世。书中尖锐地揭露了道学家的虚伪和自私，受到攻击和迫害。后移居通州。1599年写成《藏书》，受 到进一步迫害。1602年因“敢倡乱道，惑世诬民”的罪名在通州被逮捕。李贽入狱后，听说朝廷要押解他回福建原籍，他感慨地说：“我年七十有六，死以归 为？”于是愤而以剃刀自刎。李贽去世后，马经纶遵其遗嘱，将其安葬于通州城北的马厂村。1610年，汪可受曾立《卓吾老子墓碑》；1612年以后迁至西海 子公园内。墓前立其好友焦闳书“李卓吾先生墓”碑。西有通州区人民政府所立《重移李卓吾墓记》碑。两碑前有周扬题“一代宗师”碑。在青松翠柏，一湖碧水的环绕中，李卓吾先生得以安息。

刘 锡信：字桐村，清代通州人。少年时代聪明伶俐，理解力强，喜好读书。青年时代博览群书，深通历史，熟读传记。乾隆三十年（1765），考中举人。后从事实 际事业，以举子身份到山东省即墨任知县，清廉公正，政绩突出，声誉较高。不久，升任他为户部湖广司员外郎，主管湖广省有关土地、户籍、赋税、财政收支等事 务，辅助郎中办理相关业务。政事余暇，每天还要批点校对书籍，蝇头小楷朱批黄正，而且著书立说，有《潞城考古录》3卷，批改订正不同之处，填补历史记载的 空白，或纠正史料记述的谬误。他平生不追求名利，专心研考史籍，一般人罕有能够达到他这种治学程度者，所以著述较多：《历代讳名考》、《煮石山房存稿》、 《菱溪笔记》等。清初大学问家多器重他，称他为“北方第一学者”。其他文化名流也都对他给予很高评价。

汤 子博：第一代面塑大师（艺名面人汤），1882年生于通州新城南街。少喜绘塑，兴趣广泛。对医、儒、释、道、禅均有研究。清末在通州万寿宫偶遇山东面塑艺 人，颇感兴趣，遂购其面团，潜心研习面塑，终有所成。汤氏面塑独具特色，人物神态生动逼真，惟妙惟肖，精细所致，能在半个核桃里塑造27个人物，堪称艺术 绝品。1956年中央工艺美院成立汤子博工作室，从此“面人汤”从民间登上艺术殿堂。作品多被选为国家礼品并常参加国内外展览，曾获“社会主义国家造型艺 术展览会”奖章。

通州优越的地理位置，优美的自然风光，丰富的自然资源，深厚的文化积淀，良好的发展环境，为未来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二）通州的当代发展史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标志着通州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1949年-1950年称通县，1954年分设通县和通州市，1958年通县、通州市从河北划归北京，合并成北京市通州区，1960年复称通县。之后的通州发展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建国初期到1978年

建国初期城市建设速度较慢，“文革”时期，城市建设几乎停滞，城区面积仅16平方公里，通州仍停留在一个小县城的概念上，城建、交通、环保等相对落后。

新中国建立初期，通县、通州市的各级党组织，带领人民建立和巩固人民政权。在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10年中，通县有成绩也有挫折。通县同全国一样，也曾大炼钢铁，搞浮夸风；也曾集中了2万余名工作队进行“四清”大会战，使不少基层农村干部受到不应有的打击。

1966年5月开始文化大革命，1967年12月成立通县革命委员会取代中共通县县委。1970年通县县委又恢复。1976年10月“文化大革命”结束。1977年高考制度恢复，当年全县7605人参加高考，483人被录取为大中专学生。

1978年，全县总人口52.32万，农业总产值33009万，工业总产值12996.1万元，财政收入2964万元。

第二阶段，改革开放30年

改革开放以后，通县城市建设出现了新的转机，逐步走上了健康发展的轨道。

1、经济发展

1981年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此后通县乡镇工业异军突起，经济发展突飞猛进。

1992年通县成为全国综合实力百强县，位列全国第17位，全县社会总产值83亿，农业总产值12亿元，工业总产值63.2亿元，财政收入1.76亿元，通州的声誉达到顶峰。

1994年1月国家统计局12项指标评比，通州位于全国综合实力百强县第10位。

1997 年，北京市撤销通县建置设立通州区。同年10月通州区委决定撤销西城、南城、北城、东城、新建、运河、北苑七个办事处及党委，成立中仓、新华、玉桥、北苑 街道办事处及工委。是年，通州的354家企业完成重组改制，其中28家被拍卖。是年，注册登记的外资企业已达360家。1997年初，全县实现国内生产总 值35.13亿元。财政收入1.79亿元，比1992年仅增长1.7%。

2001年7月，通州进行撤乡并镇，全区定为下辖10个镇，一个民族乡、4个街道，延续至今。2002年末，全区国内生产总值91.33亿元，比1997年的38.45亿元增长1.37倍。地方财政收入实现6.94亿元，比1997年的1.97亿元增长2.63倍。

2、城市规划

1959 年通县第一次编写城市建设规划。1984年，通县首次制定了城市建设总体规划方案，提出了建设北京卫星城的发展思路。到1996年，通州城区建成面积26 平方公里，人口26万。建成东西向、南北向各3条主干道，连接165条街巷、居民小区。此阶段，通州作为北京卫星城，接纳了大量化工业、制造业企业，为北 京市区二产向郊区转移和缓解市区就业、人口压力，作出了重大贡献。1997年，通州城市建设迈上了快车道。通州区制定实施了《通州卫星城总体规划 （1996年-2010年）》和《通州区域总体规划》。2000年，京沈高速路、通顺公路、东六环路通州段相继通车。连接城内复八线地铁的八通轻轨铁路工 程于2003年通车运行。规划建设的5座横跨运河两岸的大桥，其中东关大桥、运河大桥、六环西辅路跨运河桥已建成通车，玉带河大桥、城市彩虹景观桥也已建 成。“三纵（滨河路、新华南北路、京津路）三横（新华大街、玉带河大街、运河大街）”的城市内部交通网络基本形成。2003年通州酝酿启动编制《通州新城 规划（2005年-2020年》，通州新城建设翻开了新的一页。

3、文化名流

这一阶段，不但通州的经济社会取得了长足的发展，而且教育文化事业也取得了丰收的成果，涌现了一大批文化名人，形成了颇具通州特色的“作家群”，他们为通州赢得了世界的声誉，他们是通州的骄傲。其中，刘绍棠、高占祥、刘白羽、王梓夫等是其中杰出的代表。

作家介绍

刘 白羽，通州人，曾任中国作家协会名誉主席。他在1950年参加编制的反映解放战争的影片《中国人民的胜利》，获斯大林文艺奖金一等奖；散文集《芳草集》获 1989年优秀散文奖；长篇小说《第二个太阳》，获第三届茅盾文学奖和（1986至1994年）炎黄文学奖；长篇传记文学《心灵的历程》，获首届 （1990年至1994年）中国优秀传记文学作品奖。他有多种作品被译成英、俄、德等多种文种出版。   

刘绍棠，通州儒林村人，曾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他幼年成才，13岁开始发表作品，20岁成为中国作家协会最年轻的会员，是50年代中国文坛的“神童作家”。青少年时代作品清新、淡雅，把土改后的农村写得嫩苗遍野，生机盎然，受孙犁作品深刻影响，有社会主义“田园牧歌”之美誉。刘绍棠将“荷花淀派” 的柔媚、清丽之美与“燕赵文化”的阳刚、劲健之美很好地结合在一起，建立了独具风采的大运河乡土文学体系。著有《刘绍棠文集·大运河乡土文学系列》12 卷。其中长篇小说《京门脸子》获北京优秀作品奖，中篇小说《蒲柳人家》获全国优秀作品奖，短篇小说《娥眉》获全国优秀作品奖。其作品被译成多种文字出 版。   

浩然，长期在通州工作创作的作家，代表作有短篇小说集《喜鹊登枝》、 《杏花雨》，长篇小说《艳阳天》、《金光大道》、《苍生》、《浩然选集》5卷，自传体长篇小说《乐土》、《活泉》、《圆梦》等。其主要作品被改编成电影、 电视剧、连环画，并译成多种文字出版。《苍生》获首届中国大众文学特别奖。   

高占祥，通州人，曾任中国文联党组书记。主要文学作品有《浇花集》、《微言集》、《微风集》、《春泥集》等，并有《高占祥书法集》、《高占祥人物摄影作品集》、《莲花韵》、《荷花韵》等摄影专集。   

房树民，通州人，曾任中国青年报社文艺部主任、作家出版社副总编辑。主要作品有小说集《诞生》、《九月的田野》、《樱桃园村》、《雪打灯》，与人合作发表报告文学《向秀丽》、《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弟兄》等。   

王 梓夫，通州人，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创作室主任。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异母兄弟》、《漕运码头》，长篇报告文学《生命之光》、《大运河启示录》，纪实文学《净 化神圣的国土》，中篇小说集《昨夜春风》，话剧《夏威夷酒家》、《红河谷》等剧本。其中《漕运码头》也获得了第二届姚雪垠文学奖，去年被拍成电视剧，在各 大电视台播出，赢得了很高的收视率。）

改革开放以后，通州文学艺术事业不仅调动了通州人的创作激情，而且吸引了各方艺术人士来通州居住创作。其中，不乏大家、名家。如著名画家黄永玉先生、著名雕塑艺术家韩美林先生、著名歌唱家郭颂先生等。另有宋庄画家村及各界来通州发展的艺术家达2000余人。

在新世纪的光芒中，勇于开拓进取的通州人，将紧紧抓改革开放的历史机遇，团结奋斗，乘势而上，全力打造区域服务中心，续写新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