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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人因为一本庄谐杂出的《花间一壶酒》，也因为“越活越糊涂，越喝越明白”而知道了学者李零的有趣一面。近期，作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文化学者的他则由三联书店推出了一套看似很“中国学”的《我们的中国》，要说这套作品与近年涌现的众多“中国学”有什么别开生面之处，或许在于他讲的不是他者眼里的中国，也不只是“我”的中国，更不是海外汉学家意欲解构的“中国”，而是“我们的中国”。
如是套用李零在几年前同样分四册出版的《我们的经典》自序里的讲法，我们或许可以这样说：“我们的中国”，不是为我们不假思索，当自古以来就是如此的概念接受的，一般意义上的中国，而是当代人眼里最能接续中国传统，又是最能与世界交流沟通的“我们的中国”。李零是从“我”的观察和记录出发，书写“我们的中国”的。他靠的是行走与阅读。如果说，早些年他主要沉浸于阅读“我们的经典”，过去十年，他则可说是在“行走”中记录自己对当地历史、地理与文物的观感和思索。
在日前于上海书城举行的新书首发演讲中，回味年轻时探幽揽胜的心情，李零感慨：学历史一辈子，书上说的那些地方若是都去过了，那正是壮游河山，是极大的满足。而对行走的向往，李零甚至还有些可以称之为“贪念”的情感：“希望全部走全，我管这叫‘十全大补’。如果我的脚还能跑，还有很多地方想去。”
而李零的行走有现实的缘由，也自有其坚实的历史依据，依据就在先秦最富于科学性的地理记载《禹贡》。在李零看来，《禹贡》以大禹治水为母题，只讲山水泽地和以山水泽地界画的九州，不讲政区，却是汉魏以来所有地理书的源泉。而《禹贡》讲禹迹，禹迹是大禹治水，随山浚川，一步步走出来的。“所以，研究地理，走路很重要。走路不光看山水，看风景，更重要的是看人类活动的痕迹。中国山水，人文背景很深，研究地理，离不开考古。考古和地理都是读地书。”
体现在《我们的中国》第二册“周行天下”中，李零寻访了中国上古以来重要的战场、城址、祭祀遗迹，到访岳镇海渎、山水形胜;走完了孔子、秦始皇与汉武帝走过的路。而第三册“大地文章”，则既有山川考察记，也有“家乡考古学”，因为他把对故乡山西省武乡县以及太行山的考察，当成了行走的“中心”。难怪有朋友调侃，他这是老家中心主义，比国家中心主义还要可怕。但在李零，这没什么可奇怪的，一则了解中国，就适宜从你自己最熟悉的家乡开始，二则，山西确实重要。“中国的晋南和豫西，确实是中心里的中心啊。苏东坡曾言：‘上党从来天下脊’，地处太原与洛阳之间的这片区域，自古是兵家必争之地。”
更重要的是，这让他对“中国”的形成，有了直观的感受。在李零看来，谈论最早的“中国”，应该注意两个基本前提：“国”的形成和“中”的形成。如果国家都没有形成，也就无所谓“中国”的概念。而即使形成了国家，但是如果没有形成文明中心，对周边形成强大的吸引力，吸引其加入其中，构成核心地区，那也算不上“中国”，而只是周边众多小邦国之一而已。
但所谓中国，其实并没有地理意义上的绝对的中心。李零表示，历史上，中国的夷夏之分是以中央和边缘为依据来划分的，谁占据中心谁就是华夏，谁属于四裔谁就是蛮夷。“所以我们都曾经是华夏，我们也都曾经是蛮夷。比如，夏、商、周三代都以 ‘中国’ 自居，说自己住在 ‘禹迹’。”但李零提醒，“禹迹”实际上是个以夏地为名的符号，代表的是夏、商、周融为一体的天下。当夏在中心时，商是蛮族，商为中心时，周是蛮族。当周为中心时，天下被重组，很多国族都迁离原地，用司马迁的话就是“子孙或在蛮夷，或在中国”。“所以，任何一族只要不在中心，都会被视为蛮夷，‘夷夏之分，不在血缘，而在地域和文化’。”
从世界文明的高度看，李零表示，文明都是由中心和周边共同构成的概念，往往农业文明在中心，草原文明和海洋文明在周边。它们之间的关系是相互依存、相互补充的，但海洋文明和草原文明作为周边都有着朝中心发展的欲望，即所谓的“四裔趋中”。四裔趋中的规律是四裔面向的是发达地区，背后是起源地，两个文明最接近的地方形成一种过渡形态，同时也是四裔最为发达的地区。
由大地上的行走，而致对中国的深入思考，就不难理解《我们的中国》何以被看成是“当代徐霞客”写下的国族地理思想史。而在有评论看来，经由李零的这本书，中国自上古以来的人文和精神世界，有了一个大地上的维度。毫无疑问，李零在中国大地上的行走，也是他追寻中国的旅程。而这种追寻固然源于他的治学兴趣，恰如李零自言，他竭四十年之力，全是为了研究中国，却很难说没有在一定程度上受了当下中国认知焦虑的影响。
近年，海外汉学家力图解构“永恒中国”，他们不满中国的疆域和历史，说中国是个虚构的“共同体”。为此，李零从中国的形成是一个历史过程的角度给予了反驳。而在《我们的中国》第一册“茫茫禹迹”里，他就讲述了中国大一统国家形成的历史进程，并称，“中国”概念的形成，关键是“两次大一统”，第一次是西周封建，夏商周三分归一统；第二次是春秋战国纷争之后的秦汉大一统。
要对“大一统”有个清晰的认识，就不能不回到最早的“中国”这一争论上来。对此，不同的学者依据各自的研究和发现，有二里岗“中国”、二里头“中国”、龙山“中国”、庙底沟“中国”之说，问题越追越远，背景的背后还有背景，似乎难有定论。李零认为，龙山时代是城市遍地开花、国家出现和中心形成的酝酿期，二里头文化才真正形成中心，而后商人从东部崛起，取代了这个中心，但西土仍在夏人控制范围之内，这说明夏、商、周不仅是前后相续的时间概念，同时也是并行的空间概念。而“中国”这个词，无论是传世文献，还是出土铭刻中，最早也只能追溯到西周时期。“正是周人完成了将夏、商、周三个空间板块一统。”
自此，中国历史、中国地理的轮廓逐渐清晰。李零表示，在西周大一统完成后，古人发明了岳镇海渎作为九州也即空间中国的地标。此后，秦汉大一统完成了制度上的大一统。李零由此强调，中国真实存在，它不是虚构的，但“中国”的形成是一个历史过程。李零表示，在《禹贡》的地理范围内，就生息着五大族系。战国末年，秦国为统一天下做准备，摩拳擦掌，已经有五帝共尊、五岳并祀的设想。元朝和清朝，这两个征服王朝都是多民族国家。蒙古人和满人都是多种文字并用，元朝有六体，清朝有五体。19世纪，欧洲人创建汉学，最初就是抱着《五体清文鉴》和满汉合璧本，学习汉语，研究中国。
据此，李零认为，中国境内的各民族，无论是以四裔治中国，还是以中国治四裔，谁入主中国，都不会同意另一半独立。“孙中山闹革命，刚开始提出‘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后来发现这根本不行，于是《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宣布，中国的领土为二十二行省和三大属地。我们的共和是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由此看，‘五族共和’ 并不纯粹是个现代民族国家观念下的发明创造，它也是中国传统的延续。”
而从历史上看，五大族系在一起，就会产生“夷狄交侵”的现象。在这个过程中，有些国会被吸纳进来，有些也会被排斥出去。“中国是相对四裔而言，古人所谓华夏和蛮夷戎狄。中国对四裔具有吸引力，四裔对中国有向往，因此很多周边文化就进入了核心地区，与中国融为一体。”李零表示，中国的版图正是由此不断扩大，尤其是宋以后契丹、女真、蒙古、满洲等周边民族的不断入侵，中华民族的概念也不断扩大。
这正是李零在《我们的中国》第四册“思想地图”里强调的一个重要方面。“‘大一统’ 是古代的世界概念，中国叫‘天下’。中国是一个文明漩涡，既有辐辏，也有辐射，雪球越滚越大，形成了‘大一统’。”诚如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考古学家许宏所说，我们的中国是一个复杂的共同体，“中国”的概念在不断变化的过程当中，吸收了天下的地理观，也吸收大一统的政治文化，等等。如此，要单一地从地理上看，从文化上看，从种族上看，都“看不到”中国，只有综合起来观察可能才是中国。
而要做到这种“综合”，就有赖于研究者丰厚的学养，这正是李零作为一个文化学者的难能可贵之处，在《我们的中国》自序中，李零一开始就自问自答：“我的专业是什么，有点乱。”在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考古学家徐天进看来，治学要做到这个“乱”字其实特别难。“因为乱，在读李零的文章时，你会发现，但凡考古学、古文献、地理学，还有艺术史，凡是我们想到的人文领域十八般武艺，他似乎都能信手拈来，不同领域的这些学科的知识也好，材料也好，他都能够很熟练地，毫无隔膜地来表达他要表达的思想。”
而要真正做到“毫无隔膜”四个字，则需要著者在客观的论述中，恰如其分地融入自己的主体性。徐天进表示，看李零的文章，能看出有非常鲜明的冷与热的两重性。“在面对史料的处理时，李零真的是极其的冷，丝毫看不出来情感那一面的东西，他表达自己的观点，也是毫不含糊的。但他表达的内容，又分明让你感到他是有情怀，有温度的。甚至你感觉，他的文章，包括书名、题目，都是他自身情感的表达。这与当下很多学者冷冰冰，没感情的研究对比鲜明。”
在徐天进看来，李零独特的思想和情感，也形成了他独特的语言表达。“业内人士有时候会开玩笑说，他写的是‘李零体’，因为他的风格很独特，一种极其简约的风格，他用的都是很短的句子，而且很白话，时不时还会来点俚语，来点不登大雅之堂的词汇。但你读了并不觉得突兀。”事实上，李零确实喜欢在文章里时不时来点不一样的东西。就拿《我们的中国》来说，写入书中的除了严谨专精的学术问题和文献梳理，还有游历过程中的生活小事。对于这些小事，他都一一耐心对待，记录细如毫末，虽淡淡几笔，却很是生趣。
不止于此，李零虽自言不怎么用手机，也很少看报纸，但这并不妨碍他“与时俱进”。说他行走不易，他会说古代行走才真是不易，那时没有现代化的交通工具，旅行，除了双脚，只有舟车。所以，古代行者只有那么几种，比如，军人、商人，又比如，寻仙访药的方士，宦游天下的学者，还有巡狩封禅、到处视察工作的帝王。而在秦皇汉武之前，跑路最多的著名人物当数孔子。“孔子一辈子都在做一个梦，就是周公之梦，当他年老的时候，他说当他做梦都梦不见周公的时候，他就知道自己快要死了。孔子这个梦就是中国最早的‘中国梦’，因为他想恢复西周大一统。但他没有做成这个梦，最后是秦皇汉武做成了这个梦。”
如今我们讲“中国梦”，自然不是王国维在写《殷周制度论》时想要重温的“周公之梦”，而是力图对中国有更为清醒的认知的“中国梦”。读李零的《我们的中国》，会让我们明白，中国、中国人为什么是现在的样子，它所承袭的以前的样子又是什么样子。当然我们还要探究，中国今后又将往何处去？就像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院长葛兆光说的，至今中国仍然在传统、历史和文化的延长线上，但也不能不认识到，近代中国文化出现了转型和认同的双重困难。本来中国的变化都在传统内变，现在还要在传统外变。面对现代、面对世界，中国要寻找文明与文化、全球化与地方化之间的和谐之道。从这个意义上说，由李零开启的寻访“我们的中国”之旅，并不是终结，而更可以说是另一个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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