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中天品唐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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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喜马拉雅FM中华史主播Kevin献声

当前浏览器不支持播放音乐或语音，请在微信或其他浏览器中播放 0:18 最能代表大唐精神的一首诗 来自易中天

唐诗

　　这首黄巢的《菊花》，体现了大唐的精气神。

　　诗歌之于唐，意义非凡。它绝不仅仅只是某种文学样式，更是生活方式，以及一个绅士或者上层人物的身份象征，是一种风气、潮流和时尚。这就极大地提高了唐人的生活质量和审美品位，使他们变得风流倜傥。

　　这里面体现出的是大唐精神和大唐梦——在社会安定、国家富强和对外开放的前提下，每个人张扬个性和追求幸福的无限可能。　　

　　比如李白。

豪气干云

诗仙李白

　　李白无疑是唐诗的代表。但，不代表艺术成就，只代表时代精神。要论艺术成就，则唐诗不如宋词，初盛唐不如中晚唐。唐诗的文学史意义，在于格律诗的发明和成熟；而要论平仄、对仗、用典、吐属和意象，没人超过李商隐：

 

 

　　这首诗基本上是无解的。没人知道他说的是什么，或者想要说什么。是啊，当时便已惘然的，又如何追忆？但如不追忆，又岂知当时惘然？可见问题不在可说不可说，而在怎么说。把不可说的说得声声入耳，正是李商隐的魅力。

　　李白却不是这样。

　　与字字珠玑的李商隐不同，李白基本上是想怎么说就怎么说，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完全是兴之所至，汪洋恣肆，比如：

 

 

　　显然，这里面没有什么谋篇布局、遣词造句，只有随心所欲的痛快淋漓，脱口而出的波澜壮阔。实际上李白的诗句不少口气吓人，这会儿要搥碎黄鹤楼，倒却鹦鹉洲，过会儿又恨不得把一江春水都变成好酒。明明是些大话、疯话、牛皮话，但他自己乐意说，别人也乐意听，还百听不厌。

 

　　这才是盛唐气象。

 

　　实际上在安史之乱前，大唐是相当包容的，既容得下武则天这样的女人，也容得下安禄山那样的胡人，当然更加容得下李白一类的狂人。在朝气蓬勃百无禁忌的盛唐，这种无赖由于真实、率性、毫不做作，也是讨人喜欢的。

 

　　就这样，李白鲜活地成为时代的形象代言人。

 

　　杜甫也是。 

忧国忧民

诗圣杜甫

 

　　李白无拘无束，杜甫忧国忧民。

 

　　杜甫似乎是带着悲悯情怀降临人世的，因此对苦难的体验超过了同时代人。唐肃宗至德元载（756）冬，大唐政府军与安史叛军在长安西北的陈陶作战，几乎全军覆没。困在京城的杜甫得到消息，悲痛欲绝地写下了这样的诗句：

 

 

　　这是比《春望》更为沉重，也更有分量的作品。没有煽情的语言，只有如实的记录：寒冬腊月，十郡子弟，四万青年，同日而死，还有比这更惊心动魄的吗？没有。

 

　　难怪野旷天清，鸦雀无声。

　　但，此时无声胜有声。

　　悲声从心底发出，穿越千年时空直指人心，让我们至今读来仍不免震撼和颤栗。是啊，历史上有过太多战争，也有过太多死难。但是，又有多少人为那些陌生的亡灵，写过如此沉痛和肃穆的墓志铭呢？也就是杜甫吧！

 

　　这是一种人道主义情怀。正是这情怀，让杜甫对底层人民的遭遇充满同情。那生离死别的新婚夫妇，那相依为命的老年伴侣，那无家可别的孤独征夫，都让他揪心。也正是这情怀，使他在唐玄宗感觉良好，杨国忠粉饰太平时，敏锐地看出了社会的不公：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人民的生活早就水深火热，连天的战火却在继续燃烧。

　　如果说李白纵情释放着心理能量，那么，杜甫便触动了人心最柔软的地方。这样的诗，王维就不大可能写。 

禅意自然

诗佛王维

　　自称“晚年惟好静，万事不关心”的王维，对自然界却充满感情。在他眼里，每一条溪流都有生命，每一朵野花也都有故事，空无一人的山林更是充满情趣。就连水中白鹭被溅落的浪花惊起，又安详地飞回原处，都让他欣喜。

 

　　王维是大自然亲切的画家。

  

　　的确，王维总是能够把诗和画融为一体，而且不乏大气磅礴之作：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毕竟，作为盛唐诗人，气度几乎是必需的。但，最耐读的，还是那些绘画小品般的五绝：

 

 

　　这是一组空镜头。寂静的山涧旁，辛夷花悄悄开放又凋谢着。但，没人知道是热热闹闹地开，纷纷扬扬地落；还是委委屈屈地开，凄凄惨惨地落。不过作为盛唐之音，不会是陆游笔下的梅花：已是黄昏独自愁，更著风和雨。多半，是旁若无人地开，满不在乎地落。

 

　　所谓禅意，也就在这里了。

 

　　王维是信佛的，曾皈依荷泽神会禅师，还为六祖惠能写过碑铭。因此他的许多作品，便既是诗也是禅：

 

 

　　此诗可与前首并读。前一首写动，这一首写静；前一首写白天，这一首写夜晚。春夜里，空山一片寂静，桂花落地无声。早已憩息的山鸟却被悄然升起的明月惊醒，莫名其妙地叫了起来，一会儿响起一声，过会儿又响起一声，反倒更加显得万籁俱寂。这可真是此时有声胜无声。

 

　　然而禅之为禅，正在自然。所以，尽管辛夷花开得蓬蓬勃勃甚至欢天喜地，却是没有声音的，正如有着鸟鸣的画面其实静止。对立的双方就这样相互契合，一切也都在有意无意之间。这样看来，追问意义其实没有意义，追问动机就更是不必，倒不如鸟宿鸟鸣都自在，花开花落两由之。

 

　　这就是禅，王维也因此获得了“诗佛”的称号。

 

　　盛唐有如强汉，少有文弱书生，诗人们至少在精神上是豪雄的。所以就连王维，也不会只看风景。李白、杜甫和其他人，更会将目光部分地投向边塞，投向战场。但，边塞诗的代表，当首推岑参。

边塞悲歌

诗雄岑参

 

　　岑参被称为“诗雄”当之无愧，他的诗确实充满阳刚之气，这与他的性格有关，更与经历有关。

　　进士及第的岑参曾两次出塞，先后在安西四镇节度使高仙芝、安西北庭节度使封常清手下任职，足迹远至今天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吉木萨尔和库车县，最近处也到了甘肃武威。唯其如此，他才写得出这样铿锵有力扣人心弦的诗句：北风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将军角弓不得控，都护铁衣冷难着。

　　这是西北重镇和军旅生涯的真实写照。

 

　　同样，也只有亲历者才会道出边防军的特殊感受：

 

 

　　的确，西域山高路远，征战前途未卜，回家的日子遥遥无期，平安书信当然弥足珍贵。但，边防将士却并非都是强征入伍，自愿从军的也不乏其人，这又是为什么呢？

　　高适回答了这个问题：

 

　　这是真实的心理。如前所述，大唐是一个好舞台，为各色人等提供着自我实现的多种可能性，远赴边疆建立军功便是其中之一。那里固然火山炙热，冰河寒彻，却也有浓郁的异国情调，多情的外族姑娘，旦夕可至的扬名机会，一马平川的广阔疆场，确实能让热血男儿跃跃欲试摩拳擦掌。

　　更重要的是：天子非常赐颜色。

　　事实上，从太宗到玄宗，包括女皇的时代，成为世界中心就一直是帝国的梦想。有此梦想也不奇怪。因为长安和罗马一样，都曾经是世界首都，只不过一个是东方的，另一个是西方的。因此，尽管罗马再也回不到从前，却不等于长安的新主人不可以再造辉煌，尤其是在重归一统之后。奖励边功，也就成了题中应有之义。

　　结果是大唐雄辩地证明自己不输于两汉。在王朝最强盛的时期，太宗皇帝的继承者们成功地将伊犁河流域以及今天哈萨克斯坦境内的巴尔喀什湖、吉尔吉斯斯坦境内的伊塞克湖和托克马克都置于掌控之中。据说，李白就出生在那里。

　　但是到唐玄宗天宝十载（751），情况就变了。

　　唐诗的诗风也变了。

七律七绝

新的诗风

　　在初唐和盛唐，诗人们更喜欢的是古体，比如李白和岑参；或者五绝和五律，比如孟浩然和王维。而在后世更常用的一种，是格律诗中的七律。

　　让事情发生变化的，是杜甫。他的五绝如“泥融飞燕子，沙暖睡鸳鸯”，七绝如“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都脍炙人口。但真正超越了前人的，还是他的七律。

 

　　这是被称为古今七律之冠的作品，因为不但完全符合格律，而且做到了极致：一篇之中，句句皆律；一句之中，字字皆律，简直就是既可以学习又无法企及的范本。

 

　　也许，必须稍微讲点这方面的知识。

 

 

　　词性要相同，平仄要相反，这当然很难。但，由于我们这个世界原本充满了矛盾，对仗的使用便可能因为张力而产生奇效，比如：

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

或者：

此日六军同驻马，当时七夕笑牵牛。

　　至于七律，也有它的优越性：七言较之五言，八句较之四句，空间更大，余地更多，可以游刃有余地起承转合，尽管难度也因此更大。所以中唐以后，七律便佳作频出，金句迭现。比方说，刘禹锡的：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

许浑的：

溪云初起日沉阁，山雨欲来风满楼。

以及李商隐的：

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

　　当然，更多的名句应该还是出自七绝。比方说，韦应物的：

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

韩愈的：

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

元稹的：

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

以及白居易的：

　　杜牧就更是堪称七绝之王，他的许多佳作恐怕是必须整首照录的：

　　这实在让人爱不释手，更不用说“停车坐爱枫林晚”和“牧童遥指杏花村”了。

 

　　无疑，正如杜甫不同于李白，被称为“小李杜”的杜牧和李商隐也各有千秋。商隐耐人寻味，杜牧清新可人，体现出的时代精神却相当一致，那就是沉稳、多样和内向。

　　而这种变化，正是源于安史之乱。

「 下方视频：易中天讲安史之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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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6.06.28-0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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