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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故纸墨迹中追寻祖先的身影
□薛金坤
父殁，遗黄纸一沓，展之细察乃祖上乾隆二十九年以降兄弟分家、土地买卖、缴钱纳粮等契约文书。借助专著释疑解惑，家世乡情尽在其中。穿越时空，祖先身影犹在眼前。
世代佃农，“分拨”作证。道光二十年腊月，祖父之高祖立“分拨文书”，时有田地十九亩六分三厘，五亩二分留作养老田，余田均分，三子各得一股。此后“各勤俭成家光前裕后”。祖父之曾祖父所得之田四亩七分，其中自田仅有一分三厘，余者皆为租田。待到同治五年，祖父之祖父兄弟俩分家，七亩四分二厘六毫地两人各半。祖父之祖父所得之田中一亩八厘五毫垦荒田，算是自田，有同年完纳钱粮之“版串”为证。同治五年，正值清廷平定太平天国之乱，召佃垦荒恢复农业之时，故有“荒粮田”之语，余田也皆为租田。民国九年，曾祖母立“分拨文书”时，租田十亩自田仅四分。祖父所得可计而知。“吴中之民有田者什一，为人佃者十九”。少时唯闻老人念叨“解钱粮”却不甚了了，今见《漕粮版串》《上忙条银版串》《下忙条银版串》方才明白，凡有自田之农都得向官府缴纳钱粮并得一纸“版串”，亦即收据。大红官印赫然在目，无非彰其官衙之威仪。 话说回来，倘能种得官田解得钱粮已算万幸。苏州农民佃农居多，“小民终岁勤苦，而输租之余，所获无几”“乐岁尚咨寒饥，遇凶则饿莩满野，尸填于川”。道光十四年秋收在望，惮于“家凫实伤禾稼，使吾农民租税无输”，祖上联络十余乡亲倡议订立“公议禁鸭保稼议单”，各家自禁家鸭，违者受罚。就在祖上父老自订《禁鸭保稼议单》之年，官衙刻石立碑《严禁佃农结党抗租》，谁“敢结党抗租——严拿照例究办”。清代数百年，几多佃农杖责枷锁，几多佃户流落他乡，又有几多领头抗租者枭首示众。时人有云：“郡城繁华，商旅辐辏，过者啧啧称羡富饶，岂知乡氓凋敝”。今我倘若只知津津乐道“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苏湖熟天下足”，却不知祖先稼穑之苦田赋之重。 初见祖辈遗下的地契一头雾水。什么“顶首”“找贴”“杜绝”“粮田”“租田”“屯田”。他人之田怎能出卖，既已卖出为人“世产”又何来“四年为期，备足原价任凭取赎”。四年之内甚至四年之后还可一再要求买主“找贴”，直至立下一纸“绝卖”文书算是了断。原来，此乃中国特色之土地制度。始发宋元，盛于明清，苏州尤甚。田有“田底”“田面”之分。有“田底”“田面”者可将“田面”出租于人耕种，收取租米一石上下。承租者即为佃户，若一次性交纳押金是为“顶首”，如能按时足额交租，便可永久耕作且传与子孙，是为“永佃”。“租田当自产”之俚语，既是调侃也是现实。“田底”可卖，“田面”也可，且不受田主定夺。“为人佃者十九”却频频买卖土地，盖因“田面”不仅可私相授受，且可“活卖”，同一块田地买卖数次，初卖为“上岸”，再卖为“找贴”，一找再找直至“杜绝”。 既有“永佃”之权，又“惟以其田面为恒产所在”又为何常常自毁恒产。所有契约都有“为因正用”一语。所谓“为因正用”无非是小农家庭不堪重赋更不堪突发之事。曾祖父刚刚过世，曾祖母就一次性出卖近半所谓“世产”，七块田地计四亩四分七厘三毫，得银洋一百三十九元。此即上世纪二十年代初一个苏南农户的生活实态。纵观七八十件土地买卖契约，都系佃户们彼此间之小打小闹，每宗买卖多为一二亩，少有超过二亩者，最小者仅一厘五毫，得“银七折钱四两正”。同样令人惊奇者，所买卖之田地极为零散。民国九年祖父兄弟分家，有所谓“世产”十亩三分九厘六毫，散于“四亩里”“五亩里”等处达十六块之多。此绝非江南农村个案。苏南农业“过密论”即由此发轫。小农之家孤舟一叶，抗风御浪谈何容易。孙中山提出“平均地权”“耕者有其田”却壮志未酬，后来“二五减租”也未实施。其间虽有梁漱溟、晏阳初等仁人志士身体力行“乡村建设”，但也仅得一时一地之效。实现孙中山先生遗愿者中国共产党，“土改”打碎数千年之封建土地制度桎梏，农民从此不再为“钱粮”所困。 放眼江南，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正寓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中国梦中高歌奋进。故纸墨迹，祖先身影，承载历史，昭示未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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