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四灵玉璧 看天神崇拜

  

 

 由四灵玉璧    看天神崇拜 

 

   【稽古探源】由“四灵玉璧”看“天神”崇拜

   尚古玉

   摘要：汉代“四灵玉璧”上的“四方神兽”，起源于古人的“星神”崇拜。古人将“天球”上的“二十八星宿”划分“四方天域”，并神化为动物形象：“东方七宿”幻化为“青龙”；“南方七宿”幻化为“朱雀”；“西方七宿”幻化为“白虎”；“北方七宿”幻化为“玄武”。古人认为“四灵神兽”代表“四星天神”，有体现“四季”和保佑“四方”的神圣作用，于是制作“四灵玉璧”供奉祭祀，或佩带身上驱邪保吉。

   关键词：四灵玉璧；四方神兽；天球星宿；星神崇拜

   一、汉代“四灵玉璧”

   笔者收藏一件古代玉璧，和田玉质，外径5.5厘米，中心孔径1.8厘米，厚0.8厘米。玉璧体型虽然不大，但其色泽与雕工却异常精美。此璧玉色青绿莹润，局部有鲜红沁色，仿佛红花绿叶，美艳夺目。玉璧两面满工雕刻“四灵神兽”：“东方青龙、西方白虎、南方朱雀、北方玄武”，因此命名此璧为：“四灵玉璧”（见图1）。

 

图1“四灵玉璧”两面

 

   审视此璧的材质、工艺、沁色、纹饰四个方面，基本判断为汉代的玉璧：

   一、此璧材质为和田青玉，商周时期的玉器，已有诸多和田材质，至汉代和田玉的应用达到古时高峰，皇家玉器多用和田玉制做。

   二、此璧的雕工继承了商周玉雕工艺，采用减地凸起的阳纹浮雕工艺，雕琢精细、满工繁华、形象凸显、生动有力，线条圆润，抛光亮丽，似应为西汉强盛时期的作品。

   三、此璧颜色基本青绿而局部沁红，红沁处伴有蚀残现象，察其沁蚀力度，非两千年时间不能达到，由此也可推断为汉代玉器。

   四、断代的主要因素还有纹饰，即“四灵神兽”的造型。史上“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的形象定型，大概在战国至西汉时期。记叙春秋战国史实的《礼记·礼运》曾说：“麟、凤、龟、龙，谓之四灵”，可知先秦时期的“四灵”形象，与后来的“四灵”形象有所不同；西汉初司马迁的《史记?天官书》载称：“东宫苍龙”、“南宫朱鸟”、“西宫咸池”、“北宫玄武”，可见“四灵”形象比之《礼记》所说有所演变；而六朝时专记秦汉都城建筑的《三辅黄图》则说：“苍龙、白虎、朱雀、玄武，天之四灵，以正四方，王者制宫阙殿阁取法焉。”后来出土于西汉长安城宫殿遗址的“四灵瓦当”（见图2），证实了《三辅黄图》“四灵”形象的说法不错，除了“西方白虎”与《史记》的“西宫咸池”略有不同外，其它“三灵”完全相同，说明西汉中晚期“四灵神兽”形象已基本定型。

 

图2西安长安城遗址出土的西汉“四灵瓦当”

 

   “四灵神兽”被古人视为镇守东、西、南、北、四方的神灵，多出现在古代王宫的阙顶、殿门、城门的建筑构件上，汉代的“四灵瓦当”即为实证。“瓦当”置于顶瓦前端，朝外一面为圆形，“四灵神兽”做成高浮雕呈现于圆面上。除了“瓦当”之外，古时呈现“四灵神兽”的器物往往都是圆形物体，如玉璧、铜镜、银盘等。古人为何多在圆形的器物上雕琢“四灵神兽”呢？《史记》之所以将“四方神兽”载入《天官书》中，盖因“四方神兽”为“天之四灵”，而古人将“天”的形状定义为圆形的“圆天”，所以古代制作圆形的器物，以作“圆天”的象征。

   《周礼·春官·大宗伯》载：“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圭礼东方，以赤璋礼南方，以白琥礼西方，以玄璜礼北方。”郑玄注云：“礼神者，必象其类，璧圆象天，琮八方象地。”古代的玉器基本为祭祀“礼器”，“玉璧”为“礼天”之器，通常做成“圆天”形状，以合“璧圆象天”之规矩，因此代表“四方天神”的“四灵神兽”，自然就雕刻在“圆璧”上面了。那么，古人为何将“天”定义为“圆”形呢？

   二、璧圆象天

   中国远古的宇宙观有两大学说：“盖天说”和“浑天说”。古人观察天上的日、月、星辰都围绕“天极”周转运行，周行一年的轨迹形成“圆环”形状，而“圆环”中心的“天极顶”高深似若隆起，于是有了“穹窿”或“天穹”之称，由此，古人便将“天穹”想象为半球状的“圆盖”，覆盖在正方形的平直大地上，此便是“盖天说”的观点：“天圆如张盖，地方如棋局”。所以周代的《周髀算经》便说：“方属地，圆属天，天圆地方”。后来人们觉得这圆盖形的“天”与正方形的“地”边缘实在无法吻合，于是又创造出“浑天说”观点：“浑天如鸡子，天体圆如弹丸，地如鸡子中黄”。“浑天说”可谓比“盖天说”进了一步，说“天”并非半球形，而是一个整圆的“天球”，地球悬浮其中，就如鸡蛋黄在鸡蛋壳内一样。两派的学说虽有差异，但共同点却都是“圆形天球”。于是《尚书·周书》：也说：“天球、河图在东序。”盖因古人的“天象观”为“天球”形状，所以古代的《天象图》也都画作圆形，比如古代的“二十八宿星图”，便画成环绕“天极”的圆形《天球星象图》，（见图3）。

   中国处在地球北半球，看“天球”上的星群为北天星区，北天星区的中心即为“北极”。日、月、星辰环绕“北极”每年在“天球”上周而复始运转，其轨迹在“天球”上划出圆形的“天道”。太阳的环行轨道称为“黄道”，月亮的环形轨道称之“白道”；太阳在“天球”上环行一圈即为“阳历一年”，月亮（太阴）在“天球”上环行一圈即为“阴历一年”。太阳在“黄道”上运行时，途经二十八个星座的驿站，或称“宿舍”，于是有了“二十八宿”或“二十八舍”的说法。地球在伴随太阳围绕“北极”公转的同时，本身也在自转，其自转轨道为“赤道”。因地球“赤道”轴心的“赤极”与太阳“黄道”轴心的“北极”有点偏差，所以“赤道”与“黄道”在“天球”上形成叠交的双环（见图3）。古人就是根据“赤道环”与“黄道环”交合、分离的情况确定“四季”的节点。如两环交合处的两点，定为“春分”与“秋分”；而两环分离处的最远两点，定为“夏至”与“冬至”（见图4）。《周髀算经》赵爽注：“二至者，寒暑之极；二分者，阴阳之机；四立者，生长收藏之始，是为八节。节三气，三而八之，故为二十四。”古时“季节”的来历，是先有“二分”：“春分、秋分”，再有“二至”：“夏至、冬至”；然后在“二分、二至”之间加上“四立”：“立春、立夏、立秋、立冬”，而形成“八节”。后将“八节”再行细化，每节分为“三气”，三八二十四，最终形成通行至今的“二十四节气”。

  

 

图3《天球星象图》                    图4《天道四时图》

 

   一年的八个主要时节：立春、春分、立夏、夏至、立秋、秋分、立冬、冬至，在“天球圆图”上恰好对应八方空间：东北、正东、东南、正南、西南、正西、西北、正北。由此可知，《天球星象图》实为古代的“宇宙时空图”，日、月、星辰在“天空”周行旋转，形成了每年循环的“天时”季节，所以，体现“时、空”结合的圆形“天道”便被形象地视作“圆天”了。因此，《大戴礼记·天圆》而说：“天道曰圆”。

   “圆天”中心“北天极”的标志为“北极星”，然而“北极星”非常遥远，亮度不高，较难辨识。于是，人们往往借助附近体大明显的“北斗星”，来寻找“北极星”。“北斗星”由“天枢、天璇、天玑、天权、玉衡、开阳、摇光”七颗亮星组成，其形状类似舀酒的“斗勺”。“北斗七星”中的“天枢、天璇、天玑、天权”四星组成“斗魁”，“玉衡、开阳、摇光”三星组成“斗杓”。如把“斗魁”靠边二星“天枢、天璇”连接，并朝斗口方向延长五倍距离，即可找到“北极星”（见图5）。

图5“北斗七星”与“北极星”            图6西汉《星象占盘》

 

   因“北斗星”常被用作识别“北极”的标志，所以古人也常借用“北斗星”作为“天极”的标志。如考古出土的几个西汉《星象占盘》，便用“北斗星”作为“天极”的标志。用“北斗星”作“天极”标志，既有便于识别“北极”的好处，也有划分“四季”的用途。“北斗星”每年也环绕“天极”运行一周，其“斗柄”的指向也随之周转，于是，古人便以“斗柄”的指向来断定季节。

   《史记?天官书》有言：“分阴阳，建四时，均五行，移节度，定诸纪，皆系于斗。”司马迁所说“建四时，系于斗”，可能依据战国时书《鹖冠子?环流》所言：“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因此，就不难理解西汉的《星象占盘》（见图6）以“北斗”为“天极”的做法，同时也可明白古代《司南盘》（见图7）中央放置“斗勺”的含义。

图7古代《司南》模拟品              图8红山文化玉璧

 

   当代专家们常把西汉的《星象占盘》解释为“天圆地方盘”，即将中部的圆盘释为“天圆盘”，而将四周的方盘释为“地方盘”，这种解释实为误解。最早的史前红山文化玉璧（见图8），其形制即为“内圆外方”，“内圆”处当为“中宫天极”区域，而周围“四方”处应为“四方天域”，而并非“四方地域”。汉代的《星象占盘》继承了远古玉璧的形状，整体皆为“天盘”，中间圆盘表示“中宫”，而周围四方区域表示“天域四宫”；这样说是因为：不管是圆盘还是方盘，其周边标写的都是天上的“二十八星宿”。周围的方形画法，不过是将“二十八宿”分为“四方”，以对应“四时”；中心旋转运行的“斗杓”指向东、南、西、北“四方”，以象征春、夏、秋、冬“四时”。

   将圆形“天道”上的“二十八宿”进行“四方”分法的另类表现形式，即为四种“神兽”形象：“东方苍龙、西方白虎、南方朱雀、北方玄武”。“中宫”外围环列的“二十八星宿”，被分划为东、西、南、北“四宫”，四宫中各有七座星宿，分别连线组成四种“神兽”的形象。如东汉《尚书考灵曜》说：“二十八宿，天元气，万物之精也。故东方角、亢、氐、房、心、尾、箕七宿，其形如龙，曰左青龙。南方井、鬼、柳、星、张、翼、轸七宿，其形如鹑鸟，曰前朱雀。西方奎、娄、胃、昴、毕、觜、参七宿，其形如虎，曰右白虎。北方斗、牛、女、虚、危、室、壁七宿，其形如龟蛇，曰后玄武。”古人将“二十八星宿”四方的各七个星宿连线，勾勒出“龙、雀、虎、玄武”四种动物形象，形成了所谓的“四灵神兽”。因后人常用“四灵神兽”代替“四方星神”，而几乎掩盖了“四灵神兽”的“星宿”出身。若细看汉代“四灵瓦当”的圆心，都有一颗大圆点，可知表明其本为“天球”中的“星辰”。“四灵瓦当”将“四灵神兽”与“星辰”刻在一起，可称“四方星神”。“苍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种动物形象，古时简称“四象”。“四象”虽基本为动物形象，但俱为超脱现实的神性动物，所以称之“四神灵”。史上“朱雀”的身份常被“凤凰”取代，“凤”与“龙”并列而成双神；“白虎”因与神兽“麒麟”有渊源关系，亦为神物；“玄武”为龟蛇合体的异形，当然应属神形。古人用“四象”表现“四方星象”与“四时气象”，若将“四象图”与“天球二十八宿图”对应画出，即为古代“宇宙时空图”，既代表“天空四方”，又代表“天时四季”，可称《四象时空图》（见图9）。

图9《四象时空图》

 

   现代《天文图》的视向，袭用西洋的画法：“上北、下南、左西、右东”；而中国古代《天象图》的画法正好相反，为“上南、下北、左东、右西”，其平面图也可视为“前南、后北、左东、右西”。《四象时空图》本是《天球星象图》的动物模拟图，其视向的画法及看法雷同，所以《尚书考灵曜》说：“前朱雀、后玄武、左青龙、右白虎”。由此，比对《四象时空图》的表现形式，我们也就明白“四灵玉璧”的圆形与“四神灵”的寓意了。

   三、“四神”崇拜

   《礼记·礼运》：“麟、凤、龟、龙，谓之四灵。”东汉郑玄注：“麟为百兽之长，凤为百禽之长，龟为百介之长，龙为百鳞之长。”文中的“麟”即“麒麟”，为神话传说中龙头虎身的“神兽”，故称“百兽之王”；“凤”即“凤凰”，为传说中的“神鸟”，而称“百禽之王”；“百介”的“介”字，古通“甲”字，“龟为百介之长”即“百种甲壳类动物之王”；“鳞”为鱼、蛇等鳞皮类动物，“神龙”为“百鳞之长”即“百种鳞皮类动物之王”。

   比较《三辅黄图》与《礼记》所说的“四灵”，名称和形象有所不同。造成两种“四灵”不同的原因，大概是历史演变的缘故。《礼记》内容所记为先秦时代事宜，远早于记载秦汉朝代事宜的《三辅黄图》，所以，“麟、凤、龟、龙四灵”的说法要早于“苍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灵”的说法。再分析这些“神灵”，《礼记》中的“（麒）麟、凤（凰）、龙”都是现实世界没有、神话色彩更浓的动物，应属早期神话传说的“神灵”。而《三辅黄图》所说的“白虎、朱雀”，则属比较现实的动物，至于“玄武”，则是“龟”与“蛇”缠绕合体的形象，也是现实世界中实有的动物，根据时代越晚越近现实的规律，“苍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灵”应是晚到战国或秦汉以后才有的说法。由此可知自战国至西汉几百年时间，“麟、凤、龟、龙”逐渐演变为“苍龙、白虎、朱雀、玄武”。虽然“四灵”形、名有所变化，但“天之四灵，以正四方”的神性职能却完全一样。正如魏晋曹植的《神龟赋》所言：“嘉四灵之建德，各潜位于一方，苍龙虬于东岳，白虎啸于西岗，玄武集于寒门，朱雀栖于南方。”“四神灵”正是象征所辖四方天域，而形成传统的四方图腾神象：“东方苍龙，西方白虎，南方朱雀，北方玄武”。

   《三辅黄图》所说的“苍龙、白虎、朱雀、玄武”，虽与《礼记》的“麟、凤、龟、龙”有所不同，却也甚多相通之处。“苍龙”（或“青龙”）与“龙”相较，除了“苍青”颜色不同，形象差别不大；“白虎”与“麒麟”都是四腿走兽，形象大体类似，只是“麒麟”多了虚构的龙角、麟皮，而“白虎”为现实中的真实动物，不过突出了“白”色而已；“凤凰”与“朱雀”的差别稍大一些，但“凤凰”这种“神鸟”本是基于现实中的“孔雀”、“锦鸡”等彩色大鸟变化而来，形象特征基本一致，只是“朱雀”强调了“朱红”颜色；“玄武”的形象为“龟”与“蛇”的纠缠合体，“玄武龟”与普通“龟”形象完全一样，只是身体颜色标明“玄黑”而已。由此可知，“苍龙、白虎、朱雀、玄武”的说法，实际上是将传说中神化的“四灵”：“龙、麟、凤、龟”，置换为较为现实的“四神兽”：“龙、虎、雀、龟蛇”，并附加了“青、白、红、黑”四种颜色。

   关于将“四神灵”与“四方”、“四色”结合的说法，源于上古的“五行”理论。早期古籍《尚书?洪范》提出：“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其后春秋战国至两汉古人都结合“五行”谈天说地，并言事明理。如将“五行”与天上“五星”对应，将“天宫”划分为“五方”区域：“东方木星（岁星）、西方金星（太白）、南方火星（荧惑）、北方水星（辰星）、中央土星（镇星）”；然后对应“五方上帝”：“东方太皞、西方少皞（昊）、南方炎帝、北方颛顼、中央黄帝”，以及辅佐的“五行之官”：“木正句芒、火正祝融（朱明）、金正蓐收、水正玄冥、土正后土”；同时配合“五方神兽”：东方苍龙、西方白虎、南方朱雀、北方玄武、中央黄龙（马）”；另外还配合“五虫”、“五色”、“五音”、“五味”等等。

   《左传?昭公二十九年》：“故有五行之官，是谓五官。实列受氏姓，封为上公，祀为贵神。社稷五祀，是尊是奉。木正曰句芒，火正曰祝融，金正曰蓐收，水正曰玄冥，土正曰后土。”

   《淮南子?天文训》：“何为五星？东方木也，其帝太皞，其佐句芒，执规而治春，其神为岁星，其兽苍龙，其音角，其日甲乙。南方火也，其帝炎帝，其佐朱明，执衡而治夏，其神为荧惑，其兽朱鸟，其音徵，其日丙丁。中央土也，其帝黄帝，其佐后土，执绳而治四方，其神为镇星，其兽黄龙，其音宫，其日戊巳。西方金也，其帝少昊，其佐蓐收，执矩而治秋，其神为太白，其兽白虎，其音商，其日庚辛。北方水也，其帝颛顼，其佐玄冥，执权而治冬，其神为辰星，其兽玄武，其音羽，其日壬癸”。

   《吕氏春秋?十二纪》：“孟春之月，日在营室，昏参中，旦尾中。其日甲乙，其帝太皞，其神句芒，其虫鳞，其音角，律中太蔟，其数八，其味酸，其臭膻，其祀户，祭先脾。东风解冻，蛰虫始振，鱼上冰，獭祭鱼，候雁北。天子居青阳左个，乘鸾辂，驾苍龙，载青旗，衣青衣，服青玉，食麦与羊，其器疏以达。是月也，以立春。先立春三日，太史谒之天子曰：某日立春，盛德在木。”“孟夏之月，日在毕，昏翼中，旦婺女中。其日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其虫羽，其音徵，律中仲吕，其数七，其性礼，其事视，其味苦，其臭焦，其祀灶，祭先肺。蝼蝈鸣，丘蚓出，王菩生，苦菜秀。天子居明堂左个，乘朱辂，驾赤骝，载赤旗，衣赤衣，服赤玉，食菽与鸡，其器高以觕。是月也，以立夏。先立夏三日，太史谒之天子曰：某日立夏，盛德在火。”“孟秋之月，日在翼，魂斗中，旦毕忠。其日庚辛，其帝少皞，其神蓐收，其虫毛，其音商，律中夷则，其数九，其味辛，其臭腥，其祀门，祭先肝。凉风至，白露降，寒蝉鸣，鹰乃祭鸟，始用行戮。天子居总章左个，乘戎辂，驾白骆，载白旗，衣白衣，服白玉，食麻与犬，其器廉以深。是月也，以立秋。先立秋三日，大史谒之天子曰：某日立秋。盛德在金。”“孟冬之月，日在尾，昏危中，旦七星中。其日壬癸，其帝颛顼，其神玄冥，其虫介，其音羽，律中应钟。其数六，其味咸，其臭朽，其祀行，祭先肾。水始冰，地始冻，雉入大水为蜃。虹藏不见。天子居玄堂左个，乘玄辂，驾铁骊，载玄旗，衣黑衣，服玄玉，食黍与彘，其器宏以弇。是月也，以立冬。先立冬三日，太史谒之天子曰：某日立冬，盛德在水。”

   《礼记?月令》：“孟春之月……其帝太皞，其神句芒，其虫鳞，其音角……其味酸……天子居青阳左个，乘鸾辂，驾苍龙，载青旗，衣青衣，服苍玉……立春，盛德在木……天子亲帅三公、九卿、诸侯、大夫，以迎春于东郊”。“孟夏之月……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其虫羽，其音徵……其味苦……天子居明堂左个，乘朱辂，驾赤骝，载赤旗，衣朱衣，服赤玉……立夏，盛德在火……迎夏于南郊”。“年中祭祀，中央土……其帝黄帝，其神后土，其虫倮，其音宫，……其味甘……天子居大庙大室，乘大辂，驾黄马，载黄旗，衣黄衣，服黄玉”。“孟秋之月……其帝少皞，其神蓐收，其虫毛，其音商……天子居总章左个，乘戎辂，驾白骆，载白旗，衣白衣，服白玉，其味辛……立秋，盛德在金……迎秋于西郊”。“孟冬之月……其帝颛顼，其神玄冥，其虫介，其音羽……其味咸……天子居玄堂左个，乘玄路，驾铁骊，载玄旗，衣黑衣，服玄玉……立冬，盛德在水……迎冬于北郊。”

   由上述古籍中看出古时崇拜的“五天帝”或“五行神官”，都是源自天上“五星天神”。所谓“五天帝”、“五方神”崇拜，实际为古代的“五星天神”崇拜。古代皇帝号称“天子”即“天神之子”，并根据“五星天神”在“天宫”中的运行轨迹，在地面仿造出“天子行宫”：“春宫青阳、夏宫明堂、中宫大庙、秋宫总章、东宫玄堂”，并按照“四时”季节轮流居住。其实，所谓“五方”，除了“中央”之外，主要的还是“四方”，因这“四方”对应春、秋、夏、冬“四季”，所以“四方神”又代表“四季神”。古代帝王之所以轮流居住“四宫”并隆重祭拜“四方神灵”，实际上是祈求“四季”风调雨顺，而“四季天象”则是古人观察“天球星象”而定出的。古人观察“五星”的运行（五行）规律，制定出“四时”历法，以指导人类的生活与生产。

   最早记载古人观天象制历法的古籍《尚书?尧典》说：“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旸谷。寅宾出日，平秩东作。日中，星鸟，以殷仲春。厥民析，鸟兽孳尾。申命羲叔，宅南交。平秩南为，敬致。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厥民因，鸟兽希革。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寅饯纳日，平秩西成。宵中，星虚，以殷仲秋。厥民夷，鸟兽毛毨。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厥民隩，鸟兽鹬毛。帝曰：“咨！汝羲暨和。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闰月定四时，成岁。允厘百工，庶绩咸熙。”汉代《史记?天官书》也说：“察日月之行以揆岁星顺逆，东方木，主春。……察刚气以处荧惑，曰南方火，主夏。……察日行以处为太白，曰西方秋，日庚辛。……察日辰之会以定辰星之位，曰北方水，太阴之精，主冬。”中国夏代先人“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根据四颗大星：鸟星、火星、虚星、昴星以“定四时”；商周以后演化为观察“四星”：岁星（木星）、荧惑（火星）、太白（金星）、辰星（水星）制定“四季”历法；春秋以后细化季节，又演变为将“二十八星宿”划分“四方星宿”而定“四时八节。战国秦汉时的“星神”崇拜，将“四方星宿”幻化为“四灵神兽”形象，随后变成“四灵”崇拜。其实，“四象”、“四灵”、“四神”形意相通，都是代表“天球”上的“四星天神”。由此可知，汉代“四灵瓦当”中心的圆点，实为“四星”（木星、火星、金星、水星）的体现，而“四灵神兽”因其辅佐“四星”，也摇身变为“四星天神”了。

   秦汉古人用“四灵神兽”象征“四方星神”和“四季星神”，并按“四方”和“四季”特征而加配“四色”。如东方七宿组成“龙”的形象，东方为“木星”所在，时值春季，树木苍青绿色，故称“苍龙”或“青龙”；西方七宿组成“虎”形，西方为“金星”所在，时值秋季，“金星”又称“太白”，于是得称“白虎”；南方七宿组成如“雀”形，南方为“火星”所在，时值夏季，热火朱红，因称“朱雀”；北方七宿形成龟蛇交缠的“武”，北方为“水星”所在，时值冬季，幽冷玄黑，故称“玄武”。

   中国古代的道家崇尚“天道”，汉代道教辄由信仰“天道”进而崇拜“星神”，常将“青龙、白虎、朱雀、玄武”视为护佑“天神”而顶礼膜拜。历代“星神”崇拜传承不衰，逐渐成为中国的传统文化。古时“四星天神”甚具权威，还常被运用于军容仪仗，成为行军打仗的保护神。《礼记?曲礼》：“行，前朱鸟而后玄武，左青龙而右白虎，招摇在上。”陈满注：“行，军旅之出也。朱雀、玄武、青龙、白虎，四方宿名也。……龙旗则九旒，雀则七旒，虎则六旒，龟蛇则四旒也。”意思是说将“四灵神象”分别画在前后左右军旗上，以此排列四方之军阵，达到鼓舞士气、战无不胜之效果。唐宋以后，“四灵神象”逐渐被人格化，并有了封号，“青龙”号称“孟章神君”，“白虎”号称“监兵神君”，“朱雀”号称“陵光神君”；“玄武”号称“执明神君”。如明代姚宗仪《常熟私志?叙寺观篇》：“道观山门二大神，左为青龙孟章神君，右为白虎监兵神君。”明清以后，“玄武”又变称“真武”，神性地位进一步提高，跃居“真武大帝”的显位，而祭祀“真武神帝”的庙观也出现于全国各地了。

   综上所述，汉代“四灵玉璧”上的“四方神兽”，起源于古人的“星神”崇拜。古人将“天球”上的“二十八星宿”划分为“四方天域”，并赋于神化的动物形象：“东方七宿”幻化为神龙，称名“青龙”；“南方七宿”幻化为神鸟，称名“朱雀”；“西方七宿”幻化为神虎，称名“白虎”；“北方七宿”幻化为龟蛇合体，称名“玄武”。古人认为，“四灵神兽”（青龙、白虎、朱雀、玄武）代表“四星天神”，有体现“四季”和保佑“四方”的神圣作用，于是制作“四灵玉璧”供奉祭祀，或佩带身上驱邪保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