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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周人的想法，自己这群人能够代商立国，离不开美酒的帮助，要不是商人嗜酒如命，国家的根基是不会动摇的。但得益于酒，不见得也要和商人一样推崇酒。立国不久，周公旦便在《酒诰》这篇中国最早的禁酒令中告诫后代子孙，只有祭祀时才可以饮酒，对于那些没事就聚众饮酒的人，要抓起来杀掉。 以屠刀相威胁，足见周人禁酒的决心，而周公对于商朝因酒而亡的认知，也让后世的子孙深信不疑。作为他的侄孙，周代第三任君主周康王在一篇劝勉当朝大臣盂的文章中，也将商朝的灭亡归咎于内外臣僚对酒的沉湎，“率肆于酒，故丧师矣。”这篇291字的文章刻在了国宝大盂鼎上，除了提到这件事外，更主要说的是让盂衷心办事，维护国家安定统一。 一杯酒，真的像周人说的那样，要担负亡国的重责?事实恐怕并不这么简单。要知道，周以农业为本，最看重的就是土地，当他们足够强大时，位于中原腹地的商自然成为了阻挡发展的绊脚石，所以才会不遗余力地向商发起挑战。恰好此时，帝辛(商纣王)也在平叛的战争中左右支绌。牧野之战时，商军主力正远在进击东夷的前线上，逼得帝辛只能派遣奴隶上阵，没有战斗力不说，还有很多奴隶临阵倒戈，更为严重的是，商都朝歌的部分王室成员及大臣也叛变投降，打开城门引周兵入城。 将一个王朝的覆灭归结为一场战争，一次巧合，都是不准确的。为什么周人却一直紧盯美酒不放，甚至向本可算得上一代枭雄的帝辛身上大泼脏水，给他起了一个代表“残义损善”的谥号“纣”?笔者以为，这里面既有《酒诰》中，劝戒子孙远离酒色，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想法，也是一个美化战争正义性，博取百姓信任的“阳谋”，毕竟将前任领导说得越不堪，越能让自己立得住。何况，帝辛也的确有这样的短板，一贯秉笔直书的太史公司马迁就在《史记》中说这个人“好酒淫乐，嬖於妇人。” 但无论怎样，托周人的宣传，商人嗜酒的说法深入人心，而且考古研究也证明了这一点。在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挖掘出土的210件礼器中，酒礼器有方彝、尊、献、壶，爵等15种175件，占到全部礼器74%。 祭祀诱发嗜酒狂潮 商人为什么会如此地热衷美酒? 缺乏科学知识的古人与现代人不一样，面对风雨雷电，生老病死，让他们不得不确信有一些超乎现实的神灵存在，当恐惧转变为崇拜，崇拜转化为信服，宗教事业的大发展也就成了必然。《礼记·表记》上说：“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可见祭祀在商代已经上升到国家的高度，是一项常抓不懈重点工程。据考古研究发现，商王武丁的妻子妇好就是一个经常主持祭祀的女政治家，在保存下来的一些祭祀占卜用的甲骨上，有出自她的手刻文字。同时，妇好还是一位难得的帅才，多次率兵出征，战功赫赫。所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这个不寻常的女人，将这两样都做得有声有色。 要伺候好动辄就会发怒降罪的神灵祖先，美酒和承装美酒的酒器自然不可或缺。据甲骨文卜辞记载，武丁一次就曾用一百个卣的鬯酒进行祭祀。卣的容器虽然大小不等，但都能装2到3公斤酒。以30卣计算，每次用酒量最多可达90公斤，这在任何一个朝代都是一个让人震撼的数字。而且，为了与神灵获得沟通，人们在祭祀时也会大量饮用酒，借助酒精达到一种神思恍惚或极度兴奋的境界。 酿酒离不开粮食，这么大的用量足见商代粮食生产的繁荣，要是粮食不够吃，怎么能拿出来酿酒呢?青铜酒器的问题也没有难住商代统治者，由于统治地域的广阔，制作青铜器所需要的铜、锡矿石源源不断地进入王都区域，甚至出现了被称为“长勺氏”和“尾勺氏”的酒器制作专业人才群体。有原料，有技术，再加上统治者的重视，商代青铜酒器想不进步都难。 有意思的是，现代科学家在对殷墟出土的青铜器进行铅同位素检测时，发现在殷墟第一、二期共82件青铜器中，有66件属于含高放射成因铅器物，比例占80%。而这种含有高放射成因铅的青铜原料只在我国上江流域上游，即西南地区有出产，且不说此地当时不在商朝的势力范围之内，就是上千公里的山水险滩，对古人来说也是难以顺利跨越的，可见在商代青铜器身上还有很多未解的谜团。 商代酒器体现当时最高科技 对现代人来说，欣赏商代酒器多少有些审美障碍，且不说岁月磨砺导致的红斑绿锈，让这些青铜器与亮丽这样的字眼不沾边，就是那些奇怪的造型与纹饰，也让人一时摸不着头脑。这些据说很值钱的黑家伙，除了看起来挺有分量，究竟好在那里呢? 人类的历史是伴随着科技的进步演进的，如果再过一千年，未来的人将我们今天的火箭、卫星等高科技产品拿到拍卖会上，很有可能卖出高价，而我们今天之所以将青铜器作为国宝，很大一个原因在于它代表了一个时代的科技发展水平。 商人将祭祀当作天大的事情，必然会在青铜酒器的制作上精益求精，所以随着国力的强盛，青铜器的制造技术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其中最具革命性的就是纹饰模技术。我们知道，商代前期的青铜器制作处在初级阶段，采取整器分型设计、范上压印塑纹饰的工艺。一件器物，从模到范都是单一设计，纹饰纯靠手工在范面上细心制作。这样制作出来的器物虽然古朴粗犷，却会让同一件器物的对称图案不尽相同，而且效率非常低。为了解决这样的问题，及至商代中期，工匠们发明了纹饰模技术，即在单元模上完成纹饰，然后将其直接翻至范上，从而规范了图饰，提高了效率。与此同时，泥条粘贴工艺也适时出现，拓宽了纹饰的表现方式，最终促使成组、成套相同纹饰青铜器的出现。 “唯彝斋”是澳门收藏家陈晓烽先生的斋号，其所收藏的商周青铜器品质上乘、数量众多，且不乏精美的商周酒器。从他的一些藏品中，我们不难发现商代青铜器铸造工艺变化的脚步。 商早期兽面纹斝 从商早期兽面紋斝颈部环饰兽面纹可见，虽然其表现出古朴自然的效果，但线条的平整顺畅程度是有所欠缺的。 商晚期饕餮寰底斝 而这样的问题，在商晚期饕餮紋寰底斝得到了改观，此件颈部的饕餮纹浑然天成，流畅自然，而且器物口部规整，腹部浑圆，形制稳健，体现出良好的整体效果。斝是一种盛行于商代的温酒器，也被用作礼器。商汤打败夏桀后，定为御用的酒杯。王国维有《说斝》一文考证斝散同为一器，并云“斝为爵之大者，故名曰斝”。 完美融合庄重与神秘感 源于祭祀工作的需要，青铜器制作工艺有了前进的动力，同样源于祭祀，商代青铜酒器的造型和纹饰也有了专属的基调，这也为我们的鉴赏提供了第二条路径。 在商代人眼里，掌控一切的鬼神是可敬甚至可怕的，这让他们不得不在祭祀活动中循规蹈矩，保持严肃认真的态度。同时，鬼神形象的不可捉摸性，又给了他们极大的想象空间。于是，在传世商代青铜酒器上，庄重与神秘这两种感觉恰如其分地结合在了一起。 商晚期四兽首龙纹方尊 例如，商晚期四兽首龙纹方尊，将圆柱形的口颈部与方形的腹部以协调的比例有机结合，使器物的重心落在了理想的位置，庄重之感油然而生。而在此基础上，商人还会通过器物某些部分的夸张，烘托出一种难以言说神秘感。 商晚期蕉叶饕餮蝉纹觚 例如，商晚期蕉叶饕餮蝉纹觚，纤细的腰身与外延广大的口颈部让器物的整体线条更加舒展，在超越常规的变化中，形成了一种奇幻的艺术效果。 商晚期父子觶 商代酒器的庄重与神秘感在纹饰上表现得更为突出，商晚期父子觶)，因盖内壁“父子”二字得名，这件器物最夺人眼球的就是腹部双目圆睁、龇牙咧嘴的兽面纹。据知，在商代晚期，工匠们会有意地夸大兽面的眼部、獠牙、爪子等部分，以更凶狠的形象强化神灵的威慑力，让人不得不在鬼神的威严下亦步亦趋。除兽面纹外，看似简单的几何纹饰，也在器物神秘感的营造上发挥了效力。 商晚期连珠兽面提梁壶 商晚期连珠兽面提梁壶，虽以兽面纹为主，但串联在一起的连珠纹作为辅助纹饰，恰到好处地强化了器物神秘色彩。 商晚期玄纹分裆斝 此外，商晚期玄纹分襠斝位于腹部的玄纹也起到了这样的效果。 周代酒器风格重归古朴 “商人重酒器，周人重食器。”随着商朝的灭亡，青铜酒器的辉煌也戛然而止，在周人严苛的禁酒令下，青铜酒器逐渐归于平凡，及至西周中后期，爵、觚、斝等品种的酒器甚至逐渐消失，食器成为了青铜礼器组合中的核心。 在这样的背景下，比较商代酒器所追求的庄重、神秘感，西周酒器更趋向于世俗的实用性，从而让古朴稚拙的审美感觉得到回归。 西周中期挂冠凤纹尊 从西周中期掛冠凤纹尊可见，其没有采用夸张的侈口，且颈、腹、足部自然过渡，纹饰简便，仅在腹部以神鸟纹饰装点。但不能忽视的是，周人依旧强调对细节之处的把握，腹部的神鸟姿态奇幻，造型舒展，底部回形纹线条婉转，铸造精工。可见周代青铜器制作水平较之商代是有进步的，只是由于政策导向，减少了青铜酒器的制作数量而已。 西周爵杯 爵为古代酒器，产生于殷商，流行于西周，其后逐渐消失。西周爵杯流扬尾翘，流侧有菌状柱，深腹似卵，手把为兽首，锥形三足外撇，造型高古，纹饰简美，历时久远以致锈迹斑驳，颇具肃穆之美。与爵一样，卣也是商周时期重要的青铜酒器。 商晚或西周早期的提梁卣 商晚或西周早期的提梁卣，器形椭圆，高盖宽沿，顶部盖钮俏立。颈部两侧连接一条扭索状提梁，盖、颈部兽面纹、几何纹组合装饰，虽图案简化，但主纹地纹层次分明。形体敦实沉稳，富有分量感，是一件铸造精湛重要的器物。 致力于青铜器收藏的陈晓峰先生 嗜酒的商人让青铜酒器的制作达到了历史的顶峰，禁酒的周人又让酒器归于平凡，从庙堂之上逐渐回归最初的本源，进而促进了礼制的完善。酒器在商周时期的兴衰，映衬着华夏民族从蒙昧走向文明的过程。从这个角度上讲，无论是庄重神秘的商代酒器，还是古朴典雅 的周代酒器，都是古人留给我们珍贵的文化遗产。欣赏、进而发掘它们深厚的历史文化价值，将会使我们对于“中国”二字产生更深刻的领悟。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内容方法一：请分享到朋友圈或发送给朋友方法二：如果您想每天接收我们的资讯，请联系金牌艺术品经纪人赵先生：15800575524送拍邮箱：1330857285@qq.com个人微信号：13761021630 QQ:1330857285 传承中华文化，开发历史价值微信订阅号：名称：藏品艺术圈 {欢迎您的关注！！} 按周人的想法，自己这群人能够代商立国，离不开美酒的帮助，要不是商人嗜酒如命，国家的根基是不会动摇的。但得益于酒，不见得也要和商人一样推崇酒。立国不久，周公旦便在《酒诰》这篇中国最早的禁酒令中告诫后代子孙，只有祭祀时才可以饮酒，对于那些没事就聚众饮酒的人，要抓起来杀掉。 以屠刀相威胁，足见周人禁酒的决心，而周公对于商朝因酒而亡的认知，也让后世的子孙深信不疑。作为他的侄孙，周代第三任君主周康王在一篇劝勉当朝大臣盂的文章中，也将商朝的灭亡归咎于内外臣僚对酒的沉湎，“率肆于酒，故丧师矣。”这篇291字的文章刻在了国宝大盂鼎上，除了提到这件事外，更主要说的是让盂衷心办事，维护国家安定统一。 一杯酒，真的像周人说的那样，要担负亡国的重责?事实恐怕并不这么简单。要知道，周以农业为本，最看重的就是土地，当他们足够强大时，位于中原腹地的商自然成为了阻挡发展的绊脚石，所以才会不遗余力地向商发起挑战。恰好此时，帝辛(商纣王)也在平叛的战争中左右支绌。牧野之战时，商军主力正远在进击东夷的前线上，逼得帝辛只能派遣奴隶上阵，没有战斗力不说，还有很多奴隶临阵倒戈，更为严重的是，商都朝歌的部分王室成员及大臣也叛变投降，打开城门引周兵入城。 将一个王朝的覆灭归结为一场战争，一次巧合，都是不准确的。为什么周人却一直紧盯美酒不放，甚至向本可算得上一代枭雄的帝辛身上大泼脏水，给他起了一个代表“残义损善”的谥号“纣”?笔者以为，这里面既有《酒诰》中，劝戒子孙远离酒色，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想法，也是一个美化战争正义性，博取百姓信任的“阳谋”，毕竟将前任领导说得越不堪，越能让自己立得住。何况，帝辛也的确有这样的短板，一贯秉笔直书的太史公司马迁就在《史记》中说这个人“好酒淫乐，嬖於妇人。” 但无论怎样，托周人的宣传，商人嗜酒的说法深入人心，而且考古研究也证明了这一点。在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挖掘出土的210件礼器中，酒礼器有方彝、尊、献、壶，爵等15种175件，占到全部礼器74%。 祭祀诱发嗜酒狂潮 商人为什么会如此地热衷美酒? 缺乏科学知识的古人与现代人不一样，面对风雨雷电，生老病死，让他们不得不确信有一些超乎现实的神灵存在，当恐惧转变为崇拜，崇拜转化为信服，宗教事业的大发展也就成了必然。《礼记·表记》上说：“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可见祭祀在商代已经上升到国家的高度，是一项常抓不懈重点工程。据考古研究发现，商王武丁的妻子妇好就是一个经常主持祭祀的女政治家，在保存下来的一些祭祀占卜用的甲骨上，有出自她的手刻文字。同时，妇好还是一位难得的帅才，多次率兵出征，战功赫赫。所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这个不寻常的女人，将这两样都做得有声有色。 要伺候好动辄就会发怒降罪的神灵祖先，美酒和承装美酒的酒器自然不可或缺。据甲骨文卜辞记载，武丁一次就曾用一百个卣的鬯酒进行祭祀。卣的容器虽然大小不等，但都能装2到3公斤酒。以30卣计算，每次用酒量最多可达90公斤，这在任何一个朝代都是一个让人震撼的数字。而且，为了与神灵获得沟通，人们在祭祀时也会大量饮用酒，借助酒精达到一种神思恍惚或极度兴奋的境界。 酿酒离不开粮食，这么大的用量足见商代粮食生产的繁荣，要是粮食不够吃，怎么能拿出来酿酒呢?青铜酒器的问题也没有难住商代统治者，由于统治地域的广阔，制作青铜器所需要的铜、锡矿石源源不断地进入王都区域，甚至出现了被称为“长勺氏”和“尾勺氏”的酒器制作专业人才群体。有原料，有技术，再加上统治者的重视，商代青铜酒器想不进步都难。 有意思的是，现代科学家在对殷墟出土的青铜器进行铅同位素检测时，发现在殷墟第一、二期共82件青铜器中，有66件属于含高放射成因铅器物，比例占80%。而这种含有高放射成因铅的青铜原料只在我国上江流域上游，即西南地区有出产，且不说此地当时不在商朝的势力范围之内，就是上千公里的山水险滩，对古人来说也是难以顺利跨越的，可见在商代青铜器身上还有很多未解的谜团。 商代酒器体现当时最高科技 对现代人来说，欣赏商代酒器多少有些审美障碍，且不说岁月磨砺导致的红斑绿锈，让这些青铜器与亮丽这样的字眼不沾边，就是那些奇怪的造型与纹饰，也让人一时摸不着头脑。这些据说很值钱的黑家伙，除了看起来挺有分量，究竟好在那里呢? 人类的历史是伴随着科技的进步演进的，如果再过一千年，未来的人将我们今天的火箭、卫星等高科技产品拿到拍卖会上，很有可能卖出高价，而我们今天之所以将青铜器作为国宝，很大一个原因在于它代表了一个时代的科技发展水平。 商人将祭祀当作天大的事情，必然会在青铜酒器的制作上精益求精，所以随着国力的强盛，青铜器的制造技术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其中最具革命性的就是纹饰模技术。我们知道，商代前期的青铜器制作处在初级阶段，采取整器分型设计、范上压印塑纹饰的工艺。一件器物，从模到范都是单一设计，纹饰纯靠手工在范面上细心制作。这样制作出来的器物虽然古朴粗犷，却会让同一件器物的对称图案不尽相同，而且效率非常低。为了解决这样的问题，及至商代中期，工匠们发明了纹饰模技术，即在单元模上完成纹饰，然后将其直接翻至范上，从而规范了图饰，提高了效率。与此同时，泥条粘贴工艺也适时出现，拓宽了纹饰的表现方式，最终促使成组、成套相同纹饰青铜器的出现。 “唯彝斋”是澳门收藏家陈晓烽先生的斋号，其所收藏的商周青铜器品质上乘、数量众多，且不乏精美的商周酒器。从他的一些藏品中，我们不难发现商代青铜器铸造工艺变化的脚步。 商早期兽面纹斝 从商早期兽面紋斝颈部环饰兽面纹可见，虽然其表现出古朴自然的效果，但线条的平整顺畅程度是有所欠缺的。 商晚期饕餮寰底斝 而这样的问题，在商晚期饕餮紋寰底斝得到了改观，此件颈部的饕餮纹浑然天成，流畅自然，而且器物口部规整，腹部浑圆，形制稳健，体现出良好的整体效果。斝是一种盛行于商代的温酒器，也被用作礼器。商汤打败夏桀后，定为御用的酒杯。王国维有《说斝》一文考证斝散同为一器，并云“斝为爵之大者，故名曰斝”。 完美融合庄重与神秘感 源于祭祀工作的需要，青铜器制作工艺有了前进的动力，同样源于祭祀，商代青铜酒器的造型和纹饰也有了专属的基调，这也为我们的鉴赏提供了第二条路径。 在商代人眼里，掌控一切的鬼神是可敬甚至可怕的，这让他们不得不在祭祀活动中循规蹈矩，保持严肃认真的态度。同时，鬼神形象的不可捉摸性，又给了他们极大的想象空间。于是，在传世商代青铜酒器上，庄重与神秘这两种感觉恰如其分地结合在了一起。 商晚期四兽首龙纹方尊 例如，商晚期四兽首龙纹方尊，将圆柱形的口颈部与方形的腹部以协调的比例有机结合，使器物的重心落在了理想的位置，庄重之感油然而生。而在此基础上，商人还会通过器物某些部分的夸张，烘托出一种难以言说神秘感。 商晚期蕉叶饕餮蝉纹觚 例如，商晚期蕉叶饕餮蝉纹觚，纤细的腰身与外延广大的口颈部让器物的整体线条更加舒展，在超越常规的变化中，形成了一种奇幻的艺术效果。 商晚期父子觶 商代酒器的庄重与神秘感在纹饰上表现得更为突出，商晚期父子觶)，因盖内壁“父子”二字得名，这件器物最夺人眼球的就是腹部双目圆睁、龇牙咧嘴的兽面纹。据知，在商代晚期，工匠们会有意地夸大兽面的眼部、獠牙、爪子等部分，以更凶狠的形象强化神灵的威慑力，让人不得不在鬼神的威严下亦步亦趋。除兽面纹外，看似简单的几何纹饰，也在器物神秘感的营造上发挥了效力。 商晚期连珠兽面提梁壶 商晚期连珠兽面提梁壶，虽以兽面纹为主，但串联在一起的连珠纹作为辅助纹饰，恰到好处地强化了器物神秘色彩。 商晚期玄纹分裆斝 此外，商晚期玄纹分襠斝位于腹部的玄纹也起到了这样的效果。 周代酒器风格重归古朴 “商人重酒器，周人重食器。”随着商朝的灭亡，青铜酒器的辉煌也戛然而止，在周人严苛的禁酒令下，青铜酒器逐渐归于平凡，及至西周中后期，爵、觚、斝等品种的酒器甚至逐渐消失，食器成为了青铜礼器组合中的核心。 在这样的背景下，比较商代酒器所追求的庄重、神秘感，西周酒器更趋向于世俗的实用性，从而让古朴稚拙的审美感觉得到回归。 西周中期挂冠凤纹尊 从西周中期掛冠凤纹尊可见，其没有采用夸张的侈口，且颈、腹、足部自然过渡，纹饰简便，仅在腹部以神鸟纹饰装点。但不能忽视的是，周人依旧强调对细节之处的把握，腹部的神鸟姿态奇幻，造型舒展，底部回形纹线条婉转，铸造精工。可见周代青铜器制作水平较之商代是有进步的，只是由于政策导向，减少了青铜酒器的制作数量而已。 西周爵杯 爵为古代酒器，产生于殷商，流行于西周，其后逐渐消失。西周爵杯流扬尾翘，流侧有菌状柱，深腹似卵，手把为兽首，锥形三足外撇，造型高古，纹饰简美，历时久远以致锈迹斑驳，颇具肃穆之美。与爵一样，卣也是商周时期重要的青铜酒器。 商晚或西周早期的提梁卣 商晚或西周早期的提梁卣，器形椭圆，高盖宽沿，顶部盖钮俏立。颈部两侧连接一条扭索状提梁，盖、颈部兽面纹、几何纹组合装饰，虽图案简化，但主纹地纹层次分明。形体敦实沉稳，富有分量感，是一件铸造精湛重要的器物。 致力于青铜器收藏的陈晓峰先生 嗜酒的商人让青铜酒器的制作达到了历史的顶峰，禁酒的周人又让酒器归于平凡，从庙堂之上逐渐回归最初的本源，进而促进了礼制的完善。酒器在商周时期的兴衰，映衬着华夏民族从蒙昧走向文明的过程。从这个角度上讲，无论是庄重神秘的商代酒器，还是古朴典雅 的周代酒器，都是古人留给我们珍贵的文化遗产。欣赏、进而发掘它们深厚的历史文化价值，将会使我们对于“中国”二字产生更深刻的领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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