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曾植 行书沁园春·奉送瑞安公出都手稿 碑学思潮的兴起与演变无疑是清代中晚期书学发展中最值得留意的现象。阮元、包世臣、何绍基、康有为诸人莫不以其鲜明的碑学观念而为书学者关注。沈曾植处于碑学思潮盛行的时代，其书论受前人影响在所难免，但他却并不为前人所囿，更不为古代书学强为分派，强为判定尊卑高下，因而他的书论并未呈现出鲜明的体系，而是散见在他的题跋、札记之中。也正由于此，他的书论远不像阮元、康有为那样影响广播，但同时却避免了后人的诸多非议。沈曾植博雅之见识、精审之态度使他的书学独树一帜，并为后学所重。兹从四个方面简略述论之。 沈曾植 隶书七言联 嘉兴博物馆藏 俗美不其君子里 道高兰若化人书 早在嘉庆时期，阮元“二论”便为汉魏南北朝以来的书学流变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即北碑南帖当分，南北书派有别。时人对阮元“二论”虽不乏疑议，然其响应者亦不在少数。沈曾植论书虽与阮元持论迥异，但他也以南北书风之比较作为观察视角，显然受到阮元之影响，这在沈氏书论中有据可寻。沈曾植弟子所辑录之《海日碎金》：“‘索征西书，世所奉为北宗者。然萧子云临征西书，世便判作索书，南书顾可轻量也哉！’先生云：可谓君子表微。又云：尝谓北宗之说，始自冯定远，不始阮芸台；北碑之开，起于陈子文，不起包慎伯。世人多知阮、包，少知冯、陈。所谓不能纪远，乃纪于近也。”由此可知，沈曾植不仅对阮元南北之说了然，且对此说有进一番之考证矣。 沈曾植以南北地域观察书风异同，可谓踵武阮氏之余绪。如沈氏《校官碑跋》云：“《校官碑》结字用笔，沉郁雄宕，北通《夏承》，南开《天发》。吴会书自有一种风气，略近中郎，而益畅土风。《谷朗》《爨碑》，皆其遗韵。”《校官碑》《夏承碑》均为东汉石刻，《天发》为三国吴国石刻。《校官》晚于《夏承》而早于《天发》，《夏承碑》为宋元祐间得于洺州广平郡（今河北永年县），《校官碑》为南宋绍兴十三年（1143）得之于江苏高淳县。《天发》则立于江宁（今南京）天禧寺。三碑相较，《夏承》多圆笔，《天发》多方笔。《校官》在方圆之间。沈氏称其“最喜此碑书法，以为汉季隶篆沟通，《国山》《天发》之前河也。”可见，沈曾植对《校官碑》的偏好一则由于该石刻在字体上处于篆隶过渡期，二则由于其具有沟通南北书风的特殊意义。 沈曾植 行书致瞿鸿禨札（四帧） 苏伟纲藏 沈曾植不仅注意到汉魏时期石刻的南北地域问题，同样对南北朝石刻的地域问题更有所留意。如沈氏关于六朝墓志的跋文中尝云：“北魏《开国侯元钦》，秀韵近南，波发沿北。”沈跋中的《开国侯元钦》即《元钦墓志》，为北魏永安元年（528）所刻。在沈氏看来，“秀韵”为南朝多见，而“波发”为北土故习，而此志则兼备南北之特征。又，其《星凤楼祖本黄庭经跋》云：“吾甚愿学者以此与《禅静寺》同参，因以溯水牛山，不惟南北交融，抑且大小同贯也。”《黄庭经》传为王羲之书，《禅静寺》即《禅静寺刹前敬使君碑》，该碑为东魏兴和二年（540）所刻，虽为北朝碑版，然其结体已具南朝规模，故沈氏称“南北交融”，其着眼点亦涉及南北地域问题也。 但沈曾植并不像阮元、何绍基诸人夸张南北书风之异，而意欲扬北而抑南。相反，沈氏更注重南北朝碑帖之间的共同点。如其《禅静寺刹前敬使君碑跋》云：“北碑楷法，当以《刁惠公志》《张猛龙碑》及此铭为大宗。《刁志》近大王，《张碑》近小王，此铭则内擫外拓，藏锋抽颖，兼用而时出之，中有可证《兰亭》（定武）者，可证《黄庭》（秘阁）者，可证《淳化》所刻山涛、庾亮诸人书者，有开欧法者，有开褚法者。盖南北会通，隶楷裁制，古今嬗变，胥在于此。” 沈氏碑帖跋文中屡次提及《敬使君碑》，其推重之意显见。他认为该碑虽为北朝碑版，但运锋结字却有南朝风格，因此他断定“东魏书人，始变隶风，渐传南法”之现象为“风尚所趋”，南北朝后期出现的南北会通是必然的趋向而已。沈氏在跋中又以《刁遵墓志》比拟王羲之书，以《张猛龙碑》比拟王献之书，其意也在表明南北书风之相通处。同时，他又将《敬使君碑》特地标出，旨在表明该碑不仅可以与南朝诸书家的书风相互证发，而且又开启唐初欧、褚诸家风格，由此推断北碑与南书会通合流并非至隋唐之际，而是在南北朝时期就已然如是了。 沈曾植 楷书护德瓶斋甲乙词录 浙江省博物馆藏 对于南北书风近似之处，沈曾植也不乏大胆推测。如他论六朝墓志云：“北魏《昌国县开国侯王绍》，结体奥秘，而行笔纵宕，邺、洛下无此风，必南人北渡者为之。”“北魏《女尚书王僧男》书多行笔，北碑至此与南帖合矣。”此处最可见沈氏受阮元“二论”影响之痕迹，北碑处隶楷之间，南帖多行书笔意，故言南北之合。然沈氏所强调的是“会通”，是“合”，其立论实与阮元相反也。 实际上，沈曾植对于北碑南帖的判断标准并非简单的字形特征的比较，而是深入到二者之精神气韵的层面。其《张猛龙碑跋》云：“昔尝谓南朝碑碣罕传，由北碑拟之，则《龙藏》近右军，《清颂》近大令。盖一则纯和萧远，运用师中郎，而全泯其迹，品格在《黄庭》《乐毅》之间；一则顿宕激昂，锋距出梁鹄，而益饰以文，构法与《洛神》不异也。”沈氏所云《龙藏寺碑》与王羲之书风均“纯和萧远”、其神韵近蔡邕而不取其形似，而《张猛龙碑》与王献之皆“顿宕激昂”，笔锋出于东汉梁鹄。此二者均气韵近似，同源而异流者也。此处所言“师中郎”“出梁鹄”者皆以精神气韵言之，而非专论用笔结体技法。由此可知，沈氏所谓的南北会通并非仅仅限于书法之“形质”的层面，其要尤在神韵相通也。 沈曾植 行书谢灵运诗游南亭中堂 浙江省博物馆藏 当然，沈曾植论书并不是将南北书风混为一谈，他与阮元、何绍基对南北朝书法的地域之分不同的是，他采纳了南朝刘宋羊欣的字体分类方法。羊欣《采古来能书人名》尝谓钟（繇）书三体：铭石书、章程书、行狎书。沈氏在《全拙底温故录》中则云：“南朝书习，可分三体：写书为一体，碑碣为一体，简牍为一体。”沈氏所称之写书体即章程书，碑碣体即铭石书，简牍大致类于行狎书而已。他进一步指出：“碑碣南北大同，大抵于楷法中犹时沿隶法。”今考南北朝碑版与沈氏之说相合，盖楷法中杂以隶法，南北皆然。显然，沈氏将书写在同一种载体之上的书法进行比较或许比以地域区分更有意义，其结论自然也较阮、何更为客观。 沈曾植不仅指出南北朝之会通，而且指出了北朝书法并非静止，而是不断变化的。他的《高湛墓志跋》云：“大抵北朝书法，亦是因时变易，正光以前为一种，最古劲；天平以下为一种，稍平易；齐末为一种，风格视永徽相上下，古隶相传之法，无复存矣。”或许在沈曾植看来，南北朝书法的演变正是最终合流的原因。而他的南北会通观与阮元、何绍基诸人夸大南北书风差异之论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沈曾植 行书致瞿鸿禨札 苏伟纲藏 沈曾植《文皇率更传六代笔法》条云：“自六代以来，南北书法，不论真草，结字皆有师承，代相祖习。惟大令能因笔成势，自生奇正，而羊、薄不能绍其传。至唐初而文皇倡之于上，率更行之于下，传六代之笔法，而不用其结法。有唐一代，雄奇百出，皆文皇、率更之余习也。”沈氏既认为南北会通，又言笔法相承，至于有唐一代，笔法虽为六朝之旧，然结字却因时而变，而此承上启下之关捩实由唐太宗、欧阳询扭转也。沈氏此论虽承自旧说，然文中点出唐代结字之法一变六朝之旧，可谓卓识。阮、何论书则不仅于南北朝书以地域分之，论唐人书也以南北区分之，如谓欧、褚为北派，虞世南为南派，并以此定碑学、帖学之统系，实则不免流派之见，而未尽客观也。 沈曾植 行书褚遂良山河帖扇面 私人藏 沈曾植 楷书苏轼跋蔡帖扇面 浙江平湖博物馆藏 沈曾植虽然对汉魏碑版用功颇深，但他并无备魏、卑唐之意，此又与包世臣、康有为之论书大相径庭。沈曾植曾以宋拓《淳化阁帖》课子：“楷法入手从唐碑，行草入手从晋帖。立此以为定则，而后可以上窥秦汉，下周近世。”又指出明前所拓《圣教序》“纯是唐法，与晋法无关。然学唐贤书，无论何处，不能不从此入手，犹草书之有永师也。”沈曾植认为唐代楷书、行书是书法的初阶，是进一步师法汉魏的基石，因此对唐碑持肯定的态度。而不类康有为所言：“至于有唐，虽设书学，士大夫讲之犹甚。然缵承陈、隋之余，缀其遗绪之一二，不复能变，专讲结构，几若算子。截鹤续凫，整齐过甚。欧、虞、褚、薛，笔法虽未尽亡，然浇淳散朴，古意已漓。而颜、柳迭奏，澌灭尽矣。”“若从唐人入手，则终身浅薄，无复有窥见古人之日。” 沈、康素有交谊，而论书迥然有异者，其因在于沈氏注重求是，而康氏囿于其自设的今学、古学之藩篱而已。沈曾植学碑“但问其字之佳不佳，不问其汉魏隋唐碑”之态度无疑是学习书法的客观态度，也是“求是”的态度。沈氏不排斥唐碑，是因为唐碑在书法艺术水平上具有极高的价值，它是值得取法的。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而言，沈氏之说较为中和。 沈曾植 楷书国子监古槐歌 浙江省博物馆藏 沈曾植对前贤书论也往往有切实的解读，这也是其论书在于“求是”的佐证。如其论《安吴中画丰满之义》条云：“安吴中画丰满之说，出自怀宁。怀宁以摹印法论书，如疏处可使走马，密处不令通风，亦印家诀也。惟小篆与古隶，可极中满能事。八分势在波发，纤浓轻重，左右不能无偏胜，证以汉末诸碑可见。故中画蓄力，虽为书家秘密，非中郎、钟、卫法也。”沈氏此论可谓是邓石如、包世臣“中画丰满”之说的活解，邓、包虽云“中画丰满”，但未言明何种字体适合此原则。沈氏指出小篆、古隶可以此为准，而八分书则不必如此，篆分不同体，因而其笔法也自当有别。沈氏之解读往往使学书者读之豁然。 再如，关于运笔的问题，沈氏也有独到之见解。如其《手腕之异》条云：“写书写经，则章程书之流也。碑碣摩崖，则铭石书之流也。章程以细密为准，则宜用指。铭石以宏廓为用，则宜用腕。因所书之宜适，而字势异，笔势异，手腕之异，由此兴焉。”前人论书多谓“指主执，腕主运”，即执笔在手指，运笔在手腕。只此一原则，却并未说明该原则与字体大小之关系，以致误导学书者。沈氏则指出书字时用指用腕的原则是“因所书之宜适”，铭石之书为大字，宜用腕，而章程书为小字，宜用指。此也与以前之教条迥异者也。
沈曾植 楷书明徐文山大令手抄贾浪仙长江集跋 1876年 国家图书馆藏
沈曾植 楷书石门颂跋（部分） 1887年 国家图书馆藏
沈曾植 行书石门颂跋（部分） 1887年 国家图书馆藏 素为书学界普遍认为开碑学观念之先的傅山尝云：“楷书不知篆隶之变，任写到妙境，终是俗格。”换言之，楷书由篆隶演变而来，楷书中只有蕴含篆隶意味方成高格。如果说傅山倡导的是今体书写中应有古体的意味，那么沈曾植论书倡导“异体同势”“古今杂形”的理念便是对这一观念的发展，同时也是对康有为倡导“笔意杂沓”以求“新理异态”的呼应。沈氏《古今杂形》条谓：“‘修短相副，异体同势’‘奇姿怪诞’‘靡有常制’。‘蔡邕采斯、喜之法为古今杂形，然精密闲理，不如淳也。’按：异体同势，即所谓古今杂形也？”“异体同势”语出卫恒《四体书势》：“修短相副，异体同势”，此相传为蔡邕《隶势》之语，故沈曾植认为蔡邕博采李斯、曹喜之笔法取得了“古今杂形”的效果。此处的“古今杂形”可以理解为篆书、隶书笔法、结体的杂用而得到的书写趣味。沈氏屡次提及的汉魏碑版中的典范之作如《校官碑》《夏承碑》等大都具有类似的特征。 同样，在相传为王羲之的《题卫夫人<笔阵图>后》，沈曾植也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沈氏认为右军父子之所以超凡入圣，其秘诀在于“引八分章草入隶字中”，即诸体杂糅，方有意气可以生发。以此解读王羲之书法，自与唐宋以降之帖学者相异趣也。
沈曾植 行书东阳别本兰亭跋（部分） 在借鉴前代书论基础上，沈曾植进而对书写提出了具体可行而诸体兼适的方法。他的《论行楷篆隶通变》云：“楷之生动，多取于行；篆之生动，多取于隶。隶者，篆之行也。篆参隶势而姿生，隶参楷势而姿生，此通乎今以为变也。篆参籀势而质古，隶参篆势而质古，此通乎古以为变也。故夫物相杂而文生，物相兼而数颐。完白以篆体不备，而博诸碑额瓦当，以尽笔势，此即香光、天瓶、石庵以行作楷之术也。”简言之，无论以古通今，或以今通古，其旨在于参之他势而求变化，相反，如果笔法单一，结体单调则必然会了无生气可言。
沈曾植 行、楷书张猛龙碑跋（部分） 1891年 国家图书馆藏 如其《护德瓶斋涉笔》之“汉碑叙历官称治某经”条云：“汉碑叙历官，多称治某经，《汉书》列传亦然，盖沿其官薄书之也。”今考《袁安碑》“授易孟氏”，《张迁碑》“治京氏易”，《孔宙碑》“治严氏春秋”，《尹宙碑》“治公羊春秋经”，《武荣碑》“治鲁诗经韦君章句”，《郑固碑》“初受业于欧阳（尚书）”，《鲁峻碑》“治《鲁诗》，兼通《颜氏春秋》”云云，皆如沈氏之说。也有一些碑版虽未称“治某经”，但行文也与此相关，如《衡方碑》谓碑主“取诗悦书”，《夏承碑》“治诗尚书”云云，诸如此类，不一而足。两汉尚经学，尤其是今文经学为当时官学，通一经者方可入仕途。《汉书》列传与汉碑行文相通。沈氏虽论汉碑之行文，但却点出汉代学术之特征也。
沈曾植 楷书郁冈斋墨妙·萧子云书月仪帖跋（部分） 1889年 国家图书馆藏
沈曾植 行书郁冈斋墨妙·萧子云书月仪帖跋（部分） 1889年 国家图书馆藏 此外，沈曾植关于古代碑帖多有源流缕析梳理之功。沈氏论碑帖极重视碑帖拓本源流之序与优劣之别。如其于《淳化阁帖》《绛帖》《大观帖》《宝晋堂法帖》《宝贤堂法帖》《停云帖》等宋元明历朝刻帖之源流、真伪、优劣、风格皆有高论，又于《兰亭》《圣教》《十七帖》《洛神》等经典法帖也多所洞见，发前人之覆矣。 沈曾植书论主要集中在经由他过目的碑帖题跋上，因此，他的论述或考究渊源，或略陈所识，虽多为就事论事，然颇多新意。他的著述虽然不如阮、康系统，但以跋代论的形式却避免了为迁就某种理论而做出未必合乎实际的臆断。
沈曾植 楷书录褚遂良乐毅论跋 苏伟纲藏 沈曾植书法早岁习馆阁，以备科举之需。后规模于包世臣、吴让之。沈氏在《题崔敬邕墓志旧拓本》诗中云：“百年欲起安吴老，八法重添《历下谈》。”又云：“包张传法太平时，晚见吴生最老师。”包世臣尝著《历下笔谭》，论书推尊邓石如，倡导北朝碑版。吴熙载从包世臣学书，恪守师法。包世臣真行草稿无不工，嗜篆分而未致力，吴熙载则篆分功力尤深。沈氏学包、吴，故乐道之。又，夏承焘在《天风阁学词日记》卷二中也记载：“冒鹤老尝语寐老曰：君笔诚奇纵矣，然不过以方笔为包安吴耳。寐老拍其肩曰：此安可为外人道。”可见，近代学者冒鹤亭对于沈氏书法渊源的判断是得到沈氏本人认可的，这是沈承包法的旁证。 包、吴之外，沈曾植还嗜好张裕钊书法，而他受张裕钊的影响，也与包世臣直接相关。光绪十一年（1885），张裕钊送其二子至京师参加乡试，经沈曾植的友人袁昶召集，曾与张裕钊论书法。此后，张裕钊又有四条屏相赠。张氏文中以凤、鲲喻沈，并对其才识褒奖有加。光绪十四年（1888），袁昶请张裕钊书写先莹墓道刻石时，沈曾植又向张裕钊请教笔法。据《袁昶日记》载：“诣廉翁叩笔法，廉翁论包安吴言执笔名指力与大指相敌乃有佳书，及始艮终乾之诀，甚善。”可见张氏笔法亦渊源于包，或于包氏有借鉴之处。然而无论包、张对沈曾植影响程度如何，要之他们都偏重于碑派，这引导了沈氏书学的取向。
沈曾植 行书李靖碑拓本题跋 沈曾植晚年居上海，学人意气，遗老情怀，诗书自遣，聊以度日。沈曾植常自称其“书学深而书功浅”，晚年遍临诸碑帖是对“书功浅”的弥补。此期，他对彝鼎文字、汉魏六朝碑版、历代名帖无不博收广蓄，寝馈多方，融化贯彻。沈氏临帖重意而不拘其形，不墨守成规，皆以神会为则。他尝言：“摹流沙坠简，当悬臂拓大书之，取其意而不拘形似，或当有合。”以此为准则，故其下笔自然多有己意。沈氏在法帖选择上力图避免姿媚、流俗习气，因此他经常临摹一些冷僻的碑版，尤得力于“二爨”，取其楷隶互参之形，古拙率真之态。这种选择正合乎他所追求的“异体同势”“古今杂糅”之原则。曾熙评云：“工处在拙，妙处在生，胜人处在不稳。”“下笔时时有犯险之心，故不稳，愈不稳则愈妙。”可谓允当之论。当然，沈氏虽见闻多富，才高识博，然晚年之不合时宜之心境恰恰使他在书法审美取向上做出了与众不同的选择，而这种选择最终成就了其独特的书法风格。
沈曾植 行书信札 嘉兴博物馆藏 除了对汉魏碑版的偏好外，沈曾植还广泛取法张伯英、索征西、黄山谷、黄道周、倪元璐诸人草书，并熔铸百家，自成一体。张芝、索靖均以章草名世，格调高古，为后世法。倪元璐、黄道周则皆以章草入大草，奇险生趣，聚散多变，为晚明书学翘楚。沈曾植借鉴前贤，汲取北碑的雄肆、沉厚之风，参之章草笔势，质厚而简捷，雄肆而古拙。他以方笔顿挫强化跌宕之感，笔多断而意连，墨似滞而还畅，融浓情于点画之间，得意象于法度之外。抑扬尽致，委曲得宜，如古藤之老枝纷披，酣畅淋漓，矫健奇崛，自然天成。论者以为有清一代“自碑学盛行，书家皆究心篆隶，草书鲜有名家者，自公出而草法复明。”（本文节选自吴高歌《著论何曾让阮康——从沈曾植碑帖跋文看其书学观》）
沈曾植 行书支那内学院缘起手稿 上海图书馆藏
沈曾植 行书曼陀罗词稿 嘉兴博物馆藏
沈曾植 行书自作诗横幅 浙江省博物馆藏
右一：沈曾植 楷书节临爨宝子碑轴 1920年 西泠印社藏 右二：沈曾植 楷书节临爨龙颜碑轴 1920年 西泠印社藏 右三：沈曾植 楷书节临水牛山文殊般若经碑轴 1920年 西泠印社藏 右四：沈曾植 楷书节临张猛龙碑轴 1920年 西泠印社藏
沈曾植 草书十二言联 1922年 黄伟平藏 从司马迁郭林宗通古今之学 邀陶隐居吴道子作方外之游
沈曾植 楷书海日楼诗稿 嘉兴博物馆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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