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珅临刑前的“衣带诗”如何被妖魔化?

2016-06-30  cat1208

作者:卜键(国家清史纂修领导小组办公室)

来源:原标题为《和珅的衣带诗——一个所谓历史谜团是怎样生成的》,载《清史参考》2015年第46期。

思想谈栏目编辑:项旋(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博士)


和珅以中国历史上最大的贪官著称,但“盛名”之下,诸多模糊,他的发身和陨落,他的贪贿聚敛之道,他究竟有多少金银田宅,都不甚明晰。尤其是其自缢后被发现的绝命诗(因写在衣带上,又称“衣带诗”),其第三句有“水泛含龙”四字,词义诡谲,仿佛玄而又玄,更被称为难以索解的历史谜团。


本文对“水泛含龙”的来龙去脉作了一番梳理考订,剔抉出一错再错的两个节点,厘清其“出口转内销”的传播过程。这是一个由音似和形似造成的语词怪胎,从而直接影响到对诗文的诠释,影响到对和珅形象的解析,应予澄清。


▲影视剧中的和珅形象


和珅的狱中诗与末路心境


嘉庆四年(1799)正月初八日,亦即太上皇帝弘历崩逝的第六天,软禁于殡殿的和珅被拿入刑部大牢,开始了其人生最后一段旅程。囚室中备有纸笔,颇有诗才的和珅,留下了不多的诗篇,赋写一位宠臣和权相的末路心境。有两首写于上元(元宵节)之夜,其一:


夜色明如许,嗟余困不伸。

百年原是梦,廿载枉劳神。

室暗难挨晓,墙高不见春。

星辰环冷月,缧绁泣孤臣。

对景伤前事,怀才误此身。

余生料无几,空负九重仁。

和珅万万没有想到:原以为已然搞定套牢、一心要继续辅佐的嗣皇帝,居然刚亲政便翻脸无情,使出霹雳手段!这时的他在狱中已经待了好几天,该想的全一遍遍想过,应是想明白了。全诗不见愤懑,甚至也不多写委屈,突出的是反省和悲伤,为自己20年的宦程跋涉,为自己的过人才华,也为自己对皇帝的忠心。九重仁,当然是指皇帝的仁爱,却有意不说是已逝的上皇,还是当今圣上。


第二首仍是以月色入笔:


今夕是何夕,元宵又一春。

可怜此夜月,分明照愁人。

思与更俱永,恩随节共新。

圣明幽隐烛,缧绁有孤臣。


(杨璐校点《和珅诗集》,上元夜狱中对月二首)

两首诗都有一个词——孤臣,应予关注。孤臣,即孤立无助的忠臣,语出《孟子·尽心上》:“独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虑患也深,故达。”狱囚的诗通常会被搜检呈交,皇帝常也有阅读的好奇心,因之也是一个回转圣意的机会。孤臣二字亦有“远臣”之义,大牢之中,咫尺天涯,也觉贴切。曾几何时,朝中第一宠臣和珅竟以“孤臣”自况了,而字里行间,则仍在向皇上表达忠诚,仍在委婉申诉,仍未放弃求生的努力或者叫挣扎。


正月十八日,嘉庆帝颁布处死和珅的谕旨。根据今日所能得见的文献史料,可知对和珅的“世纪大审判”并不顺利:与他同时拿下的军机大臣福长安,宁死也不检举揭发;负责主审的几位亲王,平日多与之交好,难以审下去;所谓“二十大罪”多数是些鸡毛蒜皮,和珅招认得很痛快,却难以定为皇帝所说的大逆罪。其时抄检和审讯尚未结束,急急做一了断,应是采纳了直隶布政使吴熊光的建议。该谕旨很长,写得层次分明:先说众大臣与翰林科道官定拟和珅、福长安罪名,“请将和珅照大逆律凌迟处死,福长安照朋党律拟斩,请即正法”,可证民愤极大,众皆曰杀,而且是“剐杀”;接下来参照康熙帝诛鳌拜、雍正帝诛年羹尧、乾隆帝诛讷亲,指出和珅“压搁军报、有心欺隐,各路军营听其意指虚报首级、坐冒军粮,以致军务日久未竣,贻误军国”,可证罪行严重,且前朝多有处死之例;再说和珅曾任首辅大臣,又值父皇大丧,“于万无可贷之中,免其肆市,和珅着加恩赐令自尽”(《清仁宗实录》,嘉庆四年正月丁丑),可证圣心宽仁。白莲教之变延续三年,清廷调兵遣将,数省之地田庐残破、生灵涂炭,已成为国家的巨大伤痛。应该反省追查的地方很多,但让老和一人来承担责任,也有些不公。


大清律法有“议亲议贵”之条,谕旨中也提及,说和珅丧心昧良、不齿于人类,不应援引“八议”减罪。和珅可谓既亲且贵,此时皇帝绝口不提其为皇亲贵戚,不提其对太上皇的多年效力,不说皇妹的哭诉求恳,但还是以他曾任首辅从宽处置。世上万千事,本一死了之,可古代律法又将死罪分为数等,比起凌迟寸磔,赐令自缢,便是皇恩浩荡了。据记载:行刑之时,后来的内阁大学士耆英(就是那位奉旨签订《南京条约》的钦差大臣)时为刑部司员,随同监视,但见和珅于磕头谢恩后,接过钦赐的长长白练,仰首看天,又俯视地下,叹了口气说:“我是个痴人。”(缪荃孙《艺风堂杂钞·和致斋相国事辑》)此语看似自责,实以责人,却没了旧日的逼人锋芒。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和珅抄家清单


通行本生造了一个谜


和珅死后,留下的诗作仍有人在意,宗室裕瑞辑成一册,题名《嘉乐堂诗集》,收录了前引两首元宵诗。而其绝命诗很早就在坊间流传,写于衣带之上,自缢后即被发现。裕瑞没有收录,不详何故。


和珅通常所用衣带,与一般民公爵位者不同,是乾隆帝特赐服用的宗室黄带,以金黄色丝线织成,缀以四块金属镂花板,板上镶嵌宝石珠玉。入狱后,黄带子大约不会再用了,腰系一条布带,倒也便于在上面写诗。他的衣带诗流行甚早,而演为一段文案,应属清朝覆亡后之事。先录今之通行版本,曰:


五十年来幻梦真,今朝撒手谢红尘。

他时水泛含龙日,认取香烟是后身。


(《清通鉴》,清仁宗嘉庆四年正月十八日)

我们知道和珅是读过《红楼梦》的,还曾与乾隆帝探讨过该书的写作主旨。其绝命诗颇有点儿红楼意蕴,幻梦、撒手、香烟、红尘、后身,写来若真若幻。但和珅读得太浅,未能读懂书中的《好了歌》,未曾有大感慨和彻悟,不能解何为“白茫茫大地真干净”。古今多少政商界人士,都是好了还想更好,不知料理了局,不知道“好就是了”的哲理,又不独一个和珅。


该诗被称作难解之谜,指的是第三句的“水泛含龙”,四字真言,不识出于何典?于是索解歧出,大都论为和珅死前对朝廷充满怨恨诅咒,指向后来的慈禧太后和大清沦亡:


有的说用“夏后龙漦(chí,涎沫)”典,见于《国语·郑语》,写夏朝末期有二神龙止于王庭,夏后得龙漦(传说中龙的唾液)而秘藏之,后周厉王开盒观看,龙漦流出,化为玄鼋(yuán,大鳖),宫中女子遇而受孕,生褒姒,西周因她而亡。论者以这个女色亡国的典故,隐指后来的慈禧太后的横空出世,说她为和珅复仇,祸乱大清。


有的在字面上下功夫,以“水泛”为前一年河南的黄河大决口(实也颇为接近事实,遗憾的是忽又一转);而“含龙”二字,则是说女主藉水患降诞。还是落到三十余年后慈禧太后的出生,当年黄河河南段又是大决口,竟说这个女婴就是和珅的后身,代为复仇雪恨,葬送了清廷。


扯的有些远了。


▲和珅府邸恭王府


错讹是怎样造成的


“水泛含龙”四字,究竟作何解?


我查了一些史学家的书,包括几部重要的乾隆传与和珅传,多有征引,多不作解释,仿佛毋须考证。实则此为传闻转抄之讹,是一个由两次抄录错讹造成的语词怪胎,根本没有这个典故,因此也无从索解。史学界长期以讹传讹,以讹解讹,演为一段学术谜团,不可不辨。


先说第二个错误,当在于著名清史专家孟森先生的《清高宗内禅证闻》,其在引录《朝鲜实录》中相关文字后,曰:


临绝作诗,似偈似谣,不甚可解。或谓“水泛含龙”似用夏后龙漦故事,为孝钦祸清之兆;“香烟后身”,孝钦或有烟瘾,而和珅于嘉庆初已染此癖,亦未可知。当时能吸洋烟者为绝少,至咸、同、光则不足奇。但以此为识,直谓再生作亡清之祸首,以身报仇耳。此无稽之谈,姑存轶闻,其解说则朋辈酒间,拈《朝鲜实录》此则而推测之词也。(孟森《明清史论著集刊》)

清晰说明录自《朝鲜实录》,而对“水泛含龙”四字,表示“似偈似谣,不甚可解”。后面虽记夏后龙漦故事和慈禧祸清之兆,甚至扯出和珅与慈禧的嗜好洋烟,仍视为无稽之谈。


《清通鉴》照录此诗,见于该书卷一五六,编者在卷末注中,称采自《李朝实录·正宗大王实录》卷五一。而查对吴晗先生所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作“水汛含龙”。再查《朝鲜王朝实录》本卷,也是“水汛含龙”。原文来自朝鲜书状官徐有闻呈进的“闻见别单”,其中记述和珅之逮治论死甚详,兹节选与该诗相关一节:


正月十八日,赐帛自尽。和珅临绝作诗曰:“五十年来幻梦真,今朝撒手谢红尘。他时水汛含龙日,认取香烟是后身。”遂自缢死。


(《正宗大王实录》)

此段文字,见于李朝正宗二十三年(1799)三月三十日,孟森文亦照录。李朝历法与宗主国清朝相同,亦即嘉庆四年三月三十日。该国制度,凡使臣出使上国,应将亲身经历和闻见之事及时列款上奏。此时和珅死后不久,衣带诗刚开始流传,徐有闻也算有心,记录下来,呈报给自家国王,也成为今知这首诗的最初记载。诗中的“汛”,与“汎”(今通作“泛”)形似,孟森先生转抄时出现了失误,为后来各书沿用。其所视为无稽之谈的附记文字,也被一些人当作真解,再加渲染延伸。


第一个错误,也是最主要的讹误,则出现在朝鲜人那里:或是徐有闻录写时偏差,或是《李朝实录》整理时误判,先将原诗中的“睢”,以音似误为“水”;复将“合”,因形似误书为“含”。水汛含龙,应是“睢汛合龙”。


这是当时朝廷的一件大事:上年夏多雨,黄河来水甚多,六月间睢州(今商丘睢县)下汛即曾迭见险情,八月二十九日夜睢州上汛先是大水漫溢,接着冲决大堤,形成一百五十多丈的口门,奔腾下泄。因决口出现在睢州河段,当地恰有古地名睢口,河员便以“睢汛”“睢口”称之。兴工之后,原拟在年前堵闭,东河总督司马騊于腊月间上奏,称睢口(睢工大坝口门)虽仅留18丈,可连日大雪严寒,引河头堆积大量冰凌,请求暂缓合龙。其时上皇因患病不再阅批奏折,嘉庆帝作出批谕,准许等日暖开冻后再行合龙。


一个敞开口子恣肆流淌的黄河,总是皇帝和枢阁重臣的心腹大患。死到临头的和珅,在诗中表达的,仍是期盼睢口合龙与水患结束。而黄河决口的每一次成功合龙,在朝廷都是重大喜讯,照例要由京师特别驰送大藏香二十支,隆重祭祀河神。让我们再来读一遍此两句诗:“他时睢汛合龙日,认取香烟是后身。”大意为:等待睢口合龙那一天,祭神的袅袅香烟中,你们会看到我的忠魂。哪里有一丁点儿怨恨诅咒,分明是一腔的忠诚国事。题写之时,和珅大约不会再期望嘉庆帝的赦免,却想着要他有朝一日愧悔。


和珅绝顶聪明,绝不是痴人,但“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不少聪明人都是由于过分自信,才出现致命误判。而虽然身陷死牢,他仍能择取最恰当的行为:不去跳脚嘶喊,不去诅咒嚷骂,甚至也不绝食流泪,而是将自己的死与解决河患相连接,借诗句抒发最后的忠怀。


这才是和珅。


▲和珅书法


被长期忽视的另一版本


该诗还有着另一个版本,多书皆见收录,时间上虽较前引略晚,可信性则还要高一些,惜乎未见学界关注。梁章钜《浪迹丛谈·睢工神》:


小住袁浦日,有一河员来谒,意气轩昂,语言无忌……且言亲在睢口工次,目击合龙时,实有神助显应,众目所睹,但不知此神何名耳。余记得嘉庆初在京,日阅邸抄,是时和珅初伏法,先是拿问入狱时,作诗六韵云……赐尽后,衣带间复得一诗云:“五十年前幻梦真,今朝撒手撇红尘。他时睢口安澜日,记取香烟是后身。”事后刑部奏闻,奉御批云:“小有才,未闻君子之大道也。”然则睢工之神,其即和珅乎?和珅音与河神同,或其名已为之兆矣。

作者为嘉庆七年进士,曾任军机章京,所记和珅临终情形与衣带诗应较为可信。安澜,谓使河流安稳不泛滥,与合龙义近。第三句以“睢口安澜”代替“睢汛合龙”,所指则完全一致。其字面上的小差异,当也是传抄造成的。


稍后学者缪荃孙也记载了和珅伏诛情形,照录衣带诗,与梁书一字不差,但加上一段批判文字:


……又于衣带间得一绝云:“五十年前幻梦真,今朝撒手撇红尘。他时睢口安澜日,记取香烟是后身。”后刑部奏闻,御批云:“小有才,未闻君子之大道也。”二十四日睢口合龙,有云和相即睢口河神者。当涂黄勤敏钺有《感事诗》云:“祸福由来召有门,雷霆击物敢言冤?老獾入室熙宁乱,轧荦生儿天宝昏。岂有神明犹诞降,大都妖孽偶游魂。稷狐社鼠纷逃匿,六幕清明奉泰元。”盖深斥之。


(《艺风堂杂钞·和致斋相国事辑》)

黄钺清正耿介,以不亲附和珅辞归,复以和珅倒台回朝,被嘉庆帝称为特达之知,仕至尚书和军机大臣。其诗有感于众人附会衣带诗,编捏和珅死后变为河神的传说,措词犀利,可称痛快淋漓。后来叶廷琯《鸥陂渔话·和珅诗》、史梦兰《止园笔谈》等书,皆与梁章钜所记相同。


和珅的有才,不仅仅是自负自恋,而是早就出于乾隆帝之口。乾隆五十三年(1788)平定台湾,和珅作为二十功臣之一绘像紫光阁,弘历亲撰像赞,“承训书谕,兼通清汉,旁午军书,惟明且断”,欣赏他的才华,称誉为国家干城。五十七年击退廓尔喀入侵,和珅再次列名图像,“清文汉文,蒙古西番,颇通大义”,其语言才华似乎又有长进。乾隆帝曾不止一次夸奖他兼通四种文字,说满朝中只此一人。颙琰读衣带诗后的评语,也承认和珅“小有才”,别处还说过他“小忠小信”,至于说他“未闻君子之大道”,也是对的。


帝王之心也如秋天的云。和珅被赐死后,嘉庆帝开始想起他的一些好处,想起其对父皇的多年侍奉之劳,或也能想起其为自己效过的力,心情有些复杂。外地将军督抚的议罪奏折仍纷纷来到,自是一无例外地吁请严惩,御批则变了口风,开始找各种理由,诉说苦衷。如正月十八日山西巡抚伯麟奏折朱批:


已施恩赐令自尽矣。朕不得已之苦衷,天下臣民当共知耳。


又二十二日,御批湖广总督景安奏折,曰:


已赐令自尽矣,实出于不得已之苦衷也。


明明是去除一个大贪官,究竟有什么不得已?有什么难言的苦衷?二十三日,颙琰在江西巡抚张诚基奏折上略有流露:


朕若不除和珅,天下人只知有和珅,不知有朕,实出于万不得已。是非公论自有定评,无庸置辩也。


不知是说和珅功高盖主,还是说他狂悖恣纵。然若说亲政后其也会如此,大约没几人会相信。又同日批漕运总督梁肯堂折:


此人不除,天下人心不正,所以必行,后世自有公论。


说的是和珅败坏了朝政乃至社会风气,很有些道理,却又不能深追,一旦刨根便到了父皇身上。二十七日,广东巡抚陈大文折御批:


天下至大,兆民至众,近年皆为和珅所蒙蔽,诸务废弛,若不速办,几不可问矣!不得已之苦衷,惟上苍昭鉴耳。


(以上五条皆见于《和珅秘档》)


措辞也觉夸张。天下和兆民都不是和珅能蒙蔽的,其所蒙蔽的主要是太上皇,有此一人做靠山,也就足矣。所有这些相同和微有不同的批语,都能透露出颙琰的心绪难安。和珅的聪明,其借衣带诗传递的遗意,似乎也得到一些回应。


和珅长已矣,却长期作为人们茶余饭后的一个话题。梁章钜所记,起因于某河员的来访,讲起当年睢口合龙的一些怪异情景,引起他联想到和珅的衣带诗。至于睢口合龙时有如神助、和珅死后化为河神一说,应是衣带诗流行后的虚妄之辞,章钜在笔墨间已含游戏之意。


作为历史人物的和珅是复杂的,死后却同许多反面人物一样,经历了一个妖魔化的过程,众恶归之;而早期的传播中,似乎还不无同情。这个版本的价值,在于为纠正“水泛含龙”的讹误提供了确证,也对和珅形象的再认识,提供了一个史证。


排版:@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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