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授论酒典|竹林七贤与酒

nangongcunfu 2016-07-01

展开全文

教授论酒典|竹林七贤与酒

来源：中国文学网作者：曾春海

内容提要

竹林七贤的风姿情调多表现于其饮酒的品味和格调上。中国自古即是一个爱好饮酒的古国。儒家“酒以成礼”与道家的“饮酒则欢乐”或以酒抒情形成了名教与自然的对峙态度。汉代礼法森严，文士多感钳制，即借酒摆脱礼制的束缚。汉魏之际，许多名士即基于不同的角色而对酒的社会规范持不同立场。七贤善饮，亦表现出不同的酒量、酒德与酒品。阮籍的饮酒是全身避祸，是酒遁，有时借酒公然向名教权威挑战，亦借酒发抒率真性情。嵇康喜饮，而从道家清心寡欲立场上更反对酒色，但也认识到了饮酒怡养身心、营造生活情趣的正面价值。相较而言，刘伶的饮酒是痛饮豪饮，他是在借酒所催发出来的原始生命力，使其心灵超脱。如果说阮籍放达的饮酒是有所为而作“达”故得“至慎”美名，阮咸的耽酒虚浮、与猪共饮则是无所为而作“达”，则是一种沉沦。七贤中向秀饮酒态度最为平淡。他对饮酒兼容了儒道的名教与自然，但求中和之理以两全。山涛借酒交友，借酒怡情遣性，他酒量大而有节制，颇像他的为人处世。王戎饮酒有时狂如阮籍，有时又掌握节度似山涛。综之，面对政局的多变和人生的无常，通过饮酒，来提升心境以消解是非、荣辱、生死、苦乐的偏执，企求臻于与道冥合、逍遥自适的超世俗之至境，这是七贤及多数士人饮酒心态的普遍写照。

一、前言

曹魏时期嘉平前后，司马懿发动高平陵事件，阴谋夺取政权，不择手段地铲除异己以巩固政权，朝野内外有识之士感到强烈不满。于是一些名士在河内山阳一带，逐渐形成以阮籍、嵇康为首的竹林名士群体，史称“竹林七贤”。据《世说新语·任诞》载：

陈留阮籍，谯国嵇康，河内山涛，三人年皆相比，康年少亚之。预此契者：沛国刘伶，陈留阮咸，河南向秀，琅琊王戎。七人常居于竹林之下，肆意酣饮，故世称“竹林七贤”。

“名士”一词，最早见于《吕氏春秋》[1]。在汉初尚未普遍化使用，至东汉其涵义指有较高学行成就、受人欣慕而具影响力的有名之士。郑玄《礼记·月令》注云：“名士，不仕者也。”蔡邕认为：“名士者，谓其德行贞绝，道德通明，王者不得臣，而隐居不在位者也。”[2]汉末以后普遍用以称誉魏晋知识分子的“名士”人格，常兼具儒、道品味的人格特质。那就是儒、道人生理想交融的人格典型，既有经世的使命感，亦带着道家飘逸的生命风格。“风流”一词特别用来赞赏魏晋名士千姿百态的神韵美、人格美，意指由名士的风神气度所蕴发的生命气质和境界。魏晋名士，特别是“肆意酣饮”的竹林七贤，他们的风姿情调多表现在饮酒的品味和格调上。我们若放大视域，则可从魏晋史传中阅读到不少关于以酒为主题的著作，诸如饮酒诗、酒诲、酒诫、酒箴、酒诰、酒颂、酒歌、酒训等，令人目不暇给。令人惊讶的是描述饮酒情态的语汇何其丰富多样，例如乐饮、愁饮、快饮、痛饮、酣饮、闷饮、雅饮、生饮、纵饮、颓饮、礼饮、荒饮、默饮、狂饮、宴饮、独饮、对饮、聚饮、群饮、会饮、怅饮、豪饮、避暑之饮、与猪共饮，令人眼花缭乱。记述魏晋名士生活文化的《世说新语》谈到酒处有54处，以《任诞》篇尤其多。本文以名士生活风尚之一的“酒”为着眼点，考察魏晋之际，社会名教繁苛，政治动荡不安，战争频仍，名士生命危险苦闷下蕴发出什么样的文士酒文化，竹林七贤酒品的个别分析及综合性评价，期能藉饮酒这一视角，认识竹林七贤的行为现象和内心世界可能的解读。

二、魏晋之际文士的饮酒风尚和意义

人类不分民族与地域，自古即与酒结下不解之缘。西方远在希腊神话中，即产生主司戏剧与酒之神，至近代德国哲学家尼采在《悲剧的诞生》中提出了表征理性的日神阿波罗（Apollo）和象征热情的酒神戴欧尼索斯（Dionysus），这是两种相对的精神象征。诗，是人类精神文化中的精粹品，中国是一个有诗情的古国；酒是人类饮食产物中的精粹品，中国自古即是一个爱好饮酒的古国。《诗经》是中国第一部诗集，其中涉及“酒”者有四十多篇。例如《小雅·鹿鸣》云：“我有旨酒，以燕乐嘉宾之心。”描写酒人情态。又如《楚辞·东君》谓：“操余弧兮反沦降，援北斗兮酌桂浆。”状述南国酣饮之风。把酒置入人际互动的社会生活中形成风尚，才能形成酒文化。

中国上古祭祀之礼是最主要和重大的礼仪，《北山酒经》谓：“天之命民作酒，惟祀而已。”周人有监于夏商亡国的教训，在《尚书·酒诰》中颁布严禁酗酒令。然而，酒以成礼，“礼”与“醴”相通，备醴酒以行礼，藉以表达人道之醇厚深挚。《左传·鲁庄公二十二年》载陈完（敬仲）对齐候说：“君子曰：酒以成礼，不继以淫，义也。以君成礼弗纳之淫，仁也。”就儒家的立场，《礼记·曲礼》有言：“夫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也。”礼教旨在促进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尊敬，因此，在言行上皆有应遵守的外在行为规范。礼的消极社会功能，旨在避邪防恶，《礼记·坊记》曰：“礼者因人之情而为之节文，以为民坊者也。”但是，礼的“节文”即经验性的形式规范，若沦为掌权者箝制臣僚的言行之工具，则为遂行打压异己的政治恶，这是汉朝魏晋名教与自然冲突的原因所在。就道家立场以《庄子·渔父》“法天贵真”说来论酒与人生则曰：“其（真）用于人理也，事亲则慈孝，事君则忠贞，饮酒则欢乐，处丧则悲哀。”饮酒的真情流露与外在的礼文有时是相悖反的，因此，儒家“酒以成礼”与道家“饮酒则欢乐”或酒以抒真情形成名教与自然对峙的一种态势。

汉代政权尊经尊孔，厉行森严的礼法之治，文士多感到受到制约和束缚。汉魏之际，礼教的社会规范传统犹在，可是文人名士因中央政权的贫弱而得以提升其社会地位及影响力。酒所表征个人真情的道家意识与酒以成礼而定亲疏、别同异、明是非的儒家意识，在汉末魏初名教与自然之裂痕中呈现对峙状态。早在西汉末年扬雄的《酒赋》即呈现出酒客与法度之士对立的状态。这是汉代文士藉饮酒以企求个性解放，从而从礼制束缚中自求解脱的自觉表现。汉魏之际，以道家饮酒精神批判儒家名教藩篱，首先发难者当推建安七子之首的孔融。明代夏树芳《酒颂》卷下说：“孔融爱才结客……尝有诗曰：‘归家酒债多，门客粲几行。高谈惊四座，一夕倾千觞。’”孔融率真自得的饮酒豪情堪谓启发魏晋名士放达风气之先，曹操的《短歌行》说：“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其藉酒抒个人雄壮之豪情成为佳话，可是回到政治现实不得不顾忧团体纪律而有禁酒令。刘备入川亦然，为整治军纪，严令禁酒。孔融发表了两次《难曹公禁酒书》，反向的举证历史人物因酒而成就事功而歌颂酒德酒功，反对曹操禁酒令的侵犯个体自由，压抑个性。酒过饮常乱性。平实而言，妇女出宴，男女杂坐，在礼教甚严的汉代当然视为失礼[3]。因此，汉魏时代的文人名士，许多人是基于不同的角色而对酒的社会规范持不同的立场。例如，孔融的朋友蔡邕，在个人私领域的生活中可以饮酒一石而醉卧道上，但是在公共领域的政治、社会生活上，著《酒樽铭》一文，老调重弹地说：“酒以成礼，弗继以淫。”[4]王弼的嗣祖父王粲在私生活上附庸“邺下之饮”，但是在公共事务上参与了曹操修新礼制的工作，在其《酒赋》中也持酒以成礼的儒理。曹丕于《典论·自叙》中自谓与奋威将军邓展在酒醉后以芜相系，荡然无君臣之礼，可是在政事上作《酒诲》谓：“酒以成礼，过则败德，而流俗荒诞。”[5]葛洪《抱朴子·疾廖》对汉末饮酒士风的败坏有着尖锐的批判，谓：“汉之末世……及好会，则狐蹲牛饮，争食竞割，制拨淼折，无复廉耻。……诬引老庄，贵于率任，大行不顾细礼，至人不拘检括，啸傲纵逸，谓之体道。”汉末饮酒悖礼败德之风，犹利用道家理论来掩饰，合理化其伤风败俗之异常行径。接下来，我们试着分析竹林七贤的饮酒行为和品味。

三、阮籍的酒品

东晋袁宏《名士传》将魏晋名士分为正始名士、竹林名士和中朝名士。“名士”我们可简单地理解成有名望的士人，竹林名士指有社会名望的竹林七贤。近人周绍贤将古来名士分成八类，以“清介超逸”来表述他们共同的品格特征。这些人由于品性高，即便是行为孤僻放达，也被世人津津乐道。周绍贤论断说：“因此清高放达，遂形成后世对名士人格之观念。”[6]因此，竹林七贤的酒品亦当有清高放达的种种可观处。七贤虽个个皆能喝酒，可是酒量的大小、情感个性的不同、个人处事态度的不一，遂形成他们之间在酒量、酒品和酒德上亦有差异。《世说新语·任诞》对阮籍任诞之言行记载，在七人中最多，我们的分析因此自阮籍开始。

《晋书·阮籍传》载：“（籍）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文帝初欲为武帝求婚于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锺会数以时事问之，欲因其可否而致之罪，皆以酣醉获免。”建安二十五年（220）曹丕篡位，阮籍才十一岁，正始十年（249），司马懿发动政变，将以曹爽为权力核心的八家[7]全部诛三族，无一幸免。嘉平五年（253），司马懿又诛夏侯玄、李丰。阮籍一生经历兵荒马乱，政争杀戮，危机四伏，生命欠缺安全感的悲哀苦闷之黑暗时代，他为了苟全性命于乱世，从小就培养了喜怒不形于色的个性，他常为了避祸而酣饮酒遁，沉醉不起。为了抒解心中的郁闷，弹琴长啸、放浪形骸。怀抱匡时济世之壮志，遭时不遇，有志难伸，内心彷徨，苦闷难耐，这是他不得不醉酒、登山长啸，驾车无目的之前行而遇穷途大哭的原因。司马昭为了笼络知识分子，利用阮籍的才华与名望，乃为儿子司马炎向阮籍女儿求婚成亲。阮籍不愿被卷入政治是非的漩涡，乃大醉六十天避谈联婚事，逼迫司马昭就罢。奸诈的锺会设陷阱谋害阮籍，故意问他敏感的时事问题，阮籍深知任何回答都将被曲解而罗织罪名，乃采酣醉必达的酒遁避祸法。

与酒有趣的事发生了，阮籍得知步兵厨营善酿酒，藏有美酒三百斛，他向司马昭要求步兵校尉一职，得以将酒揽为己饮，这是他被世人称为“阮步兵”的由来，他到任后，与刘伶酣饮，又邻家有一美少妇，当垆沽酒，阮籍欣然前往，风流而不下流，好色而不淫，乃纯真浪漫的天性所使然。与酒相关的大非大痛之事也发生在阮籍身上，《晋书·阮籍传》载曰:

籍性至孝，母终，正与人围棋，对者求止，籍留与决赌。既而饮酒二斗，举声一号，吐血数升。及将葬，食一蒸肫，饮二斗酒，然后临诀，直言穷矣，举声一号，因又吐血数升。毁瘠骨立，殆致灭性。

按《礼记·曲礼》：“居丧之礼，毁瘠不形。”意指居丧者应节哀应变，只许羸瘦，不许过哀而不思饮食，瘦到皮包骨，阮籍母丧，闻噩耗，强忍哀痛坚持与棋手完局，不守奔丧之礼。返家后，哀痛难忍而饮酒二斗，吐血数升。至丧葬告别礼时，又悲痛欲绝，再饮二斗酒，吐血数升，以致于“毁瘠骨立，殆致灭性”。阮籍虽不守世俗名教规范下的丧礼，而被视为方外之士，《世说新语·任诞》篇载：

阮步兵（籍）丧母，裴令公（楷）往吊之。阮方醉，散发坐床，箕踞不哭。裴至，下席于地，哭吊毕，便去。或问裴：“凡吊，主人哭，客乃为礼；阮既不哭，君何为哭？”裴曰：“阮方外之人，故不崇礼制；我辈俗中人，故以仪轨自居。”时人叹为两得其中。

“两得其中”指“仪轨自居”和“为崇礼制”乃有其理据，都是合理的。其中的区别，“仪轨自居”的仪轨是儒家名教规约下的世俗礼规。“不崇礼制”是不崇外在的规范形式，而崇道家的礼，礼者，理也，道家的“礼”，指实质运行的天理，生与死皆天数天理，人所能做的是理解和因循，一切顺乎自然律的运化，不以人的主观意志来逆天。对像裴楷这样的魏晋名士，豁达地视阮籍不拘礼教，也是一种礼，只不过是道家崇尚因任自然之礼罢了。当然，儒礼和玄理冲突时，礼法之士对崇尚玄理的阮籍不守世俗之礼的酒规是深恶痛绝的，《晋书·阮籍传》载云：

籍又能为青白眼，见礼俗之士，以白眼对之。（籍遭母丧）及嵇喜来吊，籍作白眼，喜不恽而退。喜弟康闻，乃赍酒挟琴造焉。籍大悦。乃见青眼。由是礼法之士，疾之若仇。

按儒家名教的世俗之礼，在葬礼的告别式中，为人子者不应饮酒弹琴，可是依顺天理自然的道家是超脱这一人为造设之礼规的。嵇康慕好老庄，与阮籍同调，且是好友，二人皆不崇世俗的礼制。彼此相悦相惜，嵇康的兄长嵇喜彼时已投靠标榜儒家道德礼法之治的司马昭，为阮籍所不齿而以白眼予以否定。《世说新语·任诞》亦说：

阮籍遭母丧，在晋文王（司马昭）坐（通座），进酒肉。司隶何曾亦在坐曰：“名公方以孝治天下，而阮籍以重丧，显于公坐，饮酒食肉，宜流之海外，以正风教。”文王曰：“嗣宗毁顿如此，君不能共忧之，何谓？且有疾而饮酒食肉，故丧礼也。”籍饮啖不辍，神色自若。

何曾是当时礼法之士的样板[8]。阮籍居母丧期间犹赴司马昭的酒宴，饮酒食肉显然是公然对名教权威挑战，司马昭所以为他解难，是因为阮籍对司马昭政权的威胁在其可承受的压力范围内。笔者认为主要的是阮籍对司马昭有重大的政治利用价值。我们从后来司马昭要阮籍写篇替他夺权篡位的劝进表，阮籍虽故技重施，烂醉如泥，可是这次酒遁失败，不得不在酒醉中敷衍，挥笔成文。

四、嵇康的酒品

竹林七贤里，年龄最轻的王戎曾敬佩嵇康平日喜怒不形于声色的大肚量，所谓：“与嵇康居二十年，未尝见其喜愠之色。”[9]盖从嵇康的诗文中可知他自述生不逢时，托生于衰乱的末世中。他在《太师箴》说：“大道沉沦，智慧日用，渐私其亲，惧物乖离，攘臂立仁。名利愈兢，繁礼屡陈。刑教争驰，天性丧真。季世陵迟。”尽管如此，我们从他所撰的《养生论》可看出他是珍惜生命，热爱生命，对人生的意义和价值有深厚愿景的知识分子。他是深情之中还蕴含睿智的高人。他深知时不可为，而退思保全性命，归真返朴，以活出个人生命中可能的诸般情趣为念。因此，他重视亲、友情，且能挥洒其多才多艺的艺术天分，享受审美与创作之欣趣的才性，追求至真、至善和至美的彩色人生。从史料记载观之，《琱玉集》引《晋抄》：“（嵇康）为性好酒，傲然自纵，与山涛、阮籍无日不兴。”可是他的喜欢饮酒当是小酌雅饮，与朋友酒叙，以增加生活情趣及健康养生为旨意。这是就酒在怡情养生的正向价值面而言。同时，嵇康在告诫人们酒在养生延年的负向价值面着墨甚深。

归真返朴以宝性全真是嵇康采取道家道教的价值取向，他在所归纳的养生五难[10]中提及“滋味不绝”，有害健康。他在《与山巨源绝交书》中也特别强调这一项，所谓：“吾顷学养生之术，方外荣华，去滋味，游心于寂寞，以无为为贵。”以今日饮食健康而言，高糖、高盐、高油调味下的食物是刺激性高的厚重口味，长期嗜好此种滋味，实有害健康，为心血管疾病、糖尿痛、肥胖症者等所宜忌口的，烟酒无节制所造成对健康的贻害，已是现代人所普遍认识到的健康常识。其中，嗜酒，特别是酒精含量高的烈酒，是饮料中的厚重滋味者，对人体健康的伤害最严重，是高血压、中风、痛风等的主要元凶。因此，嵇康认为应以知识和理性的生活态度养生，必须弃酒色，遗名位，他说：“古之人，知酒色为甘鸩，弃之如遗，识名位为香饵，逝而不顾。”（《答难养生篇》）“鸩”是一种有毒的鸟，其羽毛有剧毒，嵇康用以喻示，古人深刻认识到酒色好像是甜美的毒药，应如废物般地丢弃它。他还提出抛弃它的治本和治标的功夫，治本的功夫取自《老子》第三章：“不见所欲，使民心不乱。”亦即杜绝诱惑物的方法，他说：“知其所不得，则未当生心也。……知吉凶之理，故背之不惑，弃之不疑也。岂恨不得酣饮与大嚼哉？”（《答难养生篇》）以理性知识和实践性的经验，彻底了解酒在养生上的吉凶之理后，应毅然远离它，毫不犹豫地抛弃它。养生者要做到心气恬淡虚静，心中不起欲念的功夫。对积习已久的嗜酒者，他也提出一项治标的自我警惕法，他说：“酒色何物！自令不辜。歌以言之，酒色令人枯。”[11]这是以简明而有节奏的诗歌方式来做养生的座右铭，治标和治本的方式宜视实际的情况而交互使用。

然而，嵇康也认识到饮酒在怡养身心的健康、营造生活情趣上的正面价值。在他所留存的著作中，难得的有一首《酒会诗》，诗中有言：“临川献清酤，微歌发皓齿。素琴挥雅操，清声随风起。斯会岂不乐，恨无东野子。酒中念幽人，守故弥终始。但当体七弦，寄心在知己。”这首诗当作于三国时期的高土阮侃（德如）离去后不久。嵇康有山水之游，亲临林木芳华、崇台流水的情景，对着清澈流动的江水，饮一杯清酒，哼唱着美妙的轻歌，索来素琴以弹奏出高雅的乐曲，清亮的琴声随风飘扬，这样的山林间之酒会令人不自觉地沉浸在人与自然交融、人与人和谐感通的幸福氛围中。嵇康在沉缅当前美景中，不禁举酒杯怀念起那位已离去的幽人高士，那坚贞不渝的品节。这份令人难忘的情谊只能体现在七弦琴上，托付知己深情在心声中。嵇康在其《答难养生论》中还认为当人被大自然生动的和谐美吸引感动后，人生理想境界提升，这也是逐渐疏离酒色的实践法，他说：“若以大和为至乐，则荣华不足顾也；以恬澹为至味，则酒色不足钦也。”另外，他在《与山巨源绝交书》中也自述：“游山泽，观鱼鸟，心甚乐。”且谓在生不逢时，有志难伸的不可作为之时局，自许“今但愿守陋巷，教养子孙，时与亲旧叙离阔，陈说平生，浊酒一杯，弹瑟一曲，志愿毕矣”。小酒一杯，居家与亲旧细叙旧情，则微酒温克，适体颐性，可活畅血气的流通，洗涤心中积累的郁闷，不但有益身心的健康，且蕴发出人的生命情趣。

五、刘伶的《酒德颂》

我们先就相关的史料对刘伶的载述来绘出其可能的形象，《晋书》本传载：

（伶）尝渴甚，求酒于其妻，妻捐酒毁器，涕泣谏曰：“君酒太过，非摄生之道，必宜断之。”伶曰：“善！吾不能自禁，惟当祝鬼神自誓耳。便可具酒肉。”妻从之。伶跪祝曰：“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一饮一斛，五斗解酲，妇儿之言，慎不可听。”仍引酒御肉，隗然复醉。

若这段描述属实，则刘伶这位酒痴，简直就是活着的酒囊了。他自谓以酒得名，五斗才能解酒瘾，不顾夫妻情义，因酒而悖伦，也可想见，他在当时系礼法之士限中因酒而伤风败俗的名教叛逆了。《世说新语·任诞》载：“刘伶恒纵酒放达，或脱衣裸形在屋中，人见讥之。”伶曰：“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裈衣，诸君何为入裤中？”可说是因酒而狂放至怪诞的地步了。《昭明文选》五君咏注引臧荣绪《晋书》说：“伶常乘车，携一壶酒，使人荷锄而随之，谓曰：‘死便埋我。’”饮酒是他人生的至乐，只要能满足饮酒得生命最高快乐，也可死而无憾了。就伶自身而言，在他的人生境遇里痛饮美酒似乎是他所能活出生命意义的唯一事情。但是在一般人眼中却是位纵酒颓放的社会败类。例如，《晋书·刘伶传》评他为“遗形骸”，“陶兀昏放”，“以无用罢”；《名士传》评他“肆意放荡”，“土木形骸，遨游一世”，“伶处天地之间，悠悠荡荡，无所用心。”《世说新语·容止》描述他“貌甚丑顇，而悠悠忽忽，土木形骸”，至于刘伶的个性，本传谓：“放情肆志，常以细宇宙，齐万物为心。澹默少言，不妄交游。……初不以家产有无介意。尝醉与俗人相忤，其人攘袂奋拳而往，伶徐曰：‘鸡肋不足以安尊拳。’”又说他“虽陶兀昏放，而机应不差”。他的“机应不差”可谓透悟了老庄无为之道的玄理，他看不起俗人，也不介意俗人看不起他。“酒”使他心灵境界超尘脱俗，使他洒脱自如，与世俗无争，与不宽容的黑暗时局无争。他的灵活应变，以一句鸡肋怎能挡得了尊拳，使对方转怒为笑，收回拳头而去，化解一场危机。

他不与俗人俗事争，他要争的是俗人所不敢之争，他要争的是与天地顺合自然，与日月争自然之理。他的宇宙豪气，天地深情寄文托意于他享名于后世的《酒德颂》。这百余字的《酒德颂》文简意赅，意境深远，豪情万丈，全文如下：

大人先生，以天地为一朝，万期为须臾，日月为局牖，八荒为庭衢。行无辙迹，居无室庐，幕天席地，纵意所如。行则操扈执瓢，动则挈榼提壶，唯酒是务，焉知其余？有贵介公子，缙绅处士，闻吾风声，议其所以。乃奋袂攘襟，怒目切齿，陈说礼法，是非锋起。先生于是方捧罂承糟，衔杯漱醪，奋髯箕踞，枕麴藉糟。无思无虑，其乐陶陶。兀然而醉，慌尔而醒，静听不闻雷霆之声，熟视不见太山之形，不觉寒暑之切肌，利欲之感情。俯观万物之扰扰焉，若江海之载浮萍。二豪侍侧焉，如蜾蠃之与螟蛉。

文中他以“大人先生”自喻，惟酒是务地形神相亲，进而与天地自然交融，与万物浑然一体。他以豪情高志，透过宇宙眼、天地情睥睨名教机制中为个人私利搬弄是非、竞相攻击的礼法之士。刘伶深得庄子的神韵，《庄子·列御寇》有言：“吾以天地为棺椁，以日月为连璧，星辰为珠玑，万物为赍送。吾葬具岂不备耶？”大自然才是人原始要终的真宰、永恒的归宿。刘伶的饮酒裸身或许是师习阮籍[12]。他们透过酒所催化散发人的原始生命力，与天地万物自然浑合为一。人赤裸裸地从自然而来，赤裸裸地回归大自然，与天地并生，万物合一，与道冥合，和天地精神相往来。他们皆有得于庄子的旷达神韵。

六、阮咸、向秀、山涛与王戎的酒品

阮咸字仲容。父阮熙系阮籍之兄，曾任武都太守，阮咸与叔父同游于竹林，以妙解丝竹而著名于世。他将“中和”视为音乐美感的本质，诉诸大自然的本体“道”之体性。《世说新语·任诞》注引《竹林七贤论》曰：“诸阮前世皆儒学，善居室。唯成一家尚道弃事，好酒而贫。旧俗，七月七日，法当晒衣。诸阮庭中灿然锦绮，咸时总角，乃竖长竿，挂犊鼻裈也。”阮家子弟都以放达任诞闻名于时，阮咸在母亲去世行丧礼时，仍纵情越礼，目无礼法不亚于阮籍。在酒品上，《世说新语·赏誉》注引《名士传》称阮咸“任达不拘，……少嗜欲，哀乐至到，过绝于人”。《任诞》篇载：“诸阮皆能饮酒，仲容至宗人间共集，不复用常杯斟酌，以大瓮盛酒，围坐相向大酌，时有群猪来饮，直接去上，便共饮之。”山涛曾企图推荐阮咸任官，阮咸因酒失态败德，结果以耽酒虚浮而不被重用[13]。他饮酒不用酒杯而用大瓮，且不介意与猪共饮，他的喝酒已至荒诞荡突的地步。阮籍之放达是有所为而作“达”，故得“至慎”美名，相较之下，阮咸是无所为而作“达”，始终沉沦于闾巷而未获握进。

向秀字子期，河南怀（今河南省武陟西南）人。《世说新语·言语》注引《秀别传》曰：“少为同郡山涛所知，又与谯国嵇康，东平吕安友善，并有拔俗之韵。……常与嵇康偶锻于洛邑，与吕安灌园于山阳，不虑家人有无，外物不足怫其心。”他在竹林七贤中个性沉静，最甘淡泊，随遇而安，怡淡自适。《世语》所引《秀别传》又云：“秀与嵇康、吕安为友，趣舍不同。嵇康傲世不羁，安放逸迈俗，而秀雅好读书，二子颇以嗤之。后秀将注庄子，先以告康、安，康、安咸曰：‘书讵复须注，徒弃人作乐事耳。’及向秀注成，以示二人，嵇康问：‘尔故复胜不？’吕安乃惊曰：‘庄周不死矣！’”可见向秀雅好读书又深爱庄子，足推测他是七贤中心境较澄静内敛、处事随和平易的，不像嵇、阮那般激越。他对名教与自然采平衡、折中、调和的态度，不咄咄逼人，锋芒毕露。在饮酒的态度上可说是七贤中最平淡的了。在史料中除《世说新语·任诞》述及他与其他六人“常居竹林之下，肆意酣饮”外，殊难得知他的酒品和酒德。赵剑敏说：“他喝酒，说是和群贤一起喝，与其说喝酒，毋宁说是喝那众人共饮的感觉，场面酣畅了，他跟着酣畅。”[14]不过向秀在《难养生论》驳嵇康养生论绝滋味的论调，谓：“夫人含五行而生，口思五味，目思五色，感而思室，饥而求食，自然之理也。但当节之以礼耳。”可推论出他对饮酒，兼容儒家的礼教和道家的循天理之自然，但求中和之理以两全自然与名教之美，亦颇得庄子不齐之齐之深意。

山涛字巨源，河内怀人，与向秀同乡，性好老庄，有名士器量，卓然不群。山涛擅饮酒以交友，他的饮酒一方面是为了自身的怡情遣性，另方面也是藉以应酬助兴。他一生历三朝三姓，得名在五十岁后，忠勤晋室，爵高位尊。《世语·赏誉》载曰：“王戎目山巨源如璞玉浑金，人皆钦其宝，莫知名其器。”后人也品点山涛的人品是通简有德或度量弘远。《世语·贤媛》载曰：“山公与嵇、阮一面，契若金兰。……他日，二人来。（山公）妻勤公止之宿，具酒肉，夜穿墉以视之。达旦忘返。公入曰：‘二人何知？’妻曰：‘君才殊不如，正当以识度相友耳。’公曰：‘伊辈亦常以我度为胜。’”山涛深谙世故，出处进退，与人交往，颇能捉拿节度分寸。他的饮酒态度亦是如此，他的酒量是八斗内不醉，每次聚饮，将至八斗时便不再逞强。司马炎有次暗备八斗酒劝灌山涛，“山涛慢饮而不计量数，饮至八斗自然止杯不饮。”[15]可知这位在险恶官场上的不倒翁，其应酬恰得其分寸，连饮酒也如此而未醉倒过。

王戎字濬冲，琅邪临沂（今山东临沂）人。父王浑，凉州刺史，出身望族。王戎身材矮小，相貌寻常，但神采清秀，裴楷评赏他说：“戎眼灿灿，如岩下电。”富名士气质，在魏晋名士品鉴人物的时尚中，除容止外，还慕风韵。阮籍与王浑为友，每次到王浑家，都会与王戎清谈良久，王戎参与竹林之游，为七贤中最年轻者。王戎饮酒有时狂饮似阮籍，有时掌握节度似山涛。史料中有三则述及王戎饮酒处，值得我们注意。《晋书·王戎传》载：“戎尝与阮籍饮，时兖州刺史刘昶，字公荣，在坐，籍以酒少，酌不及昶，昶无限色，戎异之。”王戎在这次的饮酒中初见阮籍，酒只有二斗，阮籍只斟酒予王戎，刘昶不介意，三人各得其所。王戎不解，请教阮籍，阮籍说：“（饮酒）胜公荣者，不可不与饮酒；弱于公荣者，则不敢不共饮酒；唯公荣可不与饮酒。”真是妙答中透显名士的饮酒亦不乏宽简有大量者。可是随着政局的恶化，王戎为苟安而逐步投靠司马氏集团，而遭阮籍的不齿。《世语·排调》载：“嵇、阮、山、刘在竹林酣饮，王戎后往，步兵（阮籍）曰：‘俗物已复来，败人意！’王笑曰：‘卿辈意亦复可败耶？’”尽管王戎日后在政治立场上转变而与嵇、阮不同调，不过他仍真情感念旧时与老友的竹林之游。《世语·伤逝》载云：“王濬冲为尚书令，……经黄公酒垆下过，顾谓后车客：‘吾昔与嵇叔夜、阮嗣宗共酣饮于此垆，竹林之游，亦预其未……今日视此虽近，邈若山河！’”此条记述王戎乘车路过当年七贤竹林之游“黄公酒垆”的地点，触景生情，不禁悲感泉涌，回忆当初鸿鹄比翼悠游，多么自适自在！对比于现今的自己犹羁绁的笼中鸟，不但失去自由身，也有莫名的无安全感。

七、结论

竹林七贤个性，才情，出身的家世及其与世俗的牵连，各有其历史及生活世界，却面对共同的政治境遇和时代困境。《世语·任诞》有言：“名士不必奇才，但使常得无事，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虽然，他们共同感受到时光飘忽，政局多变且无情和人生无常，他们在精神上是透过饮酒来提升心境至庄子物我两忘、齐物以消解是非、荣辱、生死、苦乐的偏执，企求臻于与道冥合、逍遥自适的超世俗之至境。南朝梁代沈约的《竹林七贤论》有段精辟的见解，谓：

嵇、阮二生，志存保己，既托其迹，宜慢其形。慢形之具，非酒莫可，故引满终日，陶兀尽年。酒之为用，非可独酌，宜须用侣，然后成欢，刘伶酒性既深，子期又是饮客，山王二公，悦风而至，相与莫逆，把臂高林，徒得其游，故与野泽，衔杯举樽之致，寰中妙趣，固冥然不睹矣。[16]

历来学者们对魏晋名士之饮酒意涵多所诠解，诸如消忧解愁、隐讽暗规、养生延年、宽乐雅适等，不一而足。其中以消忧解愁及酒遁避难最能为人所接受。这是持之有故而言之成理的，盖阮籍《咏怀诗》诗第六十四首云：“临觞多哀楚，思我古时人。对酒不能言，凄怆怀酸辛。”在天下多变故，名士危在旦夕而少有全者的时代，阮籍借酒浇愁，把酒当做身心痛苦的止痛药或精神上的吗啡或避祸幸免于难的“庇难所”，是当时七贤及大多数名士饮酒心态的普遍写照。

那么，我们如何理解名士们饮酒与《离骚》的内在关联呢？借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清钱澄之《庄屈合诂》的诠释是“以《离骚》寓其幽思，而以《庄子》寓其解脱”来理解，真正名士风度是既能面对现实感发忧愤，又能超越忧愤而不执。换言之，人与社会群体同在，不离世俗又能在心境上脱落异化的名教而享受饮酒微醉时沉浸在与道浑然一体的真切感，以及与天地万物及朋友交融的无限美感。因此，笔者认为，就名士饮酒的多样化价值中，饮酒韬晦以远祸避害，或解忧以养生未必是最高价值。最高价值应是饮酒后焕发出形神相亲的生命元真力量，将心境提升到与道相契，由玄理神游万物，超越一切世俗利害而以纯真纯美的心灵享受人与自然交融下的无尽美感。因此，笔者认为嵇康的《酒会诗》的诗心诗情与诗境最可贵。那就是人在山青水绿、鸟语花香的大自然中与志趣投合的友人聚饮佳酒，琴歌助兴，从异化的名教牢笼中解放出来，超脱原对世俗是非、荣辱、得失价值的执迷，将精神上的悲苦升华为无限的玄美。这是由“醉者神全”来体现《庄子·达生》所点出的人之健全完整的生命与自然浑合，在无尽的和谐中体现出人在微醉中精神的纯净与祥和。德哲尼采《悲剧的诞生》提出“酒神精神”，这是他对异化的基督教道德之批判中，认为酒神精神是一种具有形上深度的悲剧性情绪。人们为了追求解脱个体化束缚而复归于原始自然的体验。此种体验系通过痛苦与狂喜交织的癫狂状能，达到与精神本体融合之境界。庄子的“醉者神全”之玄理，在名士超脱名教的宰割而复归于道合一的心境体验，也是一种痛苦与欣喜交织的心灵高峰经验。这种高攀的精神生活经验，是由酒、道、玄美及臻于至极的自我实现所交织出来的，与尼采的“酒神精神”有异曲同工之妙。

注释：

[1]例如《季春纪》篇谓：“是月也，……聘名士，礼贤者。”

[2]见唐代孔颖达《礼记·正义》引。

[3]例如《汉书·游侠列传》载嘉威侯陈遵“过寡妇左阿君，置酒歌讴”，被朝廷刻以“湛酒混肴，乱男女之别”的罪名而免除官职。

[4]蔡邕《酒樽铭》收入《艺文类聚》卷七十三《杂器物部·樽》。

[5]清代严可均《全三国文》卷八，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77页。

[6]请参阅周绍贤著《魏晋清谈述论》，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66年，第137页。

[7]曹爽、何晏、邓飏、李胜、丁谧、毕轨、桓范等。

[8]《晋书》卷三十三《何曾传》描述他为：“性奢豪，物在华侈。帷帐车服，穷极倚丽，厨膳滋味，过于王者。日食万钱，犹曰：‘无下箸处。’傅玄赞之为‘君子之表’，刘毅等人数刻奏他侈汰无度，司马昭因其重臣，一无所问。”

[9]《世说新语·德行》第十六条。

[10]《嵇中散集·答向子期难养生论》：“养生有五难，名利不灭，此一难也；喜怒不除，此二难也；声色不去，此三难也；滋味不绝，此四难也；神虑转发，此五难也。”

[11]《稽中散集·重作六言诗十首代秋胡歌七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