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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始皇经过十年战争，终于在公元前221年统一六国，建立了强大的秦帝国。然而仅仅过了14年秦帝国即告灭亡。后世在总结秦亡的教训时，常常认为秦的高压政策以及外重内轻的军事部署导致了它的快速败亡。但事实上，早在秦刚刚完成统一时，有一个人就定下了3条毒计，正是这3条毒计将秦拖向了灭亡的深渊。 这个人就是方士——卢生，一个常常被我们忽略的秦王朝最大的阴谋家。 计策1：用“亡秦者胡”的政治谣言，改变秦的军事部署 秦刚刚完成统一时，秦始皇欲乘灭六国的余威，发兵匈奴，但在廷议过程中被李斯劝阻。西汉的主父偃在《谏伐匈奴书》中写道：“昔秦皇帝任战胜之威，蚕食天下，并吞战国，海内为一，功齐三代。务胜不休，欲攻匈奴。李斯谏曰：“不可”。 李斯当时的理由是：匈奴没有城郭之居，委积之守，时常迁徙，很难制服。如果轻军深入，粮草不足，如果携带军粮，转运又是个问题。即便得到匈奴的地盘也没有任何利益，匈奴民众也无法被驱使用来守住这块区域。“靡弊中国，快心匈奴，非长策也。” 的确，汉武帝历数十年攻伐，付出户口减半、海内空虚的巨大代价，也只是将匈奴击败而无法将其灭亡。何况秦统一时，“东胡强而月氏盛”，尚处于分裂中的匈奴远不能对秦构成威胁，匈奴人需要的只是掠夺人口物资，对城池没有兴趣。 当时秦的重心依然在国内，秦始皇数次出巡，其中一个目的就是威服六国故地，拆除六国城郭关塞长城，以巩固统一成果。显然，这种态势对于六国贵族而言是十分不利的。为了改变这种军事部署，燕国方士卢生献上了“亡秦者胡也”的图谶。 后世在解读“亡秦者胡”时常常认为“胡”是指胡亥。但事实上，胡亥当时根本没有成为继承人的迹象，六国复辟者将谣言指向胡亥没有实际价值，只不过是后人根据胡亥继位后的种种作为穿凿附会罢了。这里的“胡”就是指北方匈奴等戎狄部落。六国贵族的目的很明确，通过谣言诱导秦始皇做出错误的决策部署，将视线转移到北部匈奴，减轻秦对原六国贵族的高压态势。 早在秦统一前，韩国就曾用过类似的计策。他们派水利专家郑国到秦国来“间秦”，建议为秦国修渠，以消耗秦国人力物力。而这次的“亡秦者胡”的计策，也是为了消耗秦的国力。 果然，这条神秘的图谶让秦始皇深信游牧民族将会成为秦帝国最大的威胁，在未经廷议的前提下，做出了北伐匈奴的决定。 考虑到北上的路线无法通水路，北伐匈奴的粮草转运难度要远远大于南征岭南。蒙恬统兵30万北上征战，又动用百万民众耗时7年左右进行筑长城、修直道、置郡县等一系列任务。付出了“地固泽卤，不生五谷……暴兵露师十有余年，死者不可胜数……道路死者相望，盖天下始畔秦也”的惨重代价。别忘了，陈胜吴广起义的直接原因就是无法按期抵达长城戍守。 除去南征岭南的主力大军，秦国最后一支具备野战能力的军团也被调往北部边境，致使国内军事部署空虚。当国内烽烟四起时，秦长城军团在王离的统帅下匆忙赶往巨鹿平叛，然而为时已晚，秦军早已丧失主动。 计策2：以求仙的名义削弱秦的统治能力 卢生利用秦始皇寻找仙药以求长生的迫切心理，宣称“上所居宫毋令人知，然后不死之药殆可得也”，诱导秦始皇不问政事，过隐居生活。在他的鼓动下，秦始皇不再称“朕”而改称“真人”，并将无数宫殿用甬道连接起来过隐居生活。史书记载：“自是后莫知行之所在。听事,群臣受决事，悉于咸阳宫”。 卢生的行为，将秦始皇彻底引入求仙的虚妄之中，干扰了秦国的正常的行政运作，疏远了君臣关系，削弱了秦国的有效统治能力。 计策3：离间秦王朝与儒家的关系 秦以法家立国，但秦并不排斥百家。在统一后，秦始皇“悉召文学方士甚众，欲以兴太平”，从儒家中擢升七十人为博士，直接参与朝政。可见，秦始皇最初是希望通过儒家参政来缓和秦与士人间的矛盾的。 为了彻底离间秦王朝和儒家的关系，卢生撕破方士面纱，公开了自己的反秦身份。他在众多儒生方士中公开指责秦始皇刚戾自用、专任狱吏，挑唆儒生攻击秦王朝的集权统治，掀起反秦情绪后逃亡。秦始皇得知后大怒道：“卢生等吾尊赐之甚厚，今乃诽谤我，以重吾不德也。” 盛怒之下的秦始皇失去理智，下令御史审问在咸阳的方士儒生，查出“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皆坑之咸阳，使天下知之，以惩后”。 这条离间计，让天下的儒生都认为秦始皇排斥儒家，坑杀的460人皆为儒生。自此，儒家与秦王朝走向对立。 从《史记》中对卢生的四处大篇幅记载来看，卢生绝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盗名图利的方士。他献上“亡秦者胡”的预言，看似是为了让秦始皇有所准备，避免秦真的亡于“胡”。但随后他又公开宣称“始皇为人，天性刚戾自用，起诸侯，并天下，意得欲从，以为自古莫及己。上乐以刑杀为威，天下畏罪持禄，莫敢尽忠。”挑起方士儒生与秦的对抗，引发坑儒惨案，利用秦始皇迷信神仙，寻求长生的心理，大行反秦活动。 这种种行为都表明，卢生，其实是六国派来“间秦”的另一个“郑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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