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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镜中的诗人》张奇开/sina

 晨星楼藏书 2016-07-03
《回到镜中的诗人》  张奇开 / sinaX

  
  在东柏林文学研究所顶楼的一个房间里,聚集了一群中国诗人,张枣、柏桦、贝岭……我不期而至,推门进去。看见是我,最开心的是柏桦,他简直有点喜出望外,因为这帮家伙第二天都要离开这里,要把他扔在举目无亲的德国。我突然现身,仿佛立即解除了他将面临几个月孤独折磨的困境。这次德国人策划的文学活动后的驻留计划是邀请柏桦在东柏林住一段时间。在我推门进来之前,柏桦正犟着要改票回国,大家在劝他留下。
  柏桦是我的老朋友,青少年时代我们就在一起厮混。他知道我住在柏林,但没有找到我的联系方法。见到我,他立即决定在这里呆下来。
  “这就好了,奇开在,不是一切都解决了吗?”张枣吐着烟雾,操一口带湖南口音的重庆话兴高采烈地对柏桦说。提到我时,他熟悉得像一个久别重逢的老朋友。其实,仅仅在几分钟前柏桦才介绍我们认识。
  而这之前,我们从未谋面,但我已经从《镜中》认识了他。张枣那张在一个巨大木轮前的侧面照和他的《镜中》同样闻名遐迩,流传甚广,诗的力量与英俊潇洒、风流倜傥的外形结合,完美地满足了一个理想主义时代对诗人的想象。但那天夜里我第一次见到的张枣却令我感到有些意外,与照片上和流言蜚语中的他判若两人。体型的横向发展严重地影响了他的身高,黝黑的面颊圆浑多肉,卷曲的头发纷乱而稀疏,照德国人的判断标准,这些都是时间在一个庸倦懒散、忧心忡忡的肉体和心灵上刻下的痕迹。
  上个世纪末,翟永明住在柏林,有一次我们聊到到张枣。她说她在一个诗歌节上,有两个人向她这边招手,她先以为他们是在叫她旁边的人,后来才发现这两个人是冲着她来的。但诧异的是,她并不认识他们。后来走近了,其中一个说,“小翟,我是张枣!”翟永明定晴一看,大惊失色,这哪是张枣呀,明明是一个罗汉!
  1997年的那天夜里,我和张枣就这样从神交已久,转变成了一见如故。

  秋天,我和柏桦一起去图宾根(Tubingen)拜访张枣,这时候的张枣正供职于图宾根大学。
  张枣
安排我和柏桦在他家住下。
  张枣的家房间很多,简单零乱,但却充满了日常的居家温暖。他的父母刚从国内过来,是为了照顾他刚刚生产的第二个儿子。张枣夫妇、两个孩子以及他的父母在异国他乡组成了一个传统意义上的中国家庭,于是,天伦之乐的气氛在这个最小社会单位中密布。张枣父母做的饭菜非常可口,每道菜都放干辣椒,不勾芡粉。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吃湖南菜。湖南的白辣椒、腊鱼和腌肉彻底地纠正我对川菜独美的偏见。我甚至觉得他家的湖南菜远比四川菜更美味。直到现在,只要我一进湖南饭馆必定要点腊味合蒸,尽管每次都令我失望,再也寻不到在张枣家吃过的湖南家常菜的优美,但我还是坚持喜欢湖南菜。现在我才突然明白,这么多年来,我始终忘不了张枣对我的湖南菜的启蒙。
  张枣带我们出去看图宾根的景观。这是一座人口稀少的小城,和通常的德国城市一样,街上人迹湮湮,寂寞难忍的氛围易于导致人精神抑郁。张枣指着护城河对岸一幢带阁楼的房子说,那是德国诗人荷尔德林(Holderlin)发疯后居住到辞世的故居。我们在这幢房子前合影留念。照片上张枣牵着他的大儿子一脸茫然。
  这次图宾根之行,张枣在荷尔德林研究所为柏桦安排了一场个人诗歌朗诵会,也为我安排了一个讲座。会场的灯光很暗,柏桦站在专门设置的一个小小的讲台上,朗诵了五六首诗。每朗诵一首,一位站在旁边的优雅德国女士随后就用德语再朗诵一遍。每一首诗在汉语和德语结束后,听众都会分别鼓起热情而又克制的掌声。这掌声吻合着柏桦的朗诵风格:声音很小,平缓而内敛。张枣总结说,这是朗诵诗歌的风格之一,北岛,柏桦、他本人都忠实于这种平淡,而激情澎湃、搔首弄姿的另一派,属于他审美的天敌。后来轮到我作一个关于中国的幻灯讲座,我用汉语,他为我翻译。那晚我们的所有的劳动都是义务的。他说,在这里,许多知识分子的劳动都没有报酬,这就是德国,一个越来越贫穷的发达国家。柏桦说,诗歌到处都一样,它不是商品,没有人为诗人付费,诗人只有写畅销书才能养家糊口。
  朗诵会散后,我们去了一个地下室啤酒吧。一大帮诗歌和艺术的狂热爱好者,中国人、德国人、瑞士人和法国人聚众饮酒。我喝酒一贯保守,张枣和柏桦有点醉了,第二天我要陪柏桦乘早班车去巴黎参加一个中国诗歌节。在我的劝说下,他们只好勉强和我离场。刚出酒吧,我们三人几乎同时都想上厕所。张枣性急,借着酒性,临街随便找了个地方开始行动起来。有人路过,我提醒张枣,他哈哈大笑,说我懂规矩,不懂法律。他一边撒,一边解释:德国法律明文规定,任何人内急,在找不到卫生间的情况下,当事人可自由决定在哪儿排放,任何人无权干预!的确,我也听过这种说法,但相信很少清醒的人能把它付诸实践。在柏林的车站公园之类的公共场所常常能遇见随地小便者,都是些酒后放肆的群落。柏桦正犹豫不决,听张枣一说,胁从了,但仍然找了个偏僻的地方。我不敢,坚持走到一片树林,才钻进去轻松下来。那天夜里我们一直高声说笑,步行回家。
  第二天宋琳在巴黎火车站接我和柏桦,张枣却留在图宾根,他要上课,要以此来养活他的家人。

  往后,张枣每次来柏林,我们必然见面。一段时间交往可谓密切。我们也经常通电话,一打就是一两小时。有一次我刚从国内回来,和他通话,他问我现在中国流行什么文学,我说有个余秋雨,写了两本散文集,很红。我说我手里有一本他的《山居笔记》,正在阅读中。他迫不及待地想看,执意要我立即寄给他,说专业作家有读书的优先权。我屈服于他的固执,放下电话就跑到邮局寄给了他。他在电话中信誓旦旦地承诺,看完后立即寄回。我懂得诗人张枣的阅读需求,也熟知诗人张枣的惰性,书寄出后我便知道那应该算作我从国内带回来的小小礼物,我乐意赠给他,无须收回。我想,现在在嗜书如命的张枣的遗物中一定会有这本《山居笔记》。
  1998年底张枣告知,德国的海德霍夫(Heiderhoff)出版社要给他出一本汉德双语的个人诗集。这个出版社在德国非常有名,为很多欧美重要诗人出版过集子,其中不乏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他们还请了德国著名汉学家沃尔夫冈·库彬(Wolfgang Kubin)为张枣这本诗集写了一篇后记。他说,他曾经把我的画给出版社的人看过,他们非常喜欢这些作品,因此他们希望用我的几张画作为这个诗集的插图。但张枣强调说,有言在先,这次的所有劳动又是义务的。他的汉语诗歌没有稿费,他自己作为德语译者没有稿费,库彬的后记没有稿费,我的作品也没有稿费。我答应了。我理解张枣艰苦卓越的苦斗,也理解德国日益衰微的处境。
  1999年诗集出版了,32开的小开本,印得极其精美。这个集子一共选了张枣从1984年到1997年写的32首诗,选了我的三件作品。令人费解的是对于张枣来说如此重要的诗集里恰恰没有那首使他一夜成名的《镜中》。这是为什么?我至今也无法理解,但当我拿到样书发现这个问题到他辞世之前,我都没问过他。显然这是张枣本人有意为之的一个选择。
  这本诗集书名德语原文的确切意思为《来自时间的信件》(Briefe aus der Zeit),这是汉语“春秋来信”的译文。在这个中文短语中,汉语的历史含量、岁月隐喻和词语借贷关系都在翻译的过程中被过滤掉了。仅从这个书名为例,我们便可以感觉到张枣作为一个要用汉语思考、书写和体会喜怒哀乐的诗人远离母语语境的沮丧。

  到了后来,只要张枣一听说哪位朋友回国居住,他便表现出焦虑不安,免不了骂上几句。
  国内来的消息时有夸张,却对张枣造成很大的刺激。他谋划回国,但留下与回归却成了他许多年来的一个痛苦纠结。在经过无数的权衡之后,2006年张枣终于回到了北京。几经周折,他获得了教授职务,并在北京和苏州购置了房产。正如北岛所言:“我深知他性格的弱点,声色犬马和国内的浮躁气氛会毁了他。”但北岛说的应该是精神上的而不是一个身体张枣。但不巧的是,如今张枣的精神及精神的载体——肉身都一并消失殆尽,真是一语成谶。幸好他为我们留下了他的不朽的诗歌,他的《镜中》。
  3月9日凌晨,柏桦来电话:“奇开,告诉你一个不幸的消息……”没等他说完,我便接着说:“是张枣……”两个月前我在北京听朋友说,张枣查出肺癌,而且是晚期。但这病魔来势如此迅猛却是我们都未曾料到的。我和柏桦从来没有夜间通电话的习惯,深夜来电,他要传达的信息必为张枣。柏桦喟叹:“张枣到底是为了啥子,你看,你要教授,上帝给你,你要房子上帝也给你。但上帝最后要你的命!现在对他来说一切都成虚幻。而我们为什么要被这些虚幻的东西所裹挟?”我深知柏桦的痛,他和张枣的关系至深,情感至切,无人可比。从出道起始,中国诗界就把柏桦-张枣连为一体。
  如此突然,这位穿过《镜中》来与我们相聚的诗人,转身回到了永远在那里等候着他的那面镜子。

  在德国我见张枣最后一面是1999年。
  世纪末最后的夏天,北岛驻留在斯图加特(Stuttgart)一个文学基金会。那个驻地是一个古堡,气氛神秘得像籍里柯的魔幻现实主义画面。北岛邀我也过去住几天,一起观看欧洲百年难遇的全日食。于是,我与一个朋友开车去了斯图加特,在北岛的古堡住了一周。期间,我和北岛专程从斯图加特去图宾根拜访了张枣。这时候的张枣生活更加松懈,更加焦躁不宁,面临着工作位置变更。他说,在德国只要在大学里找到了固定工作就一切都有了保障,问题是要连续签五年工作合同而不被解雇,才能转成终身教职。而德国大学为外国人提供的工作位置一般在五年之前必然解除。这就像“第22条军规”一样荒诞可笑。但他还仿佛正在劳心劳肺地试图为破除这种难以更改的荒诞而为之努力。正是在各种错综复杂的矛盾中,张枣养成了喝酒的习惯。每天晚饭后他都在心里告诫自己,今晚绝对不能喝酒,但最后还是喝了,而且醉了。
  2004年北岛携妻子去看张枣。北岛回忆说,“他的状态不太好,丢了工作,外加感情危机。家里乱糟糟的,儿子对着音响设备踢足球。”北岛的描写,使我们可以想见,张枣那几年在德国受到了令人扼腕叹息的煎熬。
  我最后一次在德国见到张枣之后不久就回国了,和他失去了联系。去年初春,我突然接到黄珂的电话,说有人要和我说话,然后话筒中出现了一个熟悉的声音,竟然是张枣!他用重庆话和我聊起来,说话时仍然夹带着大量重庆脏话。这是张枣对亲近的重庆朋友的一种快意表达,他总把自己视为一个地地道道的重庆娃儿,在他的口语中他惯用高频率重庆俚语来向朋友们证实他就是重庆人这个不是事实的事实。通话中,我感觉到他的状态非常好。
  一个月后,我去黄珂家吃流水席。黄珂把我叫到客厅后面的房间,张枣故意不动声色地端坐在那里。当然,我一眼就把这个家伙认出来了,虽然我们相隔整整十年没有见面。这次他似乎没有太大变化,只是脸上的赘肉少了,与过去相比状态俱佳、神情轻快、中气十足。
但谁知道呢?那时候,死神不动声色,已经早就对他图谋不轨!
  他约我写一篇文章,为黄珂筹集文集。我当时正在旅途中,无法安心就范。张枣说,本来已经排版,那我们就等你,怎样?黄珂也希望我能为此写一篇短文。实在草率,我居然就把这个要求搁置下来了。现在想来,真是遗憾之至。想到这事,张枣的诗就会在我心中涌现:只要想起一生中后悔的事,梅花便落了下来。
  本世纪初的第一个年头,我回国在四川美院美术馆作个展,重庆作家吴景娅为我做媒体策划,我请吃饭。席间,吴景娅讲了一段轶事:她读大学期间,有些不顺心的个人境遇,一度使她的情绪低落至对生活失去了信心。一个风雨之夜,她独自一人在校园里徘徊,绝望之极。在一幢大楼的台阶上呆坐时,她无意间看见一张破碎的小报,顺手捡起来,上面有一首奇怪的诗。她漫不经心地读起来,一种魔力把她攫住了,使她几乎已经冷却的血液,快速地流淌起来,一种人生的信念莫名地从她的内心升起,心绪豁然开朗。她不知是为什么,但却清楚是这首诗的作用。这首诗就是《镜中》。从此她就把张枣视为她精神上的引领者,一直崇拜着他。我告诉吴景娅,我和张枣是熟悉的朋友,一定找机会介绍她们认识。
  回到德国,我把这个故事转述给张枣。听完后,张枣沉默良久,突然说:“那是过去时,我现在在德国的图宾根。”

  张枣的诗,我独爱《镜中》。我也曾经是这首诗的忠实朗读者,至今还能背诵。一个诗人,在漫长的时间中,哪怕只有一个句子流传下来,那就算是非凡的造诣,而《镜中》必将千古传颂。
  几周前重庆的一些朋友聚在一起,为张枣举办了一个小型纪念会。屏幕上反复投影出他的手稿《镜中》,于是,在《镜中》,镜中诗人那种对一切都满不在乎的神情就会清晰地出浮现出来。
  题词时,我握着毛笔写道:“张枣兄,请相信,我会在镜中见到你!”
- EN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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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年4月4日清明 张奇开于四川美院坦克库
(原载于《红岩·重庆评论》20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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