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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先生在故宫博物院工作了大半个世纪，他将传统的鉴定方法与现代的考古学手段相结合，为书画鉴定建立了可以传授的研究方法和学术理论，为故宫博物馆的书画鉴别和研究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我感到非常荣幸能和他同处一个时代，能聆听他的教诲，他是一位真正的古今书画鉴定研究的集大成者。 古书画鉴定研究的集大成者 ——简述徐邦达先生的治学之道（上） 主讲人/王连起 整理/杨青
2010年，值徐邦达先生百年华诞之际，中国嘉德出资设立了“徐邦达艺术教育奖学金”，用于弘扬徐先生崇高的品德和治学精神，激励年轻后学以先生为榜样，为文物、艺术、研究工作奉献一生。到如今已然过去六载光阴，在这六年里，有大约120位优秀的文博考古及艺术类专业的同学获得了资助，极大地推进了我国文博考古及艺术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这个奖项的设立也是对徐先生一生所做贡献的突出肯定。众所周知，徐先生终其一生都将书画视为挚爱，反复研究、不断总结，他有一双鉴赏家的慧眼和非凡的记忆力。我曾长年聆听徐先生的诸多教诲，亲眼看到过他鉴定的过程，当他在考据一个疑难作品的时候，经常是旁征博引，使人非常地折服。徐先生在故宫博物院工作了大半个世纪，他将传统的鉴定方法与现代的科学思维研究相结合，为书画鉴定建立了可以传授的研究方法和学术理论，为故宫博物院乃至全国文博单位所藏书画的鉴别和研究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我感到非常荣幸能拜在先生门下，长期的聆听他的教诲，并工作在一起，从而深刻的体会到他才是一位真正的古今书画鉴定研究的集大成者。
能称之为古今书画研究鉴定研究的集大成者，需要符合多方面的条件。尤其是在当代文物刚刚进入市场，鉴定家如雨后春笋般与日俱增的情况下，更需要有一些明确的衡量标准。概括起来，应该至少有以下六个条件。
再者，便是行文立言要经得住实践和历史的检验，这就是相关著述。除此以外，更不可或缺的，就是对古今鉴定成就的继承、总结、创新和发展。这里我没有贬低其他任何鉴定家的意思，因为用上述六条衡量，有的先生虽然在学养、天赋、眼力、国学功底方面也都属于最上乘的，如徐先生极其佩服推崇的启功先生，他在很多鉴定方面都有独到的成就，是他人难以企及的。但启先生自己也说，他在书画鉴定方面并未全力以赴，等于是玩票。这一点从当代著名鉴定家们发表的著作中可以加以比较和印证。再如，被某些学者称之为中国书画鉴定学的奠基人的张珩先生，他如果天假年寿，也是完全可以成为书画鉴定方面的集大成者的。只要看看他关于书画鉴定的《木雁斋书画笔记》就可以了解，那其实就是他的“过眼录”的初稿。但是因为葱玉先生的过早离世，而并未能完成一个有着清晰纲目章节的分门别类的系统。而徐先生则不同，徐先生著有多部力作，其中《古书画鉴定概论》，条理清晰，纲目完备，涉及到了鉴定学的各个方面，是一本架构完整的学术著作。《古书画过眼要录》则是徐先生对几十年来从事古书画鉴定研究工作的成果的汇集。而《古书画伪讹考辨》则以流传有绪的作品实物的辨识真伪、判明是非为主，辅以文献考订，对古书画真伪进行了全方位的研究鉴定。与之相较，张先生的书只能称之为古书画鉴赏笔记，是有待于进一步完善和深入研究的。这点葱玉先生自己也是知道的，从他所起的书名就可以看出。基于此，徐邦达先生被称之为古书画鉴定研究的集大成者是当之无愧的。 而我之所以能非常明确地做出上述判断，则是源于我与徐先生多年的相处，我自1979年春调到故宫博物院研究室，之后就长期担任徐先生的工作助手，从事古书画研究鉴定工作。长时间的耳濡目染，使我对徐先生的治学情况、品行操守有了更全面、更深入的了解。 下面结合上述六个条件，介绍一些我所知道的徐先生的治学情况。  博学复慎思，格物以致知 微信编辑器 构思编辑器 我在拜徐先生为师，跟随徐先生看画鉴画的岁月里，有时会听到徐先生讲述他之前的经历，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在天津的时候，那是1979年的冬天，我随徐先生去天津看画讲学，每天晚上，我们因为没有其他事情要出去，就一起待在所住的饭店里聊天，有时一直聊到深夜，先生同我讲了很多他早年的经历。徐先生说他的父亲是一个商人，做蚕丝生意，家中比较富有，加上同父异母的兄妹，一共有兄妹11人。而他的父亲对这些孩子的人生有一个整体的规划，认为家中应既有读书做官的、考军校参加军队的、做学问当教授的，还要有将来当艺术家的，而徐先生就是那个要被培养为艺术家的孩子。徐先生五岁开始识字，就读私塾，到了十五六岁时，经史子集了然于胸，他父亲亦曾带他到吴昌硕家中，想让他拜吴昌硕先生为师，但因为徐先生觉得二人笔性不和，所以并未拜师，而是之后拜了赵叔孺先生为师。赵先生在上海颇为有名，书法绘画无一不通，尤其是篆刻，更是精通，在赵先生的指导下，徐先生开阔了眼界，对书画有了新的认识。由于徐先生喜欢四王，所以后来又拜了苏州画师李醉石先生为师，李先生偏爱清代书画家奚冈的作品，所以徐先生受其影响，早年的画中也常常有学习奚冈风格的痕迹。不得不提的是，当时徐先生和王季迁先生的关系最为要好，而王先生则是吴湖帆先生的学生，有时候徐先生就会跟随王先生去吴先生家里看画，朋友聚会也跟着参与，几次接触下来，吴先生就非常喜欢徐先生，觉得徐先生非常聪慧，让王先生几次劝徐先生拜他为师。而吴先生不仅懂鉴定，交际也广，所以最后，徐先生就拜了吴先生为师。 早年的经历，为徐先生能写能画打下了非常坚实的基础，徐先生早年主要从事美术创作，1950年调入北京国家文物局后，才主要从事古书画鉴定工作。徐先生非常热爱书画，临摹仿古下过十年的功夫，颇为厉害，现在一些博物馆里面还收藏有徐先生临摹的画。这里举两个小例子：一是，1985年，我随徐先生在全国书画鉴定小组上海博物馆看画，看到一件清初四王之一的王鉴的小册页时，徐先生忽然非常兴奋地拉住我，让我好好看看这件东西。我仔细一看，确实很好，后来一追问，徐先生说是他画的；二是，徐先生临摹过元代张渥的《九歌图》，原件今藏美国克利夫兰美术馆，我2000年去的时候专门看了这幅画，比较原件，更能感到先生临摹的笔力深厚，形神俱佳。书法方面，徐先生也是笔耕不辍、不断创新，现在如果把徐先生早年的书法作品拿出来，可能大家都不会认得，按徐先生的话，就是每过几年写的字就要变一变。在这点上，徐先生正好跟启先生相反。一个十年八年有个新变化，一个往复深化，几十年似无大变而愈老愈精。
然而有一个需要说明的问题是：二十几岁便已成名的徐先生，在40岁画意炉火纯青的时候，却将画笔搁置了，这是因为什么呢？ 有一次我问起徐先生，先生当时表情很凝重地说：“一是，解放后我正式参加国家的工作，为国家鉴定收购古书画，当然要全力以赴，因此就没有时间画了；第二，我的画风不合时宜，我还有另外的爱好，撰写我的古书画过目考。”随后先生笑了，说：“我还有其他的本事为国家服务、为人民服务嘛！” 有两件事可以为此做注脚：第一件事是发生在1979年春，我的启蒙老师李卿云先生为感谢徐先生把我调到故宫研究室工作，特意登门拜谢，说到徐先生解放后不再画画，李先生说：“邦达先生，我知道你为什么不画了。因为你的画是传统的，不好插红旗、树烟筒、跑拖拉机。不做王晋卿、李龙眠了，你就做起了米襄阳、柯丹丘！”徐先生一听高兴的不得了，长揖道谢，将李先生引为知己，只叹相逢太晚；第二件事则是在1984年，跟徐先生关系特别好的应野平先生在深圳举办个人画展，香港《大公报》刊登了先生特意为此写的文章，其中徐先生表达了自己在搁置画笔后，在书刊中见到应野平先生画的人物故事或描写工矿农业的工农形象时，一方面对应先生为社会主义革命服务的勇气和热忱感到钦佩。但另一方面，徐先生又觉得应先生基本上放弃了20多年间磨砺聚集的山水画创作的技能水平，未免太过可惜。虽然有时这些画中间有些山水布景，可是熟悉的和生疏的杂糅，不能取得协调。从艺术创作方面来讲，不能说是取得成功。更为遗憾的是，因为当时绘画创作中的重大题材论和艺术界甚嚣尘上的狭隘的为政治服务的论调，使得徐先生去上海期间与应先生偶然见面时，也不大和应先生过多谈论有关绘画和创作方面的问题。
徐先生不仅爱写爱画，还爱看画鉴画，且天资聪颖，善于学习。徐先生早年跟随几位名师，不仅见识了很多名家大作，也得到了几位老师的真传。1933年，故宫南迁文物运至上海租界暂存，1934年应英国之邀，要在这批藏品中选出部分精品赴伦敦展出，当时负责此事的叶恭绰、赵叔孺、吴湖帆等几位先生与当时找来的一批年轻人，被聘为专门的审查委员，这其中就有徐先生。徐先生说当时看到那么多故宫藏品，心里异常激动，但一一细看之后又觉得有些别扭。因为之前听闻清宫收藏的文物都是珍品，但是这次一看发现，南迁的书画中掺杂了许多伪作。所以那时徐先生其实动过对南迁故宫书画做真伪鉴定的念头，只是当时徐先生还是以绘画创作为主，一时并没想好要如何去做鉴定。到了解放后，基于种种条件，徐先生才真正全力以赴地开展书画鉴定工作。这里，我顺便再讲一个事情，就是徐先生有一个绰号叫“徐半尺”，这是1991年徐先生到台湾时，因为鉴定画时只用打开半尺一看便知真假，遂有了这个绰号。这从一定程度上可以佐证先生的阅画之多，记忆力和分析能力之好，在他脑中早已形成了标尺和评判体系。但是这个称呼徐先生其实是很反感的，他觉得这种说法很江湖。他说：“有些画不用看半尺，看俩字、一段或两寸，我就能知道真假。但是有些画，我研究了一辈子，也没有下断语；做学问不像说评书、做新闻报道一样一定要有吸引人眼球、爆炸性的内容。” 在广阅名画的同时，徐先生也熟读各类历史文献，十五六岁时，就已对经史子集颇为熟稔。据徐先生说：“我17岁的时候，有个亲戚家里要大装修，所以就把一套《二十四史》搁我家了，那时主要是看本纪和重要的列传，用了不到三年的功夫就把这套书翻完了。再以后遇见这类问题，不用翻书，脑海里就能自动索引了。”这为徐先生之后做书画鉴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徐先生做书画鉴定讲究鉴、考结合。他认为许多从事书画鉴定的人只能鉴不能考，其实就是文史知识底子弱。在1961年到1964年这几年间，徐先生经常到柏林寺的北图分馆借书阅览，那一时期，所有书画著录方面的书上都有徐先生的借书条，甚至是相关的笔记野史也都有先生的借书条。所以徐先生在历史文学各方面的知识，是惊人的丰富。1984年全国书画鉴定小组在故宫看画的时候，当时的总理的秘书拿来了一幅康熙帝的书法请大家鉴定。鉴定组共六位专家，三位说是真品，三位说是赝品。徐先生和启功先生一眼就看出了问题，启功先生说：“问题就出在这个‘邱’字上”，徐先生含笑点头，而有的先生则表情迷惑。“山丘的丘字加了一个耳刀。雍正四年，雍正帝为了表示对孔夫子的尊重，要避孔子的名讳，才在丘字上加耳刀，所以这幅书法不可能是康熙写的。”那些先生才恍然大悟。 （未完待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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