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话，是我国一种独具特色的文学批评样式。宋代以前，刘勰的《文心雕龙》、陆机的《文赋》、钟嵘的《诗品》、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为欧阳修创造诗话之体铺平了道路。
以欧阳修的《六一诗话》为肇始，诗话历经两宋的昌盛和深入发展，金、元的模拟和复兴，明代的承前启后而进入清代。有清一代，诗话空前繁荣，涌现了诸如吴伟业的《梅村诗话》、毛奇龄的《西河诗话》、顾炎武的《诗律蒙古》、朱彝尊的《静志居诗话》、宋荦的《漫堂说诗》、查慎行撰、张载辑的《初白庵诗评》、廖景文的《罨画楼诗话》、厉鹗的《宋诗纪事》、洪亮吉的《北江诗话》、马时芳的《桃灯诗话》、林钧的《樵隐诗话》、吴嵩梁的《石溪舫诗话》等灿若星辰的作品。《中国丛书综录》著录清代诗话54部，而一生致力于诗话研究的郭绍虞则估计清代诗话著作有三四百部之多，蔡镇楚《中国历代诗话书目》更估计为五六百部。其实，还有许多未计入内的散落的珍珠，清华大学图书馆藏孙涛辑撰的《全宋诗话》，正是这散落珍珠中的一颗。
一
首先，论唐代诗话的著作，有尤袤的《全唐诗话》，而论宋代的诗话著作，冠以《全宋诗话》的却绝无仅有，编著者继尤文简公而成是编，正是为填补这一空白。其次，是书未及刊印，只以稿本、抄本传世，因此，不见各家书目著录，更不见清及以后学者论及。①20世纪70年代，《全国善本书总目》编纂委员会征集到书名均为《全宋诗话》的书三种，除清华馆藏外，另两种分别为首都图书馆和上海图书馆所藏。但经查对发现，清华馆藏与首图所藏卷数不同，作者、内容也不一样，可断定不是一种书；而上海馆所藏虽与清华馆的卷数、正文、作者相同，但清华馆所藏还多有冯登府的校、跋，为研究者提供了完整、难得的资料。也正因为如此，是书引起一些专家、学者的关注，几家出版社也欲影印或排印出版。
《全宋诗话》的作者孙涛，号乐山，浙西语水(今浙江嘉兴)人。他与清代著名的文学家朱彝尊同乡，与著有《宋诗纪事》的厉鹗同为浙江人。朱彝尊是清代主要词派——浙西词派的创始人，而厉鹗则在朱彝尊之后成为该派领袖。生长在江浙这一诗词之乡的氛围之中，孙涛早年即喜欢诸家诗话，乾隆九年(1744)，在他“事举业”的同时，即开始对诗话的搜集和整理：“披览之余，辄手录之，积成卷帙。”[1]以后他未能进士及第，于是将这些资料分门别类，按卷厘定，历经30年之功，终于乾隆三十九年(1774)编成《全宋诗话》一书，并刊印了《全唐诗话》。
《全宋诗话》，抄本，全书共516页，每半页10行，行21字，计约20万字。分装6册，每册2卷，共12卷，其中第一卷收宋太祖、太宗、真宗、仁宗、神宗、徽宗、高宗、孝宗、光宗、理宗等皇帝和瀛国公、关皇后、杨皇后以及郓王楷、范质、王溥、李昉、杨徽之、钱若水、王钦若等65人。第二卷至十一卷为宋各时代、各流派诗人。其第二卷收杨亿、钱惟演、刘筠、晏殊、毕士长、宋绶、令狐揆、宋庠、宋祁、谢伯初、余靖、张方平等51人。第三卷收王琪、韩琦、包拯、欧阳修、文彦博、刘几、柳永、苏舜钦、范镇、司马光、苏颂、王安石等44人。第四卷收姚嗣宗、谢景初、张公庠、周敦颐、顾临、苏洵、梅尧臣、曾巩等34人。第五卷收苏轼、苏辙、邵雍、程颢、沈括、陈烈、孔平仲、曾肇、王安礼、王安国、王钦、韩忠彦等32人。第六卷收张舜民、钱勰、蔡京、晏几道、秦观、张耒、刘纯臣、晁说之、晁补之、李之仪、周邦彦、蔡载、俞紫芝、郑景望、刘焘、龙太初等50人。第七卷收黄庭坚、陈师道、潘大临、谢逸、洪炎、杨符、王直方、吕本中、苏过、胡安国、叶梦得、黄大临、邵伯温、吕希哲、刘定、蔡佃、方惟深、汪藻等36人。第八卷收曾几、张扩、周子雍、宇文虚中、吴敏、陈与义、姚孝锡、洪皓、谢举廉、喻汝砺、范用、岳飞、陆宰等42人。第九卷收郑樵、葛立方、洪迈、胡宪、张元??、米友仁、尤袤、陆士规、周必大、范成大、杨万里、辛弃疾、吕祖谦、楼钥、陆游、陆九渊、林宪、叶适、俞国宝等47人。第十卷收刘过、魏了翁、敖陶孙、真德秀、姜夔、游九言、洪咨夔、徐照、徐玑、翁卷、戴复古、刘克庄、文天祥、刘辰翁、罗大经等51人。第十一卷收魏庆之、林景熙、宋自逊、郑思肖、皇甫明子、周密、吕徽之、翁森等36人。第十二卷收宫掖：花蕊夫人、杨妹子，宗室：赵德麟、赵子觉、赵孟坚，闺媛：刘元载妻、许氏、魏夫人、叶桂女、李清照、陆放翁妾、沈清友，道流：沈廷瑞、归真子、徐守信，释子：福全、希书、显万、惠洪、福州僧等83人。总计共收宋代有诗有事者571人。
清人诗话，体例多样：有的采用问答形式，如郎廷魁、刘大勤编《师友诗传录·续录》：一人提出问题，三人作答，阐述论诗主旨；有的分别论述，如吴景旭撰《历代诗话》，以天干分为十集，甲集六卷论《诗经》，乙集六卷论楚辞，丙集六卷论赋，丁集六卷论古乐府等等；有的则逐条排列，如王士祯撰《渔洋诗话》，乃将其散见于《池北偶谈》等书中论诗之语裒为一集。《全宋诗话》与这些诗话的体例不同，它沿袭宋尤袤《全唐诗话》，以人为经，“首列诸帝，下逮方外、闺媛”；[2]以事为纬，列诗家名号、籍贯、主要诗篇及与诗有关的资料。即每人之后排列从正史、政书、书志、文集、笔记、类书、山志、小说、诗话中辑出的相关记载，所引书有《宋史》本纪、《文献通考》、《郡斋读书志》、《碧湖杂记》、《容斋四笔》、《老学庵笔记》、《墨斋漫录》、《复斋漫录》、《能改斋漫录》、《东轩笔录》、《尧山堂外纪》、《事文类聚》、《明道杂志》、《困学纪闻》、《吴中纪闻》、《诗人玉屑》、《庚溪诗话》、《王直方诗话》、《石林诗话》、《苕溪渔隐丛话》、《金玉诗话》、《西清诗话》、《蓉塘诗话》、《竹坡诗话》、《紫微诗话》、《风月堂诗话》、《隐居诗话》、《浮熙三山志》、《皇胡类苑》、《谈苑》等。辑出的这些资料，长者可达数页，短者只有几行：或辨析诗歌句法，或赏玩诗中意境，或敷陈诗家轶事，或注解诗事源流，或褒贬诗品高下，为了解宋代诗歌和研究诗人诗作提供了重要依据。而且，《全宋诗话》所载的诗家或诗作有的为他书所不载，可为辑佚。正如宋人许剀所说：“诗话者，辨句法，备古今，记盛德，录异事，正讹误也。”
其实，与《全宋诗话》体例相同的，还有厉鹗所编的《宋诗纪事》。两书均“略具出处大概，缀以评论，本事咸著于篇”，[3]而择取材料两书也有为同一出处的。但两书也有很大不同：其一，篇幅不同。《宋诗纪事》100卷，列诗家3812人，是《全宋诗话》12卷、571人的数倍；其二，两书有的材料出处虽然相同，内容却有出入。《四库全书提要》曾列举的《宋诗纪事》中一人各以名、号重出，相同诗句隔数行而再现的讹误，《全宋诗话》均已避免。可见，《全宋诗话》之编排、校勘较《宋诗纪事》更为精审。但不可否认，《全宋诗话》中也有将诗家王令误抄为王合、“十四万人齐解甲”误为“四十万人齐解甲”的错误。因此两书不可互相替代，而是可以相互参证、补充。
二
研读《全宋诗话》一书，有以下几个特点：
1.铨选诗家，堪称“全宋”
有宋一代，诗家词人数以千计，诗歌数量更是浩如烟海。据许总编《宋诗史》估计，时诗歌总计当在十几万首以上。《全宋诗话》一书虽只选诗家571人，远未能囊括全宋诗家，但其所选从总体上代表了宋代的诗歌创作成就：不仅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苏轼、司马光、陆游这些名垂千古的大家尽在其内，宋代各个时期、各个流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也都悉数收齐。如北宋前期的白体诗人选了王禹偁(一卷)、李昉(一卷)、徐铉(一卷)，西昆体诗人选了杨亿(二卷)、刘筠(二卷)、钱惟演(二卷)，晚唐体诗人选了林逋(二卷)、魏野(二卷)等；北宋中期欧阳修是文学复古运动的领军人物，而其辅翼人物石延年(二卷)、苏舜钦(三卷)、梅尧臣(四卷)也都入选，理学诗派选入邵雍(五卷)、周敦颐(四卷)、张载(五卷)、程颢(五卷)等人，苏轼门人则有秦观(六卷)、苏辙(五卷)、张耒(六卷)、晁补之(六卷)等；北宋末年的江西诗派不仅选入黄庭坚(七卷)、陈师道(七卷)等一派宗师，吕本中(七卷)、曾几(八卷)、陈与义(八卷)等关键人物也都选入；南宋中期收有蜚声于诗坛的范成大(九卷)、杨万里(九卷)、尤袤(九卷)、姜夔(九卷)；南宋末期收有永嘉四灵：徐照(十卷)、徐玑(十卷)、翁卷(十卷)、赵师秀(十二卷)，江湖派诗人戴复古(十卷)、刘克庄(十卷)等。书中当然会收有辛弃疾、岳飞、文天祥这些爱国战将诗人，但也没将蔡京、贾似道这些奸佞诗人遗漏。从时间跨度上，自生于五代后唐、历仕后汉、后周而后活跃于宋初诗坛的李昉，收至宋之后仍有悲怀故国诗歌问世的遗民诗人汪元量、林景熙、郑思肖等；从阶层上，则上收至君王、宫室，下收至平民，旁及闺媛、道流、释子等。因此，是书用“全宋”冠名，似并不为过。尽管编者孙涛自谓：“名公巨手，未及备载，敢谓成一代之书欤!”[1]但“择焉既精，自不以多为善”。纵观全书，正如书后施嵩之跋语所说，其“搜罗宏富，如游山阴道上，应接不暇。纵赵宋人材未必尽此，而考其轶事，亦足以备一代之文献。”[4]
2.取舍之间，标准自见
《全宋诗话》从宋代数以千计的诗家中只选了571家，那么什么样诗家入选，什么样的不入选，这取舍之中就反映着编者对宋代诗坛的总体把握和对诸多诗人创作水准的认识，这确需选家相当的功底和造诣，也确需相当的积累和花费相当的时间精力，也确实有一条或明或暗在起作用的取舍标准!
那么，什么样的诗家没选呢?
首先是降王没选，像钱俶、李煜、李从善、李从谦、孟昶等都没选。钱@④为五代时吴越国王，宋太祖平定江南后，他纳土进贡，有《政本集》，收诗数百首。李煜是南唐后主，国亡后为宋所俘，其词千古传诵，其诗也有“揖让月在手，动摇风满怀”等名句，水平可见一斑。宋蔡徽著《西清诗话》言：“李煜若以作诗功夫治国事，岂为吾虏也!”另李从善、李从谦、孟昶也均为王室，三人皆有诗作。
其次是外臣、宦官没选，像裴愈、裴湘、岑宗旦、王绅等。宦官裴湘有《肯堂集》，王绅有《宫词》百首，比起《全宋诗话》所已选，显然并非这些人的诗作不够入选水平，而正如孙涛所说：“因人而存其诗，或因诗与事而存其人。”[1]这些降王、外臣、宦官等是因人而不该存其诗。
既然降王、外臣、宦官都不该入选，那么，女尼、乩仙、神鬼、谣谚杂语、物怪等诗不能登大雅之堂则更是理所当然了，因此，《全宋诗话》也将这些一概摒弃在外。
上述几种为均不选，而在父子、兄弟或一门诗人中，则有的全选，有的不全选，如陆九韶、陆九龄、陆九渊兄弟三人，并称“三陆子之学”，是书皆选入内；而洪皓、洪遵、洪适、洪迈父子兄弟四人则只选了洪皓和洪迈；苏轼父子兄弟和门人，则除苏洵、苏轼、苏辙外，是书还选了秦观、张耒、晁补之等苏门学人，而同为“苏门六君子”的李??却未列入。这些人的选与不选与他们诗歌成就的大小及编者对他们的评价有关。
应该专门提及的是，同为奸佞，是书选了蔡京、贾似道而未选秦桧，这表现了是书编者的识见。贾似道有《归葛岭旧居》、《题孤山》、《紫薇岭》、《凤山》、《宿天竺通元庵》、《芍药》、《梅花》、《闺范》、《寒食》、《天台石桥》等诗多首，蔡京也有诗《题百合店壁》、《见安妃像》、《题神霄宫》、《寄子攸》、《别宠姬》等，其诗歌成就并不应该因为政治和人品上的遭人唾弃而被抹杀。秦桧虽然也是这样，但其诗作毕竟不多，加之其“奸佞”更在贾似道、蔡京之上，因此孙涛对之区别对待，作了这样的取舍。
与此形成对照是，孙涛选了李清照，却将其与闺媛和僧道等排放在一起置在末卷，确是辱没了这位南宋著名的诗词作家。李清照，不但其词脍炙人口，诗也不让须眉，一首“生当做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得为千古传唱，让她与花蕊夫人、陆放翁妾、浣花女等人为伍，确是孙涛男尊女婢的封建士大夫的心理使然。
从以上列举的择取和排列标准，可见编选者政治上的正统思想以及学术上的严谨态度。
当然《全宋诗话》的选取也有疏漏，如张孝祥、吕夷简、王应麟等是书未选。张孝祥，字安国，历阳乌江(今安徽和县)人。宋高宗绍兴二十四年(1154)廷试第一，进显谟阁直学士致仕。有《于湖集》，文章、诗词并重于世。其《六州歌头》一词愤慨国事，悲壮苍凉，宰相张浚曾为之感动罢席。吕夷简，字文靖，真宗时进士，几朝为相。其诗有《天花寺》、《江南之春》、《重修雁山》等。陈振孙评价其诗：清润和雅。王应麟，字伯厚，淳祐进士。学问渊博，著作颇丰，其中有《诗考》、《诗地理考》等。
这些诗家，应在书中有他们的位置，但孙涛可能于数千名诗家中漏选或是忽略了他们的分量，可算是书微瑕。
3.虽无评论，态度鲜明
《全宋诗话》是以记人、记事为基本方式，所编选均为他人材料，表面上看不到编者对整个宋代(或分阶段)诗歌全景式的概括和评价，也没有表示出对诗家个人创作的分析和褒贬，但我们仍可从中看到编者孙涛对宋诗的总体态度和评价。
宋代诗歌很早即受到贬抑，宋代的严羽在《沧浪诗话》中提出唐朝诗“胜本朝”是为发端，以后就一直有宗唐、宗宋的争论。至明代，甚至到了认为“宋无诗”的地步，一段时间“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主张甚嚣尘上，大有笼罩文坛之势。清代初叶至中期，宋诗地位虽有所提升，但宗唐的气氛仍很浓厚。与孙涛同乡的朱彝尊即为清初宗唐派的代表人物，他指责宋诗“粗鄙”，学宋者流于“空疏”，其它冯班、吴乔、赵执信、贺裳等也皆主唐音。钱谦益、查慎行、宋荦、田雯等人是为宗宋派的代表，他们推崇宋诗，却往往未阐明唐诗与宋诗的关系。孙涛用《全宋诗话》一书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他在自序中说：“宋承唐季衰陋，风雅丕振，卓然以诗名家者较多于唐。其初为西昆，继之为江西，可云盛矣。南渡四家外，余子录为江浙，又为四灵，体制递变，殆与唐之初、盛、中、晚相等埒也。”[1]表明了他认为唐诗宋诗并无高、下、优、劣之分的观点，他既反对尊唐而黜宋，说“李北地谓不读唐以后书，是欺人语”，又认为“厌唐人之规幅者，高诩宋人，诋唐为不足师，必曰离之始工，是未知正而先言变，均非持论之平也。”[1]这就说明生于那一时代的孙涛即已认识到：唐宋诗家，各领风骚，而朝代递变，则有继承和发展，既不能割裂他们之间的联系，又要看到它们的不同特点。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孙涛几乎是一边在刊印《全唐诗话》，一边在编辑《全宋诗话》。
《全唐诗话》旧题宋尤袤所作，今传世本六卷。有人认为此书为贾似道门客廖莹仲抄窃计有功《唐诗纪事》而成，《四库全书提要》即持此种观点；而近人丁福保考其为尤袤之孙尤育所编。不管怎么样，《全唐诗话》为参考《唐诗纪事》而成，所收唐代诗家凡322人，基本涵盖了唐代诗坛。而孙涛在当时已有内府刻本和毛晋刻本的情况下，重新订正是书，将其印行，显见有将自己所编《全宋诗话》与其同列的用意在内。他也有可能是在参考了厉鹗的《宋诗纪事》后而编成《全宋诗话》。①正如他在自序中援引了朱彝尊“博观汉魏六代之诗，然后可以言唐，学唐人而具说，然后可以言宋”之语后所说：“余之继尤文简公而成是编，言犹此意也。”[1]对待唐诗和宋诗，孙涛不但思想上有正确的认识，而且身体力行，确是难能可贵。
4.辗转流传，版本珍贵
《全宋诗话》于乾隆三十九年(1774)编成之后，“缮写方竣，将付梓人，而先生(孙涛)遽赴玉楼，未竟其志”，[4]没来得及像《全唐诗话》那样付梓刊行，只以稿本形式流落民间。嘉庆十六年(1811)，与孙涛同乡的施嵩在友人处见到该书，深感其珍贵，觉“倘复不加爱护，恐先辈毕生精力所寄，一旦徒供蠹食，岂不可惜!”[4]随即用己藏名人字画换得此书而珍藏起来。看来，按照《中国善本书总目》的著录，上海图书馆所藏《全宋诗话》即应为孙涛所编并经施嵩购藏并在书后作跋的原稿本。
清嘉庆二十二年(1817)，冯登府的老师显亭夫子见此稿本，借来请人抄写，并让冯登府校雠。冯登府，字柳东，号云伯，又号勺园，也与孙涛同为浙江嘉兴人。他于嘉庆二十五年(1820)考中二甲第三十八名进士，官宁波府教授。著有《汉魏蜀北宋诸代石经考异》、《三家诗异文疏证》、《石经阁文集》等。他对抄出的书进行了认真的审读，用他自己的话说是“穷四昼夜与卷”。由于冯登府“工诗，尤熟掌故”，[5]他不但对是书作出了“有宋一代文坛略具于兹”的评价，[6]而且书中许多地方都可见他校改的痕迹：将正确的字标在抄错的字旁边，把应避讳的字涂掉再缺笔写出来，订正错讹的地方，并加了跋语。是书经冯氏雕琢而成完璧。现翻检是书，装帧整齐，抄写工整，字体虽不一致，表明非一人所抄，但行款一致，每页版心书名、卷数、页码均完整无缺。书后冯登府跋语末尾钤有“登府”阳文一方，“云柏冯氏”阴文一方两枚印章。其首页还钤有“带经堂”陈氏藏书印长方印章，表明是书曾经清陈徽芝收藏过。②以后辗转归清华大学图书馆，一直收藏至今。
《全宋诗话》经此次抄写、校跋后，未再见抄录或刊印本。
综上可见，《全宋诗话》确是一颗被湮没的珍珠，它确应在成就辉煌的清诗话中占有一席地位，因此笔者有向世人揭示其内容、特点的必要。
①蔡镇楚《中国诗话史》第33页列有一《全宋诗话》书名，但未提及编者和版本。
①《宋诗纪事》乾隆十一年(1746)即有樊榭山房刊本，早于乾隆三十九年(1774)编成的《全宋诗话》。
②据《清人室名别号索引》：带经堂为闽县(今福建福州)陈徽芝室名。
【参考文献】
[1]孙涛.全宋诗话·自序[A].全宋诗话[M].清嘉庆二十二年(1817)抄本.
[2]孙涛.全唐诗话·序[A].尤袤.全唐诗话[M].清乾隆三十九年(1774)石印本.
[3]厉鹗.宋诗纪事·自序[A].宋诗纪事[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4]施嵩.全宋诗话·跋[A].全宋诗话[M].清嘉庆二十二年(1817)抄本.
[5]臧励和.中国人名大辞典[Z].上海：商务印书馆，1921.1224.
[6]冯登府.全宋诗话·跋[A].全宋诗话[M].清嘉庆二十二年(1817)抄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