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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辉：激荡一百九十年的明式家具 摘要：明嘉靖年，出贪官，也宏扬反贪正气。一朝首贪严嵩罢官后被抄家，其家产帐目清单，条目众多，文字数量竟然达六万余，不但成书，而且竟然出版，大白于天下。书名反讽，竟然名为《天水冰山录》，意为“太阳一出冰山落”,充满对正义的歌颂，时为1562年。 严氏抄家帐目所列，为其二十年主政之鲸吞… 推荐关键字 明式家具 明嘉靖年，出贪官，也宏扬反贪正气。一朝首贪严嵩罢官后被抄家，其家产帐目清单，条目众多，文字数量竟然达六万余，不但成书，而且竟然出版，大白于天下。书名反讽，竟然名为《天水冰山录》，意为“太阳一出冰山落”,充满对正义的歌颂，时为1562年。 严氏抄家帐目所列，为其二十年主政之鲸吞，为当朝的财富博览，琳琅满目的珍奇宝物中，记载了一些与“花梨(黄花梨)”相关之器，计有“牙盖花梨镜架一个”、“牙镶花梨木镜架一个”，“小花梨木盒一个”和 “素漆花梨木等凉床四十张，每张估价银一两”。(《天水冰山录》，见《知不足斋丛书》，商务印书馆，1937年。)。 不言而喻，嘉靖年间，黄花梨家具已初为使用。固然所制家具，种类稀少，级别甚低。文字中“素漆凉床”和“花梨凉床”一起记录，可见忽忙和混乱之态，尤其估价为“一两”白银，价格低廉不抵一般漆器家具，引起了当代一些研究者的疑惑。 每张黄花梨凉床价值“一两”白银之原因，可以如此解读: 其一，历代“查抄”赃物的价格折算不乏当局操柄者营私肥己的勾当，是权利行为，不是市场行为。清嘉庆皇帝下令抄查新的贪官地标和坤家产时，便有此类感触，指责变卖价格为实际价值的十之二三;其二，当时黄花梨家具刚刚问世，价格不透明。其二亦助其一奸道可行。 无论如何，这是“花梨家具”初度的准确史料。 1562年，可视为黄花梨家具、明式家具的肇始之期。 王世襄先生对文献史料的搜罗钩沉，对明式家具出现和使用，首先系列提供了比较明确的年代证据，其要者： (一)明万历时范濂《云间据目抄》记载：“隆(庆)、万(历)以来，……纨袴豪奢，又以椐木不足贵，凡床橱几桌，皆用花梨、瘿木、乌木、相思木与黄杨木，极其贵巧，动辄万钱，亦俗之一靡也”。(王世襄《明式家具研究》第19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这是苏州、云间(今上海松江)地区的状况。 (二)万历朝太监刘若愚在《酌中志》中，说明御用监职司：“凡御前安设硬木床、桌、柜、阁及象牙、花梨、白檀、紫檀……等件，皆造办之。”(王世襄《明式家具研究》，第18页) 此为京师中枢的情景。 上海宝山明万历年间朱守城夫妇合葬墓，出土有紫檀带笔插砚屏、紫檀笔筒、紫檀瓶和竹雕香筒。据买地券载：朱氏之妻杨氏“殁于万历九年正月”。所以这些遗物为万历或早于万历朝制造最有力的物证。(见上海文物管理委员会：《上海宝山明朱守城夫妇合葬墓》，《文物》1992年第5期。 南京博物院藏有一张黄花梨平头案，夹头榫结构，圆腿、素牙条、素牙头(俗称“刀子牙板”)、侧脚,造型简洁之极。在其一足之上部，阴刻篆书文：“材美而坚，工朴而妍，假尔为冯，逸我百年。万历乙未元月充菴叟识”。充菴为无名之辈，按照“无名头者非为商业寄托款”的推理逻辑，款可视为明万历年间款，案子是万历年制作。 明清时期，“黄花梨”被称作“花梨”、“花狸”、“花榈”。民国时期，为区别大量出现的新花梨木材，才使用了黄花梨一名。“人尽通晓的‘黄花梨’术语首次出现在葛艾克(1944年版：《中国花梨家具图考》)以及乔治凯特(1948年版：《中国家用家具》)出版的中国家具集，两人都受三十和四十年代个人的北京经验。”(柯惕思：《两依藏黄花梨》第9页) 综合上述诸项资料，我们可以认定，黄花梨、紫檀家具初出于明代嘉靖年间，普遍使用于万历年间，属明代晚期。 经过明末清初，至清康熙年，明式家具制造达到高峰。 据清廷造办处档案披露，雍正一朝十三年，宫中使用黄花梨家具日趋减少，而新造紫檀家具数量逐渐增多。黄紫家具虽各有消长，但黄花梨家具的制作并未结束。(周默：《雍正家具十三年》,故宫出版社。) 乾隆朝宫廷使用家具的档案尚未完全整理出来，所见的造办处木作“清档”和家具“进单、贡档”，仅是极小的部分,权且可视为抽样资料。 乾隆早期，黄花梨家具制作亦不曾中断。如乾隆十年十二月初一日“交花梨木桌五张”、“交花梨木小琴桌一张”(见田家青“清代乾隆朝恬计档”辑录，《明清家具鉴赏与研究》，第212页，文物出版社) 乾隆朝进贡档案中记载，乾隆十六年，河南巡抚进“花梨画桌二张，花梨琴桌二张，花梨边绢心花卉十二扇，花梨边绢心山水十二扇，画金边金心花卉十二扇。”(见吴美凤《盛清家具形制流变研究》附录，胡德生整理“乾隆朝‘宫中，进单与贡档’(部分)” 第375页，)。乾隆二三十年年代，“进单”与“贡档”中对紫檀家具的记载已成海量，而黄花梨家具的记载，几成断档态势。 笔者认为,此次河南巡抚进贡大批量的黄花梨家具，是黄花梨大型家具生产的重要结点，为明式家具的落日余晖。乾隆十六年(1751年)，可视历程结束的标志年。 乾隆三十六年，江西巡抚海明进“黄花梨宝座一座，黄花梨香几一对，黄花梨书桌一件，黄花梨膳桌一对，黄花梨炕书架一对”。均为“雕刻竹式”。(同上书，381页，“乾隆朝‘宫中，进单与贡档’(部分)”)。这些黄花梨家具来自明式家具非主流的生产地区江西，且式样为“雕刻竹式”，已趋近清式。可以这样认为，此后，明式家具还有零星制作，但作为一个时代已经过去。 如果以雍正末年为明式家具结束年代，可能更容易得到业界的共识。但是，匠作工艺与皇位更替不是完全相一致的。明式家具和清式家具的转变是交叉的、拉锯式的，而非一刀切。依据史料，将明式家具的结束定于乾隆早期，合乎历史学规范。 明式家具与黄花梨家具并非同一概念，但前者以后者为主要载体，而后者的家具形态也主要表现为明式。黄花梨家具制作运动末端，就是明式家具式微，清式家具滥觞之时。 另有研究者指出，晋代崔豹《古今注》对紫檀已有记载，紫檀被历代国人视为珍稀，偶尔亦制作成小器具，日本东大寺正仓院藏有唐代制作的紫檀衣架、棋盘、琵琶等。 唐代陈藏器《本草拾遗》中，已有黄花梨的记载：“榈木出安南及南海，用作床几，似紫檀而色赤，性坚好”。 晋唐以下，与黄花梨、紫檀相关的文字不绝于史册。其间，民间百姓的实际使用，理所应当地存在。长久以来，海南岛居民将黄花梨木作为中药材，主治行气、活血、止痛及內伤，外敷亦可用之止血。同时，老百姓就地取材，也将其制作成房梁、锄头把、家畜食槽，或打造简陋粗糙的家具。 诸如此类，与本文所谈紫檀、黄花梨所作的明式家具普遍使用的起始年代并不矛盾。 我们着眼的硬木明式家具，(1)专指沿袭、遵循宋元明以来木器匠作法则和工艺，具有强烈工艺色彩的硬木家具，宋(辽)代以后，家具广泛使用框架结构、榫卯工艺和攒框装板工艺;(2)它们广泛地作为商品流通于社会人群中。 明式家具作为一种制作运动出现，其背景有二： (一)在明中期以后，早期商业文明(“资本主义萌芽”)出现，中国处在“近代社会转型”的萌芽状态，城市商品经济空前活跃，社会财富极大增长，少数人财富 的快速聚集，带来空前的奢靡消费之风，高档工艺品和一切珍贵的原材料，需求十分强劲。 (一) 隆庆年间，政府一手要消除猖獗的海上走私活动，另一手要解决财政困难，增加税收。所以放开了海禁，私人对外贸易如久旱逢甘霖。大陆之外的物产，包括硬木原料，源源不断的输入内陆。 明式家具大戏，只能是在晚明特定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锣鼓声中开场。 从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至乾隆十六年(1751年)，已是漫长的一百九十年。其间横跨两个王朝，人世间，天翻地覆，沧海桑田。明式家具在激荡中，留下了太多的故事，让我们慢慢品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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