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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泽明曾在一本随《哪里是我朋友的家》和《生命在继续》的放映而印刷的小册子上写下一段极具赞美的评论：“我认为伊朗导演阿巴斯德电影很了不起。用语言无法表达我的感情，而且我只想简单的建议你们去看他的电影。那时，你们就会明白我想说的话。雷伊离开我们之后，我曾非常伤心，但看过阿巴斯·基亚罗斯塔米的电影后，我感谢上帝送给我们一个优秀的接班人。一段时间以来，在发达国家电影下滑的最深处，一些在电影领域有经验的民族制作了一些值得关注的作品；而看过基亚罗斯塔米的电影后，我仍需要一定时间仔细地思考这个问题。”这成为来自黑泽明的特别致敬，实际上他从未谈论过其他人的电影。事实上，过去43年来，他只提到过安德烈·塔尔科夫斯基、约翰·卡萨维茨、雷伊。今天，还有阿巴斯。 阿巴斯曾在东京和这位著名的日本大师进行了2个半小时的会面，《国际电影》杂志的影评人赫莱·克巴里安当时在场，下面就是他对整件事情的回忆~ 这位伟大导演的女儿打开门，我们就看到一个令人肃然起敬的黑泽明，穿了一身粉红色和浅褐色的衣服。在向黑泽明表示敬意后我们才发现，在他那件粉红色的和服里面，这位日本大师一如既往地穿着他那件标签一般的T恤衫。 当他领着我们到二楼的工作室时，我们都被黑泽明的那种“高大”打动了，那里有几张黑皮椅子，房间里的光让那座奥斯卡奖杯奕奕生辉。房间里还有一些伊朗的铜制工艺品，一张他与妻子的照片和一幅日本画。 黑泽明先挑起了话题。 “您在嘎纳的时候我也在那里，当然，那让我第一次看到了您的电影。” “我曾有机会在嘎纳看到了您的《一代鲜师》”，基亚罗斯塔米回答道，“您就坐在我前两排位置上。这是一次难得机会，在看您的电影时也看到了您。您可能还不知道您在我们国家受欢迎到什么程度。知识分子和普通老百姓都对您的作品有着一致的热爱。事实上，您与阿弗莱德·希区柯克是伊朗最受欢迎的两位外国导演。一次，有一位伊朗电影工业的官员曾宣称，塔尔科夫基斯和您是唯一的两位尊重伊朗艺术的价值准则的外国导演。正如我的其他同胞一样，认识您我赶到非常愉快。” “我跟塔尔科夫基斯是好朋友”，黑泽明回到说，“我们的友谊开始与一次我去莫斯科的旅行。我也曾两次被伊朗邀请，到现在至少也有十多年了，当时是作为德黑兰国际电影节的评委。但我从来就不原意对影片作判断。这对我来说是一件非常棘手的工作。我知道您曾经做过山形电影节的评委，是不是也非常困难呢？” “是啊，这总是很难判断，尤其是最初没有建立起一个固定标准的时候。每次有人邀请我作评委时，我总是想这是最后一次了。但是每一次新的邀请，都创造了一个新的趋势．．．．．．而且我总是不能拒绝一次旅行的吸引。况且，接触新鲜事物是非常让人愉快的，而且我情愿失去那些最小的机会。”阿巴斯说。 “我完全同意。”黑泽明回答道，“对于我个人来说，旅行已经很困难了。我的腿总是很痛，而且官方的旅行总是会让你感觉到难受。事实上，你必须接受他们给你计划好的一切。我们甚至可以说，那根本就不是一种旅行。他们就是想把你从一个地方搬运到另一个地方。”基亚罗斯塔米向黑泽明承诺，将尽快组织他下一次去伊朗的访问，并用一种完全会让他满意的方式，如果他还打算进行一次旅行的话，但这看起来是不太可能的。而且，他对伊朗的好奇心依然很大：“我确信在伊朗有很多优秀的导演。但在您的电影中，我所喜欢的是简单和流畅，尽管描述他们是很困难的，而应该去看他们。您与这些非职业演员的工作方式是很新奇的，你们是怎样展开工作的，尤其是和那些孩子？” “对于您这个问题最好的回答”，基亚罗斯塔米回答说，“可能是我也不知道的，这是我从您那儿学来的，并且自从在上一届东京电影节听到您的讲话之后，我将其应用于实践。有时候，非职业演员的表演引导了我。毋庸置疑，所有的事物都存在一些法则，但我们所获的并不一定抵达那个与他们相关联的结果。” 黑泽明认为这个观点非常有趣，同时也认为这很困难。“甚至说跟职业演员的合作可能同样显得很艰苦，应该把他们在每一个电影中拆开，再让他们重生。正因如此，与职业演员的合作也是很不容易的。”基亚罗斯塔米坦诚地吐露，他曾听人谈论黑泽明在他最近一部影片中对待一名老演员的方式，“大概所有人都担心这位老演员的健康．．．．．．” “我没有任何别的解决办法”，黑泽明笑着回到说，“如果要实现理想效果，只能对一个演员的自我进行文雅的修剪。为了这个，我曾用过一些暴力手法，向所有这些可怜的演员施加压力。您跟职业演员合作过吗？” “是的”，基亚罗斯塔米承认到，“我最新的一部电影就是一个让人记忆犹新的例子。正像您刚才已经说得那样，他们似乎不能从上一部电影中所扮演的人物中走出来。对我们也是一样，一种危机总是困扰着我们。有时我们会产生运用一些在前几部电影里曾吸引我们的想法的愿望。正如有些人所说，温故而知新。如果这样做了，那我们的电影将出现更少的错误，而且毫无疑问将能获得一种附加的新鲜感。这两位老演员是经验丰富的，但他们没有那种原生的缺憾，尤其是很难引导他们表达最简单的人类情感。” 黑泽明也提到他曾面临同样的问题：“为了能更好的控制完整的感觉，我用一种非常戏剧化的手段以长镜头工作，尽管有时我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一个很短的行动场景。电影的全部困难因而落在剪辑上。这种问题出现在两个演员无法一起配合的情况下。当其中的一个表演的非常不错的时候，却负面地影响到另一个的发挥。当后者终于找到最佳感觉时，前者已经非常疲惫。这类问题对一个演员最严峻的情况是，他无法真正的听进去站在他对面与他一起演戏的演员在说什么。实际上他正在那准备自己的下一句台词呢。大部分时间，从一个演员的脸上无法觉察他在看什么或听什么。所以我才经常用几个摄影机进行长镜头拍摄。我这么处理是为了不让演员知道到底哪一架摄影机在拍他们，也是为了让他们越来越意识不到哪一架摄影机正在拍他们的特写。这能让他们变得更加自然。” 基亚罗斯塔米提到，与此相反，他曾多次应为影片中的所谓“自然主义”风格而受到批评。“批评家们认为舞台和银幕是非常神圣的，所有人都无权在那里拍摄普通事物。在他们眼里，自然主义不是别的，只能是平庸。他们确信全部都应该是夸张的，就像他们认为您的电影就是夸张的。” “那是有可能的”，黑泽明突然大笑着说，“在您的国家看来，我的一部分演员表现的有点过分，但在这里，相信我，那是完美而自然的。文化和传统的区别不应该成为衡量夸张的方法。我应该最坦诚的说，我看您的电影非常高兴。尤其是，您是怎样跟那些孩子合作的，在我的电影里，孩子们总是感觉不舒服，他们总在不停的窥查我，谨慎的，而且很忠诚。” “这是毫无疑问的”，基亚罗斯塔米解释道，“因为您是黑泽明。跟我在一起合作的孩子实际上根本就没有听说过我。在拍摄的时候，我试着让他们感觉我什么也不管。为了一种习惯，我要求我的剧组去给表演做判断。毋庸多说，事物是相辅相成的，这么说有时能抵达另一个故事。” “对啊”，黑泽明说，“这就是我们应该支持和严肃对待的电影。我的孩子和我的小孩子们从来不看美国电影。他们用自己的方法建立了一个摒弃这些暴力电影的抵制体系。我希望人类的电影能抵抗所有的这种庸俗。而且，”他补充道，“我确信人们能在这个宇宙的任何地方都能拍出好电影。但电影艺术在欧洲和美国退步了，但在亚洲却越来越多的出现了一些好电影，且最终在国际电影节上获得承认。世界银幕不是由一个国家的电影建立起来的。这些电影使观众了解和熟悉了这些国家的文化背景。如果这些影片以符合民族文化的方式去拍摄，那我相信它们在国外也一样会受到欢迎。我们，我的小孩子和我，通过您的电影了解了伊朗和他的人民。” “您曾说”，基亚罗斯塔米说，“电影应该用心来拍，用心来看。” “这是真的。”黑泽明回到他说，“但遗憾的是，日本人中的绝大多数，是用脑在看这些电影并尝试发现一些错误。一些影评人总给我提出一些没有答案的问题，在一个我拍电影时没有考量过的尺度之下。这些电影差不多来自知觉的秩序，但正因如此，今天的电影已经不再有这种情绪了。” 基亚罗斯塔米提出，导演或者应该为引导公众的口味而负责。“可能他们引导了这种共同的口味”，他补充说。黑泽明回应他说，可能在录像带提供的老电影中还存在一些希望，公众能伴随着这种最健康的电影恢复过来。 黑泽明接下来谈到了《一代鲜师》和《哪里是我朋友的家》两部影片开始时的相似之处。“看上去，我们有很多共同的东西”，他说。基亚罗斯塔米则再次肯定了黑泽明的显赫声望及影响。黑泽明带着无尽的谦虚回答道，他在《电车声》中描绘事物阴影的方式，主要是由于他当时没有耐心去等待一个合适的投资。“我们彼此想钻进布景里，哪怕只需一次，我们的电影就能结束，”黑泽明说，“每次像电影结束时的主人公永别时那么令人难过！” 两个导演都同意这样的观点，在电影里挑错的人会丧失观看的单纯乐趣。“我的绘画老师对我说，要用半闭的眼睛看这个世界。我们需要看到整个世界，但只有在这个瞬间，我们才能凝视真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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