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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兰顿受到德国古典哲学同英美分析哲学的启发，将目光转向了对语言主体理性能力的探究，提出一种特殊的认知能力重新界定了真正意义上的语言主体。语言的使用者是具有智识能力的理性人的共同体，话语的表达者、听者以及书面形式的思考者都是“我们”当中的成员。布兰顿强调：语言的使用依赖于感觉材料与概念的结合。他将我们对语言的理解与表达视为一种对语言的“理性思考”，基于理性对于感觉材料的再整理。智识能力使人类作为语言主体拥有这样理性思考的能力，从而将我们区别于其他通过训练能够发声的生物。 那么，“理性”主体又是如何建构语言的呢？布兰顿走向了实用主义路径，理性思考与付诸实践就是语言主体要为之负责的东西。语言实践活动就是对语言概念的理解与掌控，作出一个断言是其基本形式。断言具有命题性的内容，本质是一种涉及“推理”的语言实践活动。这里的推理不同于传统分析哲学中所认定的一种逻辑关系，他强调一个“好的推理”不仅是在形式上有效并且是实质正确的推论。语言的推理不仅是心灵中的想法、理性的判断，它同时还蕴含着行为上的执行，是建立在概念内容之上的推理。语言主体知道了怎样去推理才算是真正地知道了怎样使用概念，在这一使用过程中同时做出了适当的“承诺”。因此，布兰顿指出我们对于概念的理解与掌控也就是对于它，我们首先要在思想中明确：这个概念是从哪里推出的？对于这个概念的使用中又能够推出什么？如此的“推理”的实践活动使语言交流得以可能。 使用一个概念意味着能够掌握它在推理中所扮演的角色，概念的内容源于概念的使用。概念并非独立存在，能够拥有一个概念意味着能够同时拥有多个概念。概念与概念之间的关系是一种依靠推理而相互连接的整体网络，它们处于理性空间之中，语言的使用就如同一种“寻求和给出理由”的游戏。布兰顿将我们对语言概念的理解放置在塞拉斯所主张的“逻辑理由空间”之中，它区别于自然的、物理的空间概念，超出了传统知觉意义上的认识。语言、态度、行动都处于这样的逻辑空间并且对语言具有规范作用，使概念能够被恰当地使用从而在交流中被理解。“恰当地使用概念”是指我们在各种不同的刺激下形成命题的知觉判断，作为理性主体能够在使用概念时根据环境的差异而作出相应的调整。语言交流活动可看作是在“规范空间”中主体对概念的“掌控”，这种能力的实现首先是对语言概念使用规则的遵从。作为理性能力的存在者，我们受到理由效力的独特的作用，“知道”具体概念所包含的实际效果然后给予施用概念的理由，同时它亦可以作为其他概念的理由。概念与非概念的区别在于是否具有规范性，它源于赋予概念内容的实践活动并且决定了我们如何正确地使用概念。所有理性参与者在游戏中就是在遵从一定的规则下使用语言，那些在某种概念上被理解后去遵从的东西就是规则。所有语言都受到规则的约束，与此同时它表达了我们的承诺。语言的规范性决定了语言主体本身所承认的东西，一种正确的规范的标准可作为概念得以运用的理由，概念的运用既要给出理由也可以用作理由。 布兰顿将概念使用的规范性理解为三个不同的要素：在适当的语境中使用、概念使用适当的结果以及从语境到结果这一推论过程的正当性。语言概念规范性的理解是人类作为理性主体同时具有某种相关知识才能谈论的规范，这里的知识源于社会实践，社会实践中隐含的规范使理性对其先行遵从。“知道什么”源于“知道如何”，它超出了个体经验而具有了普遍必然性。“知道如何”是隐性的，它是理性主体的一种实践能力，“知道什么”是对这种能力的明确的表达。语言交流是在对概念的规范性理解之后才“知道”如何去使用语言，我们在实践中使用概念应当在推理关系中明确了概念之间的联系、不相容性以及恰当性。语言主体在社会实践活动的基础上将概念规范性的理解纳入到推理关系中，并且很明确地知道其使用的适当与否。这里的“知道”就是默会地遵从了某种概念的规范性的使用要求、本质属性以及后果。规则决定了我们如何思考和行动的同时使判断与推理具有了规范性特质。对于概念的规范性而言，它是一种理性意义上的规范并在语言交流中隐性地支配着语言实践活动。语言主体在社会实践中优先地“知道”这个概念从何而来以及如何使用。 因此，社会实践作为语言交流的一个重要部分使我们对于语言概念达到了一种共识，推理活动作为“意义交换的执行”使概念意义成为理性主体的“共同理解”。传统的理性是一种逻辑能力，布兰顿采纳了社会实践中对推理内容的表达，倡导一种广义的认知能力。“规则清晰的规范”隐含地预设在“实践中的规范”之中，理性主体可以在不明确规则的情况下做出符合规范性的行为。我们对当前语言的理解与表达也同样建构了其他的语言实践活动，我们所表达的或接受的是在其他实践活动中早已被暗示的。因此，语言的使用存在于理性的规范空间之中，概念中蕴含着社会实践中默会的规则，语言交流基于理性对语言概念规范的先行遵从。 （作者单位：山西大学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中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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