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湘地区上存在过的古庸国》

    据考证，屈原的先祖为庸人。屈原在《离骚》开篇两句说：“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屈原的确是高阳苗裔，庸国嫡嗣。他所降生的秭归，完全可能是庸国南疆。
     楚灭庸后，庸人逃至湘西北，在境内溪河定居，怀念故国，遂将溪名命为“大庸溪”。因此，竹山竹溪一带也称“上庸”，张家界一带称为“下庸”。 古庸国是中国古代文明的一个发祥地，与黄河流域的古殷商之地一样，同是中华文化之摇篮。在辉煌文明的推动下，古庸国曾经盛极一时。
     庸国的疆土，比早期的秦及周宗姬封侯国及巴国还大，与南方自己崛起的楚国不相上下。周武王在分封土地时，最大的宗姬国不过百里，小者仅五十里，秦在春秋周平王时只有一个赵城，周早期的巴国疆土限于四川的东、北部及重庆的东、西、北部，楚国疆土限于江汉平原至鄂东、南及湖南北部一带。而古庸国，则是一个横跨长江至汉水这样一个地域辽阔的大国。
     以前，人们对庸国不是很了解，以为庸国是楚国的附属国。实际上，庸国包括麇（jūn）、儵（shū）、鱼、夔等附属小国，其东部含古麇属地，东南部含鄂西及湖南张家界市及慈利、桑植等县，今巴东、兴山、秭归、建始等县，是古代夔国的领地，当然也是庸国所属。历史上著名的屈原就是秭归人，其先祖就是庸国的一位国君伯庸。事实上，商汤至周早期的庸国疆土还应包括现今的荆州市及荆门市的南部到今钟祥一带。楚国国都原本在丹阳（今河南淅川）。今天所说的楚国都城郢（现荆州市北纪南城），原本应为庸国所属，后被楚国侵占。
     庸国的南部包括今天重庆的东北地区，含万洲、开县、梁平以北各县。《读史方舆纪要》记载：“四川首州府，周庸国地……四川大宁、奉节、云阳、万县、开县、梁山（今重庆梁平）皆其地也。”
     庸国的西部应包含现今的陕西省汉中市大部分属地。《华阳国志·汉中志》说：“（汉中）本附庸国，属蜀。”也就是说，汉中原本是庸国属地。
     庸国的北部包含今天的湖北郧西县、陕西旬阳县及商洛东部。郧西县古称上津县，隶属金州（今安康市）。《太平环宇记》、《舆地纪胜》都说，金州“于周为庸国之地。”在史书的记载中，陕西商洛一带在夏商时期的归属并不明了。大概其东部部分地区也属于庸地。据《魏书》记载：“皇兴四年置东上洛，永平四年改为上庸郡。辖商、丰阳二县。”上庸郡就是商洛东部丹凤、商南、山阳一带。名为庸郡，可能与曾经是庸国属地有直接的关系。
     庸国疆土如此之大，在春秋前期少有。这样大的一个独立古老国家，被误解成楚国的附属，是非常可笑的。
     疆域广大的庸国并非是徒有其表，其国力也非常强大，地位、声望都很高。庸国在商朝时期，是群蛮之首，湖南北部、湖北西南部的“百濮”都归集在庸国的麾下。这与庸国在当时的政治、军事实力、威望是分不开的。庸国在春秋时期称雄于楚、巴、秦之间，曾打败楚国几次入侵，以至于给楚国造成迁都的威胁。最后的庸楚之战，楚如果不联合巴、秦，单靠某一个诸侯国想灭掉庸国，几乎是不可能的。庸国不仅国力强大，其爵位也很高。《礼记．王制》说：“王者之制禄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仪礼》说：“同姓大国则曰伯父，其异姓则曰伯舅。同姓小邦则曰叔父，其异姓小邦则曰叔舅。”“其在东夷北狄西戎南蛮，虽大曰‘子’。”庸国国君世代为侯伯，其他诸侯国“虽大，爵不过子，故吴、楚及巴皆曰子。”周时分封制度是严格的，非伯者不能称其为诸侯，故楚子威逼周王室给其封号，“欲观中国之政，请王室尊吾号”。庸即为伯，说明其地位很高，也充分证明庸国的强盛。
     庸国大事记
     公元前1046年1月20日，武王伐纣时，周武王联合西土庸、蜀、羌、髳、微、卢、彭、濮等族和方国，进攻商国。庸国名列于八国之首。
     公元前611年（楚庄王三年），庸国趁楚国闹饥荒之际兴师进攻。楚庄王联合秦国、巴国反攻，灭亡庸国。炎帝作为汉水流域文化宗师开创了南方文化新的繁荣时代。考古发掘表明，早在六千年前，秦岭——淮河以南就已经广泛种植稻谷。稻谷的种植大大解放了劳动力，使人们有空闲从事娱乐，文艺就得到发展。那时的文艺以巫术治病走向巫舞傩戏的祈天娱人，因此出现出土文物中的那些石、骨、玉等质地的装饰品和岩画作品。
     居住在堵河沿岸的人群自称为“庸人”，其地方称为“上庸”。上庸得名于女娲抟土造人、炼石补天的典故，因抟土、炼石，那座称为“天梯”的灵山之巅被削平，《地名志》说：“其上平夷，故曰上庸，乃补天之梯也，在今竹山县西七十里，上庸山是也。” 据王国维对庸史的研究成果和<通志·氏族略>及蒙文通的<古代民族迁徙者>记叙：堵河流域的上庸，尧时是其长子丹朱的封地，丹朱在此发明围棋，与父帝尧战于丹水之浦。“尧时庸人善弈，性狂放狡黠”。围棋，无疑进一步开启了民智：反叛和聪颖。商代，庸为侯国。定都于竹山城东南四十一里的方城山。《括地志》载：“方城山，庸之都城。其山顶上平，四面险峻，山南有城，长十余里，名曰方城”。《湖北通志》载：“方城天险之保障”。《民俗博览》载：“庸人好巫，端公疗疾，其效神验，乃上古遗风也”。在商代崇尚巫风祭祀的时代潮流中，堵河的巫文化得以张扬。公元前611年，楚国遇上严重灾荒，饿死不少百姓，楚庄王在韬光养晦“三年不鸣、不飞”。楚之四邻乘其危难群起攻楚。庸国国君遂起兵东进，并率领南蛮附庸各国的军队会聚到选(今枝江)大举伐楚。楚国危在旦夕。
     楚庄王火速派使者联合巴国、秦国从腹背攻打庸国。公元前611年，楚与秦、巴三国联军大举破庸，庸都方城四面楚歌，遂为三国所灭。实现了“三年不飞，一飞冲天；三年不鸣，一鸣惊人”的壮志。
     梁启超在评价庸国亡时说：“楚庄即位三年，联秦、巴之师灭庸，春秋一大事也。巴庸世为楚病，巴服而庸灭，楚无内忧，得以全力争中原。”更为重要的是楚人兼并上庸国后吸收了庸先进文化国力大增，据考证，屈原先祖是庸人，庸文化成为楚文化的先河。庸国占有逐鹿中原而问鼎的最佳位置，但伐楚未成反成楚之附庸，使楚得以窥中原之虚而入之，实在是“庸人自扰”。究其原因是：庸国人背离了地域传统文化“守中抱一、和合通变”的内在精神，过份张扬武力、得意忘形，以致坐失良机。然而，庸国的灭亡是上层贵族势力的不幸而非堵河文化的溃灭，恰恰相反，堵河地域文化在“朝秦暮楚”的政治动荡中吸取异域的秦、楚文化得以在隐逸中保存下来。自此，堵河以古巫养生为特质的地域文化完全退出政治舞台而隐居于民俗之中绵延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