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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ns按： 中国皇帝最得意最荣耀的一句话，大约就是“八方来贡，万国来朝”。 在郑和下西洋运动中，明成祖朱棣不惜重金铸造了一个典型的天朝大国形象。 通过赠送大量金银瓷器来吸引番邦，而那些象征性的朝贡并不能带来真正的经济收益。 那么，中国皇帝到底为什么一言不合就送银子呢？ 以下内容来自硬球实验室（hardcore-lab），作者硬球君殷罗毕，转载已获授权。  白送银子给老外，好像是中国皇帝历来的优良传统。最著名的一次，估计应该是明代皇帝朱棣所发起的郑和下西洋运动。硬球君就以案例来剖析皇帝在白送银子这样的活动中，他的理性和算计究竟是什么？ 事实上，今天我们要详尽周全地讨论郑和下西洋已经颇为困难，因为史料相当之残破。在第七次出航之后，明朝的大航海事业便被刚继位的明宣宗禁止，而航海记录也在此后被彻底焚毁。从此，这支远抵了南亚、阿拉伯半岛和非洲的大航海舰队，仿佛压根就没有在那片洋面上存在过。它既没有像哥伦布那样为宗主国带来一个全新的政治空间，也没有开拓出全新的贸易航线。  大航海，于是成了一个令中国人颇为感慨和喟叹的话题，如果郑和的下西洋没有那样戛然而止，会不会出现一个华人的全球时代，世界通用语不再是英语而是汉语。 去海外白送银子与政治货币的投入收益表 但这样一支庞大、先进的航海力量却如此消声觅迹，个中原因至今是雾中风景众说纷纭。最为简单的一个解释，也是至今为止最为流行的一个解释，便是将郑和下西洋解释为一个典型的天朝大国形象工程。倒贴本白送大量金银瓷器吸引番邦来华，进行象征性朝贡。送得多，收得少，来回海上的天文数字路费又都是天朝自己买单，这赔本买卖，玩了七次，终于玩得国库空虚：“中国耗废亦不赀”《明史》。另《殊域周咨录》记载，兵部郎中刘大夏曾言：“三保下西洋，费钱粮数十万，军民死且万计，纵得宝而回，于国家何益，此特一弊政，大臣所当谏也。” 。 于是舰队在创始人朱棣皇帝的孙子明宣宗继位之后，就被当作徒有其表、耗费无度的面子工程一举撤销。这一解释貌似也颇为符合中国皇帝和皇权政府的行事逻辑。 当然，让各方番邦前来朝贡，确实是郑和下西洋的一项目的，而且是必须完成的基本目的。在锡兰,郑和就生擒了不愿臣服朝贡的国王,押解到北京发落。而如果愿意朝贡的，则薄来而厚往，藩王进贡一些土特产，明朝皇帝以数十乃至数百倍价值的礼物回赠。若有愿意坐郑和的豪华邮轮来大明亲身朝拜的藩王，更是好吃好喝好招待。有的到了京城，乐不思蜀就此住下，大明政府也就这样把他当爷好生伺候着，把这批不干活成天闲着到处玩的国际友人养起来。有时，还要把中国的漂亮mm嫁给他们，好让国际友人安心生活。  这种种行事，在经济上完全是非理性、亏本的行为。好端端放着一个巨大的海外市场不去开发，却白送东西给藩王，这种朝贡体系往往令当代的中国人不解乃至感到愤懑。但如果我们将经济计算的范围略加放大，将政治权也当做一种通货，一种可交换的商品的话，我们就会看到另一种收益表。 对于明朝皇帝而言，治下的土地和民众显然是一个巨大的收益项。但这个收益项对皇帝而言，并非一种未来的预期收益，而是囊中之物。因此，这个收益项对于皇帝来说，更多的是他可投入其他项目的资本，而不是投资目标，只要在不造反、不威胁统治的界限下，皇帝对于这一个已获资本，当然是越多抽取越有利。这是完全符合经济理性的。而更为关键的在于，皇帝治下的臣民原本就是皇帝的政治财产，他们自身是没有政治选择权，皇帝已经依靠开国先祖在战争中暴力征服并且一次性没收了所有臣民的政治选择权。所以，治下的臣民在皇帝的政治核算表中，其估值约等于0，只要他们不造反。  换言之，所有臣民是没有政治货币价值的。但远在海外的那些番邦，那些藩王的手上则是有政治货币的。他们有选择权，可以表示象征性的臣服，也可以不臣服。这种类似政治投票的权力，便是明朝皇帝派了郑和船队穿越重洋，拿了大批金银丝绸和瓷器去交换的政治货币。薄来而厚往，那个往之后，皇帝收获了象征性的政治资本，那就是广大番邦对他中心正统地位的承认。对于皇帝而言，没有政治货币的臣民是完全不可能给予他政治增值的。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国历史上的统治者往往对内严苛压榨、利益分毫不让而对外献媚大把送钱的根本逻辑。郑和下西洋这样送多收少的对外行动逻辑，源远流长延续数百年，晚清慈禧的名言，“宁与外邦,不与家奴”，也正是题中应有之义。 但以真金白银换来象征性的一跪，象征性的政治货币并不能转换为真正的经济收益，因此，大规模交换之后，自然难以为继。这便是中国大航海项目早于哥伦布却黯然终止的解释之一。以朝贡形式交换外邦的政治货币，这可以在相当程度上解释明代大航海的开启和终止，但当更多的历史细节被拉进放置在我们面前，事情呈现了另一个层面上的算计。 以国际友好为名的皇家垄断性海外贸易 于是，我们有了更真实的经济学上的解释。因为，郑和下西洋在招揽藩王之外，确实也进行了大量贸易。郑和采购的商品，甚至与大航海中的西班牙船队如出一辙，都是——香料。 跟随郑和出使西洋的马欢等人都在其记录中提及了郑和船队与当地的香料贸易。郑和船队所到达的东南亚、印度洋沿岸、东非诸国在历史上均是香料产地，当时明朝在海外进行的香料交易，主要以物物交换的形式进行。 史载“西洋交易，多用广货易回胡椒等物，其贵细者往往满舶，若暹罗产苏木、地闷产檀香，其余香货各国皆有之”。盛产香料的国家几乎都没有什么制造业，因此对明朝出产的陶瓷、丝绸、钱币等，都极喜爱。  当然，郑和对东南亚、非洲土著的交易，并不像西班牙人来到美洲时，拿玻璃珠就换了印第安人的黄金。但以瓷器丝绸交换香料，也是远远低于国内市价，这也完全符合国际贸易规律的。 以胡椒为例，《瀛涯胜览》中记载说，苏门答刺国胡椒100斤值银一两，但被运到中国后，则以每斤5—20两的价格卖出。胡椒有500倍——2000倍的利润。在历史学界，学者根据史料普遍认为郑和的船队带回来的主要货物是胡椒和苏木。郑和的舰队，一艘主力大型宝船就在一千五百吨以上，只要满仓运回一船（1000吨）胡椒，获利即可在500万两白银以上（请注意，这是按照未有大批进口之前的国内市价计算所得的理论获利）。这可是与西方人大航海近乎同等的暴利活动。在海上获利这方面，郑和与哥伦布有着近乎酷似的行为方式和行为逻辑。但有着类似的开局，却又以完全不同的结局收场，那个大航海所开启的全球市场和新世界，中国人是如何失去的，这笔账，我们需要等郑和回到陆地上之后再仔细推算。 明朝的产能过剩与内需不振 郑和究竟带回来了多少香料，因为航海记录的档案整体被焚毁，这个数据至今在历史学界依然是一个无从统计的数字。但根据其他史料，我们可以看到郑和下西洋之后，明朝本土的香料数量大增，而且在皇帝的财政体系中，这些香料起到了替代货币的作用。 《明宪宗实录》卷八载:“天顺八年八月甲辰，赏京卫官军方荣等，胡椒一千二百四十四斤，以造裕陵工完也”因香料贮备量太大，朝廷以俸禄的形式将香料分配给官员也长期存在过。史载，自永乐二十年(1422) 至二十二年(1424) ，文武官员的俸钞已俱折支胡椒、苏木，规定“春夏折钞，秋冬则苏木、胡椒，五品以上折支十之七，以下则十之六”。  把香料当工资发，从中也可见当时香料在国库中的过剩。虽然可以折合成那么多的银两，但皇帝手上成吨的香料依然是香料，并没有流通变卖成为货币或其他商品，由此可见，明代大航海的香料贸易其实是严重违背了真实的市场需求。 由此可见，通过貌似白送银子的国际公益、对外友好活动，郑和船队实则是一支典型的超级国企。当时朱棣一方面命令郑和大规模下西洋，另外，明朝自开国以来对民间的海禁事实上从未松动。因此，郑和的大航海其实是一次大规模的皇家垄断整个明朝对外贸易的行动。朱棣皇帝派出船队，一方面招引朝贡，另一方面是大兴皇帝自己一家的国际暴利贸易。  朱棣皇帝借郑和之手，近乎完美地达到了他的目的。但在长期运行中，明朝的大航海却显出了皇帝不断获利却整个国家不断亏损的局面。香料没有流通到有着真实需求的市场之中，海外贸易的获利也没被国内各阶层所分享。同时，为了维持大航海、为了推进大规模皇家造船业，对富有地区和商人课以重税，自然导致一方面产能过剩（国库中香料堆积成灾），另一方面内需不振，最终难以为继而彻底破产。 硬球部分参考来源： 《明史》 《殊域周咨录》 《瀛涯胜览》 《明宪宗实录》 （除了胡椒说明图之外，本文内所有图片均来自押井守导演作品《攻壳机动队之2无罪》） 更多内容关注硬球实验室（hardcore-lab）。以深度逻辑分析、思维推演来处理当下世界的流行性问题——硬球实验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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