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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当阳峪窑的调查经过和主要品种
半个世纪以来，我国及国外陶瓷考古工作中曾出现一个陌生的概念和名称——“当阳峪窑“（或称“焦作窑”或“修武窑”）。它的代表作品主要是近似“磁州窑”的白赭地剔、划黑花或赭、白花的瓶、枕、壶、罐之类（图一）。这类器物过去长时期地曾被列入“磁州窑”而混为一谈。自从它为当时人们发现以后，便在国内外文物界风靡一时，身价十倍。特别是英人司瓦洛与瑞典人卡尔贝克在1933年先后前往该窑调查，并发表了《关于焦作陶器的记录》一文以后，国外不少论文及图录中又一反常态，曾将所有“磁州窑”型的精品一概定名为“焦作窑”或“修武窑”或“当阳峪窑”。影响所及，遂使其由昔日之默默无闻，寄人篱下，一跃而大有后来居上，压倒群芳之势。尤其是近些年来在某些外国图录中出尔反尔，将“修武窑”或“焦作窑”作旧改作“磁州窑”的事例也屡见不鲜。可谓之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了。过去，故宫博物院曾在1952及1962年两次派人去河南省修武县当阳峪窑址作了实地调查。当时见间有的已著文发表，有的尚待深入研究。而今虽已事隔多年，但似乎仍有重新商讨的必要。 当阳峪窑位于河南省北部的修武县（按《修武县志》记载说是在“县西北四十五里”而其南方约十二里为焦作市，故亦名“焦作窑：）。据《大明一统志》和《大清一统志》内都曾记载说：”怀庆府土产磁，河内、修武二县出，有窑。“此外，在《乾隆府厅州县图志》一书中也曾有类似的记录。实际上，早在北宋元符三年~熙宁四年（公元1100—11`05年）间，当地即已建祠立碑记叙当时烧窑盛况说：“时惟当阳工巧，世利蒈器埏埴者百余家，资养者万余户”。在1933年卡尔贝克前往该地调查时，尚能看到窑址有四百余座之多。但是经过几十年来人为的穷搜苦掘与地貌的自然变迁，到解放初期去人调查时，便不得不靠残阙的碑文进行推测。及至62年我们再赴该地，则几乎已看不至窑址遗迹，甚至连较大的瓷片堆积也难以找见了。 综观故宫博物院两次所获的陶瓷残片计有： （1）白釉；
（2）白地绘划黑花；
（3）黑釉；
（4）酱紫釉；
（5）蜜黄釉；
（6）绿釉；
（7）绞胎；
（8）赭黑地剔划白花；
（9）红、黄、绿加彩；
（10）珍珠地划花等多种（图二）。
（1）绞胎；
（2）绞釉；
（3）白地绘黑花；
（4）白地划黑花；
（5）白地划花；
（6）三彩；
（7）钧窑作风的陶器；
（8）定窑作风的白瓷。
二、 当阳峪窑的器物特征及其与北方诸窑的关系
（1） 当阳峪窑与磁州窑 当阳峪窑在型制及装饰上与磁州窑极易混淆不清，这在过去鉴定工作中是颇为困惑的一件事。最初由于磁州窑的主要产地——河北邯郸市彭城镇附近（如临水村）出土的白地绘黑花及白地划花残片不多，而且较为粗劣，所以一直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从而这一矛盾也不突出。可是近些年来在磁州窑的另一重要产地—河北邯郸市观台镇与东艾口村都曾出土有较多的白地绘黑花、白地划花、白地剔划黑花，以及白釉、黑釉、酱釉、绿彩、珍珠地、三彩等十余种陶瓷残片。此外，在磁州窑的另一产地—河北磁县冶子村也曾发现有半刻半划的黑花及赭花、珍珠地划花，以及白釉、黑釉、白地绘黑花、白地刻、划花等多种陶瓷片，而最近在彭城镇兴建土木工程中又发现不少白地绘划黑花、黑釉“铁锈花”的器物残片。一般说来，这些由花纹及釉色上看，未免较之当阳峪窑稍次，然而两地窑址的上限均不晚于当阳峪窑。而且彭城窑至明代更为发达，当阳峪窑则一蹶不振。尤其是观台出土的白地剔、划黑花及白地赭花枕、瓶等残器中，有的足以和当阳峪窑相媲美（图三）。这是很容易造成混淆的第一点。 其次，再由它们的原料来源及胎釉特征来看，在《续安阳县志》卷七“矿业”部分内曾有如下一段记载：开采南平长石矿，……用途以瓷釉为大宗，制玻璃及琉璃次之。行销磁县、汤阳、修武、阳城一带。 叶麟趾的《古今中外陶瓷汇编》“磁州窑”项内也曾提及此事说： 闻宋代磁州窑之佳品，多有出自河南之安阳县者，抑或曾用其原料？该地名隘口（按即今之艾口村），在镇南五十里，现已无窑迹，该地原属安阳县，常有掘出之品云。 试看修武当阳峪窑及邯郸观台窑、艾口窑、磁县冶子窑乃至汤阳鹤壁集窑所烧陶瓷器的残片断面，胎质多近似粘土状（不似景德镇窑、定窑等瓷器破坯断面之如贝壳状），且有吸水性，叩之虽亦铿锵有声，但究不如瓷化程度较高的瓷音清脆嘹亮。这些特征可能是含长石较少，烧结不够充分的现象。因而胎釉多不很坚实，并且容易发生细碎的片纹。如与瓷化程度较高的定窑制品相比，显然是有所不同的。但在它们三者之间则颇为相似。这是极易造成混淆的第二点。然而，如果仔细加以对比，也不是毫无区别的。只以其中最易混淆的白地剔、划黑花作品而言，则有以下几点特征： ①
当阳峪窑的胎质较粗，多呈灰白、灰黑或黄褐色，有的烧结不够充分，而吸水性较强，一般罐、瓶之类的贮水器里面多有釉。磁州窑的胎质则较细，呈灰色，因吸水性较弱，故一般罐、瓶里面很少挂釉。
②
当阳峪窑釉层较薄而光泽较强，釉面多有细小开片，其中精品真作到了白如凝脂、黑似刷漆的程度。而磁州窑多是釉层浓厚、光泽内含，色调白中泛黄，黑中带褐，两者相比，未免稍有逊色。这或是由于当阳峪窑所用化妆土内含铁、钛等杂质较低，故烧成白度高。而两处所用“斑化石”（一种贫铁矿，在煤系地层出产，用作黑色颜料）组成分不同，所以前者光亮有如黑漆，后者近似贴残的膏药。
③
当阳峪窑纹饰比较华缛，富于变化。主要是白地剔、划黑花之外，尚有赭白、灰白地剔、划花的作品多喜用方格纹、卷线纹或回纹等作边饰。刻线流畅，苍劲有力。磁州窑纹饰则比较简朴，以白地绘黑花或赭花为主。亦有剔、划花纹之作，技巧也相当熟练。
上面所说的区别，只不过是初步对照看到的一般现象。当然不能说所有当阳峪窑制品都非常精美，而磁州窑制品则一概为之逊色。例如前者所出的白釉盘、碗残片多是粗陋不堪，而后者所出黑釉壶、罐残片却不乏精致之作。特别是磁州窑的主体——观台窑所出的白地绘黑花或赭花，以及绿地绘黑花瓶、枕残片（参见图三）黑似松烟古墨，绿如嫩柳新荷，而且画意清新，笔法老练，不愧为独树一帜的杰作。但在当阳峪窑出土的残片中却未见有如此精美的制品。 （2） 与鹤壁集窑的比较
鹤壁集窑位于河南省西北部的鹤壁集市迤西的汤河、淇河两岸。1963年曾经大规模进行发掘。所出陶瓷器及残片以白釉为主，其次有黑釉、黄釉、天兰（钧）釉、豆青釉，以及白地划花、白地绘黑花、豆青地划白花等多种，是介乎当阳峪与磁州窑之间的北方民间窑。它的制品与这两处制品十分相近。例如白地绘黑花或赭花的器物极似观台和东艾口窑的作风。而豆青地剔划花的器物则酷似当阳峪窑的技法。这些都标志着它们之间一脉相承的关系。证诸前面提到的《继安阳县志》“矿业”部分中曾记载有汤阳、磁县、修武等窑使用同一釉料的史实，是不难理解的。
这里需要提出的一个问题是，在一些外国出版的中国陶瓷图录中，常常把一种里面施白釉外面施黑釉，或里外均施黑釉而在口缘有一道白边的宋代大小盘、碗、以及黑釉或带黄褐彩的瓶、碗等均名之为“河南天目”，而说不出它的具体烧制地点。此外，还有一种纯黑釉上面凸起数道褐黄色线条的宋代壶、罐之类，在传世品及图录中也屡见不鲜。但在过去多搞不清它的具体窑口，甚至还有个别将它臆测为“焦作窑”或“修武窑”（当阳峪窑）的。其实上述这两种黑釉器物残片，在我们找到的当阳峪窑标本内并无所见，反而曾在鹤壁集和其它窑址内发现不少。例如在河南登封曲河村窑、宝丰青龙寺窑、山西榆次孟家井窑、介休洪山镇窑、浑源介庄村窑、广东潮州笔架山窑、广州西村窑、广西兴安严关窑以及福建建阳池墩窑等处遗址内都曾发现过这种黑釉白边的碗、盘残片（图四）。而在河北邯郸观台窑及彭城窑则发现有黑釉带黄褐斑纹的器物残片，尤其最近笔者还在广西兴安严关窑找到不少近似玳瑁釉而斑纹流淌者（有的发青而流黑线），可见其生产地区之广。至于那种凸起白、褐线的黑釉器物残片，除鹤壁集窑以外笔者还在河北邯郸观台窑、河南禹县扒村窑、密县窑沟窑、宝丰青龙寺窑、鲁山段店窑以及山东淄博华岩寺窑等处均曾有所发现（图五）。这些不但具体说明了它们彼此间的技术联系，并且也为进一步探研和解决当阳峪窑所有品种的问题提供了颇为有力的线索。
总的看来，鹤壁集窑的胎质一般很粗糙，有灰白、灰黑、黄褐、黑褐等多种胎色。这点同当阳峪窑颇为相似。惟后两种胎内含有粗砂粒，气孔较多，吸水性也较强，因而如白地绘黑花的黑粗砂胎器物多是里外挂釉。这一点与磁州窑也是有所不同的。 鹤壁集窑还有一种黄褐砂胎的蜜黄釉大盆、罐之类，划刻有如芝麻点状的线条，图成鸭、兔等纹样，构图简练，意态生动。这种划花方法，有时也出现在白釉器物上，与当阳峪窑乃至磁州窑的作风迥乎不同，可以说是一种特有的技法。在区分窑口，尤其对于识别当阳峪窑或鹤壁集窑类似的制品方面也是不可忽视的一种特征。（3） 与扒村窑的比较
扒村窑位于河南禹县城外西北方，虽然过去不见于文献，但传世品甚多，以白地绘黑花为主，其次有白地划花、翠青地给黑花或印花、红褐地绘黑花、白釉、黑釉、黄釉、绿釉、红彩、加彩等。它的制品特征是：胎质粗松，断面近似土状，有吸水性，各色釉下一律施有化妆土，釉面多不坚实，常有小疵、失亮或剥落现象。这些特征与上述的当阳峪窑、鹤壁集窑、磁州窑大体相同。它的品种根据我们调查所获标本来看，由需要高温的黑、白瓷到低温的釉上彩共有十三种之多。其中不少品种都与邻近的其它地方窑有着密切的关系。如白釉撇口小碗无论在釉色或造型上都和修武当阳峪窑、登封曲河村窑以及密县西关窑所获的同类标本十分近似。所不同者只是扒村窑内支钉痕异常明显，圈足较深而已。至于当阳峪窑的主要品种——白地剔、划黑花在扒村窑作品中却不多见，仅在几片盆底与枕面残破图样内偶然见有白地绘划黑花之作，而且划法简单生硬，有如剪纸花样。这一点较诸当阳峪窑或磁州窑的水平尚逊一等。
扒村窑不但品类丰富多彩，而且釉调鲜明，有的也作到了白似雪、黑似铁、黄似芥、红似血的程度。尤其是它的主要产品—白地绘黑花，绘图严谨繁密，多喜用花草、莲瓣、水藻、婴儿、鸟曾等纹饰，富有浓厚的民间生活气息，其作风与鹤壁集、密县、磁州等窑如出一辙。余如宋三彩、加彩近似当阳峪、登封、磁州、高平、淄博等窑作品。这些都说明它也是属于磁州窑系的一个分支，与上述各窑同一流派。其中尤以山西的高平窑与当阳峪窑距离最近，它们之间在白地红绿彩方面究竟存在什么关系？更是值得今后深入探讨的一个问题。 扒村窑有一种别致的翠青釉下绘黑花或印花，以及红褐地绘黑花的瓶、枕残片上面多绘有水藻、水鸟、花叶等纹样。这类作品除在邯郸的观台窑曾找到过青绿釉黑花残片外，其它窑址内尚未发见。也是过去曾被外人误作“修武窑”或“当阳峪窑”，而在我们去修武时一无所见之物。此外，还有一种黑釉凸起白、褐线纹的罐、碗残片，釉色光亮如漆。这类器物在上面第2节内已经谈到（见图五），而在某些外国图书中曾一概认为是“修武窑”制品，今天必须还其本来面目。由此也看出它们之间有着一定的内在联系了。 （4） 与密县窑、登封窑的比较
密县窑在河南省密县西关外，是唐代民间窑址之一，过去未见文献记载。从我们62年去那里彩集的标本来分析，其下限约终于北宋。烧制陶瓷品种有白釉、黑釉、黄釉、青釉、白釉绿彩、白地划花、黑釉凸白线、珍珠地划花等。其中珍珠地划花瓷片虽数量不多，可是就目前所掌握的材料看来，以它为最早。而其邻近的登封窑随之崛起，并取而代之，以此种技法作为主要品种之一。以三地之比邻相近，显然是它直接或间接影响了当阳峪的珍珠地划花技法无疑。
登封窑在河南省登封县曲河村，是唐、宋时期的名窑之一。它的品种之多也不亚于当阳峪窑及扒村窑，计有：白釉、黑釉、黄釉、青釉、白釉绿彩、白釉褐彩、白地划花、刻花、白地绘黑花、珍珠地划花及宋三彩等。它的主要品种如珍珠地划花的器物残片，在当阳峪窑址内也曾有所发现。特别是两处窑址所出的一种宋代白釉撇口小碗，无论造型、釉色都一模一样，甚至釉的片纹也非常相象。而且与扒村窑所出同类小碗大同小异，说明它们之间不无关系。 由上限来看，登封窑早到晚唐，历史悠久，技艺高超。例如我们在62年去该窑找见的宋三彩残片当中便有十分精美标本。这类器物及残片后来去扒村窑和观台窑址调查时也曾有所发现。说明它的烧制地点决不止当阳峪窑一处。况且这几处的宋三彩釉色鲜艳异常，可谓之红若丹涂，黄如腊染，绿似点翠，纹饰构图也相当优美。因此，有些国外出版的图录曾将这类器物一概定名为“修武窑”的根据是不足的。其中还有的将珍珠地划花的品种全部列入“修武窑”。例如在这些图录内常见的一件刻有“熙宁四年三月十九日”和“家国永安”铭文的珍珠地划花纹枕（原物现藏英国大英博物馆），也被定为“修武窑”。并且有人还以此作为论据来妄断为“修武窑”的上限（公元1071年）。今日看来，这种作风的陶瓷残片，除了修武当阳峪、登封曲河村、密县西关、郏县黄道等窑外，还在磁县观台镇、宝丰青龙寺以及宜阳三里庙几处窑址内，笔者均曾有所发现。其它如山西的河津窑、交城窑最近也发现了此种作品（图六）尤其当时登封窑正处在继续发展时期，珍珠地划花又是它的典型技法，而当阳峪还处于“蠲曰发徙，远迈耀地”向外学习的初期阶段，并不以此种技法见长，是否有可能烧制如此技巧娴熟的精品，恐怕也是值得商榷的。登封窑还有一种褐色地剔划白花的作品，是在敷有化妆土的坯胎上剔刻掉花纹以外部分，留出白色花纹，然后在花叶上划出花蕊、叶脉、技巧熟练，精美绝伦。此类标本我们仅在当地发现一片，而在其它窑址内迄今尚未见到，可称是独树一帜的杰作。但在某些外国图录所刊传世品中，这种作法的执壹往往也被误入“修武窑”或“磁州窑”之列了。此外，该窑还出产一此儿童玩具，如小瓶、小罐、小人、小兽之类，多施以黑、白釉装饰，姿态作风与当阳峪、扒村及其它许多窑址所出者大体相似。充分体现了这些民间窑所共有的一种平易近人、面向生活的朴实特色。 （5） 与介休窑、榆次窑的比较
介休窑在山西省介休县洪山镇，它的上限早到晚唐。在北宋大中祥符元年（公元1008年）该地建立的《源神庙碑》文内，曾有所谓“丹火炊频，洙风扇出，高士云集，O舡频届，陶剪翠殊，名彰万载。”一段话，可见在宋初时候它的陶瓷生产就相当发达了。57年山西文管会曾有人在该地发现过白地绘黑花大碗、罐及紫地剔、划花大洗等残片。62年和77年笔者两次去该地调查时，也曾找见过一些白地划花和白地绘划黑花或紫花的大盘、大盆残片。虽然数量不多，而且质量也不及当阳峪窑制品那样精致，但是按照一般事物发展是由简单到复杂的规律来考虑，再证以介休窑的上限早于当阳峪窑这一客观史实，那么当阳峪窑的白地剔划黑花技法至少是不能专美于前的了。
榆次窑在太原市东郊的孟家井村，因原属于榆次县故通称“榆次窑”，也是宋代山西著名的民间窑之一。根据当地残余的“伯灵庙”遗址及明代弘治三年《重修伯灵庙记》碑文来判断（文中曾提到“归有神祠一所，世祭伯灵仙公”的故事），这个所谓“伯灵”也就是我们曾在当阳峪、鹤壁集、扒村等窑碑文中所见到“百灵”或柏灵“，可见它们之间有着某些相通之处。例如62年去该地看到的大量黑、白釉瓷片之外，尚有少数白地绘黑花盘、表釉刻花枕和青、褐釉印花盘，以及酱紫釉碟等残片。前两种颇近似鹤壁集、扒村与东艾口村（磁州窑）等窑的装饰方法。而青釉、褐釉印花纹样的与河南临汝窑、宜阳窑、内乡窑或陕西铜川窑（耀州窑）的作风相近，只是里面一圈无釉、叠烧。而酱紫釉碟、碗之类虽形制较为特殊，但釉色与铜川、鲁山、宝丰、曲阳（定窑）等窑址所出酱釉残片同一色调。特别是该窑出土绞胎瓷片（当地名”陈格次“，绞痕凸起）与当阳峪制品大同小异。这些都说明它们之间存在着一定的技术联系。 宋代以后北方陶瓷器剔、划花技法中，有一种在黑釉上剔刻花纹的罐、瓶之类，图案精美，釉黑似漆，而且光艳夺目。这类器物在宋、辽、金、元各代遗址出土物或传世品中均不乏其例，无论在釉色或剔、划技巧上的高度艺术成就均不亚于当阳峪窑的水平。而这样的作品，在当阳峪窑址残片和传世品内却从未见过。根据过去出土地点多在山西一带，并且直到几十年前还曾有山西老艺人善仿宋代刻花、划花、黑釉剔花瓷器。特别是平遥等地目前仍保留此种剔刻作法的优秀作品。77年笔者大同、怀仁、浑源等雁北地区调查古窑时，又发现大量的辽、金时期黑釉剔、划花精品。这些情况都表明黑釉剔刻花正是山西固有的一种传统技法。从而对于那种将所有剔刻、剔划花的黑、白釉陶瓷器杰作多归功于“宋修武窑“或”宋磁州窑“的说法是值得深入研究的。 （6） 与淄博窑及其它各窑比较
淄博窑在今淄博市磁村、坡地、寨里及华岩寺一带。它的上限可早到北朝时期，乃是最近发掘的一处山东古代窑址。但过去很少见于文献。只在叶麟趾〈古今中外陶瓷汇编〉一书内曾有如下一段记载：“博山窑，在今山东省博山县，亦仿定器者。釉质带黄，体亦较厚，釉有黑色及淡黄色者。今亦有白釉墨彩之品，类似磁州窑。……”
76年冬，我们曾与当地同志一起到过该地窑址，看到一些早期青瓷及大量近似磁州窑的宋、金时期陶瓷残片。计有：黑釉、白釉、白地划篦纹、白地绘黑花、白地剔、划黑花、白釉红、绿彩、黑釉凸白线、加彩以及绞胎等多样品种。技法纯熟，釉色光润，其中有些成就实不亚于上述诸窑。例如：加彩人象不仅彩色艳丽异常，而且造型逼真，栩栩如生，胜过扒村窑的作品。白地划篦纹大碗、盘之类酷似鹤壁集窑制品，而胎质细白过之，很少孔隙。至于白釉绿彩壶、罐的色调也堪与密县、登封等窑媲美O特别是“绞胎“这一少有的品种，在北方唐、宋窑址内，除当阳峪窑、榆次窑、新安窑、宝丰窑曾有所发现外，更早的仅见于巩县窑址内。而淄博华岩寺窑的绞胎作品是以黑、白二色相绞，与前二者以赭、白二色相绞的作风截然不同，可谓别具一格。还有淄博坡地窑出土的剔划花器物残片，其佳者几乎可以追踪当阳峪窑制品而无逊色。
此外，在安徽肖县的白土镇窑遗址内，过去还曾发现过划花、印花、白地绘黑花、褐红地剔划花等陶瓷残处。河南新安县的城关窑最近又发现白地绘黑花、珍珠地划花、刻花、剔花、加彩、宋三彩以及绞釉等多种残片。而河南辉县的沿村、宰坡等窑址内也出土过白地绘黑花瓷片。其它，如辽阳的江官屯窑、赤峰的缸瓦屯等窑也有类似的黑釉剔花、色地或白地剔划花陶瓷残片。这些都有待联系上述各窑
产品作进一步的细致对比和深入探讨，才有可能对于磁州窑系的陶瓷器得出比较全面的认识。
三、 当阳峪窑与其它北方窑系制品的类似
（1） 与定窑的关系
定窑在河北省曲阳县涧磁村，是我国宋代北方著名瓷窑之一。它以烧制光素及刻、划、印花的白瓷著称于当时及后世。此外还有所谓黑定、红定、紫定、绿定等，解放后都已有所发现但是，定窑是否也烧制类似当阳峪窑或磁州窑的白地黑花（剔花、绘花）瓷器呢？它们之间的关系又如何？这确是一个颇值得推敲的问题。
在《古今中外陶瓷汇编》一书中曾说：“定州窑在今河北曲阳县。……其窑器尚有土定、白定、粉定、黑定、红定、紫定。……定窑品类虽多，然以白色为主体，尤以北宋之政和、宣和年间者为最佳。……又有白釉墨彩者（按：即指的是“白地黑花”
）近似磁州窑器，而略逊之，乃宋初之物也。此书于1934年出版，而日人小山富士夫在1943年依据此说去定窑作窑址调查时，所发掘的瓷片中也是以白釉为主体。类似这种白釉瓷片在当阳峪窑址内曾发现不少，即卡尔贝克所谓“定窑作风的白瓷“。后来到解放后，故宫博物院派人去定窑窑址发现的酱紫釉瓷片及传世品内，还有酱紫釉折腰盘（即所谓“紫定”）与当阳峪窑址内发现的酱紫釉盘残片无论造型、釉色都非常相似。
引人注意的是，在故宫博物院所获的上述白瓷及酱色瓷片外，还有几片灰白釉剔花瓷片（图七）。77年笔者又亲手在定窑址拾得绿地剔划竹纹瓷片及白地剔黑紫釉瓷片各一片。作工精细，与当阳峪窑的风格大同小异。只是定窑制品胎体较薄而细白，釉质紧密很少开片。此种剔划花瓷器在小山去定窑找到的残片当中也有数片。虽然数量不多，但由此也可看出两窑之间在剔花技术方面也存在着一定的关系。
另外，在65年河北省文物工作队所作窑发掘报告内，也曾有关于五代堆积层内“开始出现了题材简单，但线条洗练的划花和剔花纹饰”的记载。并在元代遗物中存在“饰有黑酱釉梅花点”的瓷罐。而类似这种白地绘黑梅花的瓷片，在小山所获定窑残片中也有一片。这些现象的存在虽属片鳞倒爪，但决不会是偶然的巧合，而是必然的结果。以定窑在当时声誉之重与当阳峪窑制品之精，加之两处相距匪遥，难免相互模仿制作。因而存在着白釉、黑釉、酱紫釉、白地绘黑花以及灰白、灰褐、绿地剔划花等类似现象是自在意中的。同时也是值得今后进一步加以探研的一个课题。
（2） 与耀州窑的关系
根据当阳峪窑神庙碑文内曾有所谓“蠲日发徙，远迈耀地。观其位貌，绘其神仪，迺立庙象于兹焉。”的一段记载。可知当阳峪窑还有过派工去耀州窑观摩“百灵”（柏林）神象回来建庙的故事。考耀州窑的《德应侯碑》建立在北宋元丰七年（公元1084年），而当阳峪窑《德应侯碑》的建立是在崇宁四年（公元1105年），庙的建成时间是元符三年（公元1100年）。后者稍晚一二十年。若再对照两处碑文来看，耀州碑文上说：“柏翁者晋永和中有寿人耳，名林，而其字不传也。游览至此，酷爱风土变态之异，乃与时O传O窑甄陶之术，由是匠士传法愈精于前矣。”
可见耀州窑已早在基础。实际上它早在唐代就已经烧制白釉、黑釉及白地黑花瓷器。不过是因柏翁偶游至该地传授“甄陶之术”，而工匠的技法更较比以前有所提高而已。当阳峪碑文上则说：“大哉！百灵之智也，造范甆器乃其始，耀郡立祠则OO也。性天内观，神心反照。因土山之所宜，假陶甄之作器。大朴既革于红炉，造化巧成于天地。”
这里面只不过是用骈体文的华丽词藻对百灵（柏林）大加恭维一番，并看不出当地曾有过烧制陶瓷器的历史传统。何况根据几次去该地调查所获标本来看，其上限仅到北宋初期。故此难免使人产生如下一种想法，即在当阳峪窑工去耀州“观其位貌，绘其神仪”的同时，自然会向该地窑工学习到所谓“愈精于前”的制陶术。然而，需要提出探讨的还不是曾否交流学习技术，而是学习和交流什么技法的问题。
过去文献关于耀州窑的记载，多强调其青瓷方面。如宋人陆游的《老学庵笔记》中曾说：“耀州出青瓷，谓之越器，似以其类余姚县秘色也”。清人兰浦的《景德镇陶录》说它：“亦宋烧青器，色质俱不逮汝窑。后烧白器颇胜。”许之衡的《饮流斋说瓷》则说它“初烧青器，仿汝而略逊，后烧白器较佳。”可是，〈古今中外陶瓷汇编〉内关于耀州窑的记载却说：“耀州窑在今陕西省耀县黄浦（堡）镇。唐初曾有白釉及黑色铁锈花者，胎质粗松，而为淡赤色。并有于白器上画淡红、淡绿之花卉者（其红、绿似烧成以后上色者），所谓“带采耀窑”，此物绝少，世不常见。此窑在宋已著名，宋初仿汝器而略逊，后烧白瓷仿定。……并有白地黑花之品。”今日传世的耀州窑代表作品多是青釉刻、划花器物。至于上面提到的白釉、黑色铁锈花和白地绘黑花器物及残片，1959年大规模发掘耀州窑时，都已在唐代地层内发现。并且判明自唐至元一直未断烧制。而所谓“带彩耀窑”，据闻最近在窑址中也发现有带绿彩者。这些技法都可能是在当阳峪窑工“远迈耀地”时学习和交流的内容之一。 前些年还曾有人在耀县陈炉镇调查窑址时，发现过剔刻花纹的瓷片。而且在传世的耀州窑碗中也有此类作品，如故宫博物院藏有金代青釉剔刻团花纹大碗两件，与当地所出标本一致。尽管时代稍晚，制作较粗，毕竟可以说明耀州窑在北宋后期至金代阶段已有此种技法出现。因此也不能排除有作为当阳峪窑工去学习和交流技法的可能性。
（3） 与钧窑的关系 必须指出的是，这些烧制钧釉的县境内往往也同时生产白地黑花瓷器。如禹县的扒村、临汝的大峪店、汤阴的鹤壁
集、浑源的古磁窑、怀仁的小峪窑等窑莫不如此。尤其这种情况不仅在这几个以白地黑花为主流的“磁州窑系”的窑址是普遍现象，即使在钧窑大本营—禹县神后镇附近的刘家门、刘家沟、上白峪、下白峪等“钧窑系”窑址亦无例外，说明它们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血缘关系。以当阳峪窑工们技艺之精与地理条件之便，完全有仿制钧釉的可能。况且有碑文和实物为证，因此对于这一点笔者是不怀凝的。问题是传世的钧釉瓷器当中，究竟那些应该归属于当阳峪窑？以及它的时代早晚（如根据卡氏报告中所说“钧釉器物腰部以下露胎，以粗劣制品较多”的特征来判断，则恐是元代制品）？对此，还需要通过今后大规模的正式发掘，才能得出科学的结论。
四、 关于当阳峪窑比较发达的原因
通过对当阳峪窑的实地调查与初步分析，可以看出它同北方各地的“磁州窑系”民间窑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其上下限约自北宋直至明代（如由文献上看，修武地方直到两个世纪以前仍在烧制一般瓷器），可谓历史悠久，品类繁多。而且其窑址数目之大，即在当时全国各地来说也是少有的。虽然它的上限并不比上述几个地方窑更早，但在某些产品方面却有着后来居上、出类拔萃的卓越成就，反映出这一民间窑同样具有顽强的生命力与丰富的创造力。当然，也是与它那面对人民群众的生产方针分不开的。例如其器型多属生活必需的盆、碗、罐、盘、瓶、枕、灯及儿童玩具之类。其装饰如绞胎釉、剔刻花等虽是继承了传统技法，但能在原料比较粗劣的不利条件下，善于利用化妆土和鲜明的釉调，做到粗料细作，精益求精，终能制出那样黑白分明、色彩出众的成品。可见它之所以能盛极一时，经久而不衰，并博得如此声誉，绝非偶然的了。
除去上述的主观因素外，当阳峪窑之所以能够取得比较突出的成就和发展，在客观上也具备了许多有利的条件，同样是不可忽视的。
（1） 有利的社会基础和地理条件
宋代经济是唐末农民生活将我国封建社会向前推进一步的基础上，科学比较昌盛，无论农业、手工业都有了很大发展。例如火药、罗盘针、活版印刷术三大发明都是在北宋时期完成的。在如此科学比较进步的有利条件下，对于物理、化学要求较高的制瓷手工业得到突飞猛进的普遍发展也是理所当然的。通过多年考古调查的结果判明，大部分的宋代瓷窑都是在北宋中期以后恢复和发展起来的。当阳峪窑的崛起也恰好在此时期。尤其是它的位置距离当时首都—汴京（开封）较之汝窑、磁州窑、定窑等大名窑更为接近。那时汴京是全国政治经济中心，封建经济的暂繁荣，无论在当时的绘画或文献内均曾有所描写，如宋人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与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等。面对广大城市居民的需求供应，自然是促使其生产发达的一个重要因素。特别是北宋以后，著名的“官窑”（在开封，窑址尚未发现），“汝窑”（在临汝）式微，加之“磁州”、“定窑”等窑又鞭长莫及，更给了它突出发展的好机会。因此也可以说，它是最能反映当时社会经济状况与时代艺术风尚的陶瓷窑场之一。
（2） 优越的生产条件—宋代采煤业的巨大发展
陶瓷器的制作离不开土、水、火这三种主要因素，而煤与陶瓷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不仅烧窑需要它作燃料，并且制作坯胎与化妆陶瓷用的优质粘土，以及制造窑具的耐火粘土等多是出自煤层上下地带。我国古来窑场特别是北方许多名窑之所以离不开产煤区，其原因也在于此。例如：磁州窑之邻近峰峰煤矿区，定窑之邻近灵山煤矿，耀州窑之邻近铜川煤矿，大同窑之邻近大同煤矿，博山窑之邻近博山煤矿，以及唐山窑之邻近开滦煤矿等，几乎很少例外（固然陶瓷窑址多在煤矿附近，却不能说凡是煤矿附近就必定有瓷窑。这是因为除了燃料—煤、柴之外，还需要大量的水源之故）。
我国采煤业早在宋代就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并且开始用煤来烧制陶瓷器。如较早著名的耀州窑便是其中一例。而当阳峪窑位于焦作煤矿附近，煤、土俱备，又有卫河、黄河水利交通之便，加以上述优越的经济和地理条件，在这方面可以说较诸其它各窑有过之而无不及。前面曾提到过它与耀州窑的关系问题，就在当阳峪窑“蠲日发徙，远迈耀地”的同时，很有可能就烧煤窑技术向耀州窑工们学习过较为先进的方法，从而也是它的产品愈精的一个原因。
（3） 丰富的天然资源
从地理条件上看来，修武当阳峪位于太行山麓，正是所谓石炭二叠纪的古地层一带地方。此种地层上面有硅石砂形成的砂岩，其中部有煤层，最下层有含铁分（Fe2O3）较多的粘土质岩石（它的略上一层为适于作坯和化妆的粘土质岩石）。这些丰厚的矿藏都是制造陶瓷器所不可缺少的物质基础。例如商之白陶，唐之邢窑，以及宋代许多磁州窑系和定窑系的窑场，都是处在同样的地质条件下。试看太行山脉以西的山西一带有高平、长治、霍县、平阳、介休、榆次、平定、临汾、河津等窑。西北方有雁北地区的大同、怀仁、浑源等窑。西南方的陕西，甘肃一带有耀州窑、天水窑。东南方有山东的德州、博山（淄博）窑与安徽的肖县、宿州窑等。太行山脉的南端虽只达到黄河，但这种地层却伸展过黄河西岸横亘南北，如河南的鹤壁集窑、当阳峪窑、密县窑、登封窑与河北的邢窑、磁州窑、定窑等。它们的存在可以说无一不是依靠了这种地层分布的物质条件。
不过，尽管这种石炭二叠纪地层具有如此许多宝藏，却唯一缺少陶瓷必需的长石。例如磁州窑的主要产地彭城镇窑，就不得不远去安阳的水冶镇或南平村附近，从花岗岩中采取一种“长英岩”（含有长石和石英，是一种天然的釉料）作制釉原料。当阳峪窑自然也不例外。此点在前面第三部分内已经引用《续安阳县志》有所说明，可见这些瓷窑的存在莫不与当地或附近地质条件有密切关系并受其制约。从而它们之间除了造型、装饰、烧窑等技术上的联系外，在胎质、釉质方面必然有其相同或相似之处。这在一定程度上也给鉴定工作带来了困难。当阳峪窑，既处于上述的资源和技术条件下，自然具有北方陶瓷特别是“磁州窑系”的特征，而且受磁州窑的影响较多，并有所创新和提高。因此将它列为“磁州窑系”中的典型是不无道理的。
五、 几点刍议
（1） 当阳峪窑的白地绘黑花与白地划花
对于当阳峪窑的白地绘黑花、白地划花两个问题，已在前面与各窑比较中有所阐述。总的说来，白地绘黑花、白地划花乃是磁州窑、鹤壁集窑与扒村窑等的主要品种。而白地剔划黑（赭）花则是当阳峪窑的著名之作。每个窑各有其突出成就与主次品种之分，同时也有交叉现象存在。例如在磁州窑（观台、东艾口）及汤阴鹤壁集窑、禹县扒村窑、登封曲河村窑、介休洪山镇窑、怀仁鹅毛口窑等“磁州窑系”遗址内都曾发现过少量的白地绘划黑花或色地剔刻白花器物残片。而多数的却是白地绘黑花或黑釉剔划花的作品形成主流。这种情况同上述“钧窑系”各窑之以钧釉为主。兼烧白地黑花瓷器的并存现象十分类似既然在卡尔贝克去当阳峪所得的标本内，也有一部分白地绘黑花及白地划花的器物残片，尽管我们两次找见极少，而且十分粗陋，不值一观，但决不能因此而否定其存在的次要地位。这是由于多年来调查北方民间窑后所得出的一般规律，同时也是因为尚未能进行大规模的正式发掘之故。
（2） 当阳峪窑中的金代陶瓷器
北宋政权南逃以后，当阳峪窑同北方其它各窑一样，虽日渐衰落并未断绝烧造直到明、清，这一点从上述明、清文献中已见记载，然而，在传世或窑址发现的器物中却很难区分，特别是该窑所烧的金代陶瓷器面目究竟如何？这个问题目前也只能借助于“磁州窑系”中的其它地方窑出土情况进行对比。例如河北磁县观台窑曾经在1957年进行发掘，所见金代地层内有白釉、黑釉、黄绿釉、白地黑花，器型包括碗、盘、罐、盆、枕、酒盅、盏托等多种。另外，山东淄博的磁村、坡地等窑最近也经过试掘。报告中具体指出：金代（第五期）是“磁村窑烧造工艺的高峰”。釉色除白釉、黑釉外，还出现了近似“紫定”的酱色釉。装饰技法丰富多彩，除前期出现的剔花、划花外，还出现了篦纹、白釉黑花、加彩、绞胎等。该报告所说的“磁村窑第五期产品中的‘加彩’是在白釉上加绘艳丽的红、黄、绿彩，属二次烧成的釉上彩”，这类器物笔者在传世器物中曾见过带有“正大”、“秦和”年款者。最近出土的则有侯马金大安二年董坚、董明兄弟墓中的红绿加彩器物与磁村窑同类产品相似。而带有年款可考的“宋加彩”器物，无论在窑址、墓葬或传世品中都十分罕见。因此，对于当阳峪窑出土的过去所谓“宋加彩”即金代的产物，至少这一点是无可非议的了。
（3） 关于当阳峪窑的名称问题
当阳峪窑由于其被发现的时间较晚，所在地点又接近焦作，加以在鉴别上存在着一定的困难，因而在国外一直没有统一的名称。例如在欧洲只限于卡尔贝克等人所能认定的陶瓷器称之为“焦作窑”。而在美国仍一概列入“磁州窑”。在日本则时而列入“磁州窑”，时而列入“修武窑”，并且一度出现过学术界的争论，称之为“修武窑事件”。可见其纷如聚讼的混乱程度了。 关于我国古窑址和古陶瓷器的命名，本来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根据过去习惯上的称呼，大致可归纳为下列八种方式：
② 表明主管该窑的州县—如磁州窑、定窑、越窑、邢窑、密县窑、介休窑、龙泉窑、铜官窑等。
③ 表明该窑所在方向—如东窑、西窑、南定、北定等。
④ 表现该窑所属性质—如官窑、修内司窑、秘色窑、枢府窑等。
⑤ 表明同类陶瓷产品的集散地—如九江瓷、乍浦龙泉等。
⑥
表明主管该窑的主宰人—如陶（玉）窑、霍（仲初）窑、彭（均宝）窑、周（丹泉）窑、郎（延极）窑、年（希尧）窑、臧（应选）窑、唐（英）窑等。
⑧ 一般市廛商贾的俗称—如土定、粉定、宜均、广均、钜鹿宋、郊坛官、虾蟆窑、古月轩等。
“当阳峪窑”这一名称的使用，正是基于上述的理由约定俗成的通称。而其它所谓“修武窑”或“焦作窑”不过是比较笼统的别名。至于在它出现以后的“磁州窑”，即使在历史传统上或作为一种陶瓷器的类型来说，尚有其更广泛的含义，然而在今天它的代表面随同陶瓷考古工作的日益开展而正在逐渐缩小，实际上只等于“观台窑”、“东艾口窑”、“冶子村窑”或“彭城窑”之类的别称了。
以上几点肤浅的见解虽已思之多年，依然不很成熟，遗误之处在所难免。为了提供对宋代各地方民间窑的研究工作参考，并希望对当阳峪窑与磁州窑系给予足够的重视，初步结合个人足迹所到的各处有关窑址略抒管见，极不全面，尚望同志们予以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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