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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人类行为的研究不仅是人类认识自身的要求，也是建构人类知识和社会制度的重要基础。人类行为的不同认识不仅影响了个人选择，同时也影响着社会制度的建构，影响着经济生产效率和社会发展进程。事实上，东西方对人类行为早期认识的差异已影响到东西方社会发展的不同路径和不同结果，因此，不断对人类行为进行研究和反思对于当下中国社会制度建构与改革路径选择具有举足轻重的基础性意义。 人类行为的研究显然具有多个向度，生物学、心理学等学科着重探讨人类的动物刺激性反应行为，而社会学所研究的人类行为是与他人和社会有关的社会性行为，韦伯称之为“社会行动”（Ｓｏｃｉａｌ Ａｃｔｉｏｎ）。不可否认，社会学对人类社会行为（即社会行动）的研究不只存在于韦伯与哈贝马斯的理论之中，事实上，杜尔凯姆基于自杀研究形成的越轨行为理论、帕森斯关于人的行为取向的“模式变项”与单元行动理论、科尔曼借用经济学理论与方法增强了社会学对人类行为解释的法人行动者理论及社会交换理论、符号互动理论等等都对人类社会行为做了专业的社会学探讨，但由于这些理论较为分散且在自身理论体系中并没有凸显基础性意义，代表性和典型性不强。而在韦伯与哈贝马斯的思想理论体系中，社会行动理论则是其整个理论体系建构的基础。韦伯的社会行动理论是社会学发展史上对人类社会行为系统性研究的建构性理论，而哈贝马斯的社会交往行动理论是对韦伯社会行动理论的批判与发展，而且他们共同的关注点集中在行动及其合理性问题上。在这个意义上，透过韦伯与哈贝马斯社会行动理论可窥见社会学对人类行为研究的一般倾向和已有成果。 一、韦伯的社会行动理论 韦伯整个理论体系是建立在他的社会行动理论基础之上的，他将人类的社会行动作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认为社会学是一门致力于解释性地理解社会行动并通过理解对社会行动的过程和影响做出因果说明的科学。韦伯认为，社会行动是有意义的，且意义是可以理解和说明的，因此，它把社会行动的解释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作为社会学的两大任务，由此可见，社会行动理论在韦伯整个理论系统中的基础性意义，他运用“理想类型”的研究方法将人类行为分为四种社会行动“理想类型”，具体分别如下： （一）社会行动的“理想类型” １．工具理性行动（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ａｌｌｙ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ｃｔｉｏｎ），又称目的合理性行动，这种行动是个体借以实现其精心计算的短期自利目标的方式。在这种行动中，目标和手段都是通过个体理性选择的，并在多种可能的手段中选择一种达到目的最有效、最理性的方法。如股票投资、企业投资等都属于这种行动。 ２．价值理性行动（Ｖａｌｕｅ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ｃｔｉｏｎ），又称价值合理性行动，这种行动取决于对真善美或正义之类较高等级的价值，或对上帝的信仰的一种有意识的信仰和认同。韦伯认识到这种类型的行动较为罕见。但是也不乏其例，诸如仅因为相信教育的价值而接受一份低薪教职，或者为慈善事业捐款。 ３．情感行动（Ａ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Ａｃｔｉｏｎ）：这种行动是由感觉、激情、心理需要或情感状态决定的。包括身体侵犯、性行为、发脾气等举动。 ４．传统行动（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Ａｃｔｉｏｎ）：这种行动是一种养成习惯了的行动，因此，之所以这样行动，就在于它总是以这种特定的方式来行动的。婚礼上一套固定祝辞的表达、驾驶是左行还是右行都属于这种行动。人类行为的绝大多数都属于这一类习惯行动。  不过，作为一个关于人类行为多元因果论的倡导者，他承认人类行为十分复杂，认为人类社会行为可能是多种社会行动“理想类型”的组合，但是作为一种经典的社会学分析工具，韦伯的社会行动理想类型可以对人类社会行为做出有力的解释。总之，韦伯的社会行动“理想类型”并不单单是为了对社会行动及其合理性进行分类(见表1)，他的目的是在社会行动合理性研究的基础上分析人类行为的理性化倾向和社会合理化，并运用这一分析工具对社会事实甚至历史发展做出深刻的分析，从而为他的整个理论体系奠定基础。 (二)行动合理性分析 “合理性”或理性是韦伯社会学研究的核心概念，是分析人类行为和社会的重要范畴。他将人类的社会行动分为理性行动与非理性行动，他将人类理性分为工具或目的理性与价值理性、形式理性和实质理性，前者用来分析个人的社会行动，后者用来分析社会结构。他认为，目的合理性行动与价值合理性行动是人类的理性行动，而情感行动和传统行动是非理性行动，传统社会的人类行动主要是情感行动和传统行动，而现代社会的人类行动主要是理性行动即人类社会的发展就是人类行为从情感行动，目的合理性行动是人类社会行动发展的运动方向，是现代社会的本质特征。他通过社会学比较分析认为，近代理性资本主义之所以发生就在于人类行为的理性化，即目的合理性行动和价值合理性行动越来越成为人类行为的主要行动。价值合理的要素主要体现为欧洲的理性主义传统，而这种传统又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于作为市民的宗教的 基督教的合理化上，它是推动欧洲社会合理化趋势的革命性要素，是促使近代资本主义成长的原动力；目的合理的要素是理性主义传统在欧洲社会理性化形式之上的展开，是近代资本主义的形式要件，主要包括合理的法律、职业官僚制、组织合理化的资本主义经济等等。他通过目的合理要素和价值合理要素把握了近代西方资本主义的产生根源及其现代化过程，在韦伯看来，人们现在通常所称的现代性是以理性化或合理化为基本特征，他指出理性化渗透和体现在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经济的理性化、行政的理性化、法律的理性化、文化的理性化和个人理性化，他对资本主义的这种深刻认识不仅有助于我们理解资本主义的产生，而且也有助于对社会理性化、现代化过程的把握。另外，他也运用社会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理论，深入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理性化的不良后果，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形式合理性的发展与实质合理性的减少导致了意义丧失与自由丧失，“理性化导致非理性化”。可见，韦伯的社会行动理论不仅对人的社会行为展开微观探讨，而且以此为基础分析了社会的合理化及其问题。 总之，韦伯认为，社会学对一些历史、文化上重要的现象能够进行因果说明，用合理性概念和合理化的理论机制，通过经验研究能够把握“历史与理性”之间的关系，他把理性的人的内在思考能力通过合理性概念拓展到行动领域或社会结构，进行了对历史变动或社会现象的社会学研究，开拓了作为当时新兴的社会学的新视野，因此，被认为对社会学的诞生和发展做出极大贡献的思想家之一。韦伯通过对社会行动的分类及各行动理性的分析为他的整个理论体系建立了的根基，他通过研究人类社会行动深刻掌握了人类行为及社会发展的合理化趋势，并通过建构“合法统治的三种纯粹类型、资本主义、科层制”等理想类型对资本主义的产生及社会发展做出了深刻的阐释，从而富有逻辑地建构了他极具解释力和说服力的社会学理论，奠定了他在社会学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 二、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 哈贝马斯力图通过在对传统的实证知识观和社会学理论批判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具有普遍性的“规范基础”或基础范畴来描述、分析和批判现代社会的结构，这个“规范基础”就是他的交往行动理论，交往行动理论是哈贝马斯整个学术理论体系的主要内容。所谓“交往行动”是指至少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主体间以语言或符号为媒介，以言语的有效性要求为基础，以达到相互理解为目的，在意见一致基础上遵循（语言和社会的）规范而进行的，被合法调节的、使社会达到统一并实现个人同一性与社会化相统一的合作化的、合理的内在活动。哈贝马斯为了明确说明“交往行动”概念，他初步将社会行动区分为“目的合理行动”与“交往行动”两大类，它们之间区分的标准是看某一社会行动是以“成就为方向”还是“以理解为方向”。当然，社会行动还存在其他类别的行动，他通过对社会行动的具体分类进一步区别行动与交往行动，进一步建构他的交往行动理论。 （一）哈贝马斯的社会行动类别 １．目的性行动，是指一个行动者通过理性的计算，以寻求达到特定目标的最佳手段。如果行动者在考虑效益时涉及至少另一行动者的决断，则目的论的行动模型就会扩展为策略性的行动模型。这类行动旨在取得成功，是“工具性的”。中心概念是决策，即在各种可供选择的行动方案中做出决定。 ２．循规性行动，是指社会群体的成员依据共同的价值来决定他们的行动。只要是在有规范适用的情境，个体行动者就遵从（或破坏）规范。规范代表了群体所取得的意见一致。中心概念是遵从规范，即实现一种一般化的行为期望。 ３．戏剧行动，既不是指孤立的行动者，也不是指群体的成员，而是指互动的参与者各自为对方构成了一种观众，并在他们面前呈现自己。参与者都有意识地通过突出自己的某一方面或掩饰自己的内心意图，来操纵对方的印象形成。中心概念是自我呈现，即控制他人对自己的印象。 ４．交往行动，是指至少两个具有言语和行动能力的主体之间的互动。行动者为了协调他们的行动，而试图对行动的情境和行动的计划达到一种理解。他们使用语言与非语言作为理解他们彼此的情景和他们各自行动计划的手段，以便使他们能够在如何协调自身的行为上达到一致。所以，交往行动是合理化的行动。中心概念是解释，即相互磋商对情境的定义，以达成一致。 上述四种类型的行动是以不同的“世界”类型为先决条件的，也就是说，每一种行动都针对着整个人类社会的不同方面，这些方面分别是（１）作为可操纵对象的“客观的或外在的世界”；（２）由规范、价值及其他一些被社会认可的期望所组成的“社会的世界”；（３）经验的“主观世界”。目的性行动基本上是同客观世界相联系的；循规性行动则是与社会相联系的；而戏剧行动则与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都有联系；交往行动则涉及到客观世界、社会世界和主观世界（见表２）。  (二)行动合理性分析 从表2可以看出四种类型社会行动关联三个世界，此三种不同的世界是对应着一种不同领域的事务：自然现象、道德法律以及艺术。每一种领域或事务，是有各自不同的理解和判断的标准，或者说具有不同的“有效宜称”，对应客观世界的是“真理宣称”，对应社会世界的是“正当宜称”，对应主观世界的是“真诚宣称”。他认为，在这四种行动类型，交往行动不仅同时考虑和关联到上述三种世界，而且还因为在交往行动中，处于完全的对话关系中的两个或更多的说者和听者，必须相互和同时提供三种有效性宣称：(1)命题的内容是真实的，即真理宜称。(2)言辞行动符合社会的规范，是正当得体的，即正当宜称。(3)说话者的意向是真诚的，即真诚宜称。可见，沟通性交往行动涉及人类社会的三个主要世界和三种宜称，因此在哈贝马斯看来，比起其他三种行动来，真正的交往互动过程更具内在的理性，是四种类型中最具合理性的社会行动。要指出的是，他认为，交往行动理性与目的性行动理性不同，目的性行动理性并不是人类理性的所有内容，也不是人类理性发展的终点，交往行动理性是比目的性行动理性更具合理性的人类理性形式，因此，不能将目的性行动理性等同于人类理性方向，人类社会理性的发展具有乐观的前景。 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是对韦伯社会行动理论等相关理论的批判与发展，他认为人类行为理性的发展方向是交往行动理性，而不是工具理性，晚期资本主义社会面临诸多问题与危机是因为过于注重工具理性、科学理性，忽略了交往行动理性。总而言之，他通过对社会行动类型的划分与分析，深入研究了人类行为的各种方式及其理性类型，在此基础上对资本主义社会问题进行诊断并提出了他的解决方案，即发展交往行动理性来克服工具理性的不足，交往行动能够解决现 代社会面临的危机，从而对未来人类行为理性的发展和人类社会发展前途抱有乐观的信心。 三、二者理论的比较与分析 (一)二者行动理论的类同之处。1．二者的社会行动理论都是各自理论体系的重要基础，而且二者都巧合地将社会行动划分为四种类型。首先，韦伯理解社会学所关注的中心议题就是如何解释社会行动，并进而解释人类社会诸多事实。纵观他的整个理论体系，社会行动理论无疑具有最基础性的意义，他通过对社会行动理想类型的划分与分析，把握了人类行为的理性化趋势，揭示了资本主义产生的重要根源，对人类社会的许多事实做出了深刻的解释。对于哈贝马斯的整个理论建构而言，他的社会行动理论及交往行动理论是他的微观社会学的根本出发点，也是他的宏观社会学建构的基础。他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存在诸多问题的原因在于生活世界被系统殖民化，根源在于忽视交往行动而过于重视工具性行动。他认为问题的解决之道在于重建交往行动理性，恢复生活世界的本来面目。其次，他们对社会行动都很巧合地做了四种划分，但是各自的划分标准是不一样的，虽然不能进行比较，但他们都非常关注行动及其合理性问题，并通过对行动及其合理性的分析把握人类行为的理想类型或类型倾向，从而更方便地对人类行为进行分析。总之，社会行动的多元分类及各行动理性程度的差异表明他们对人类行为复杂化的认识与把握。２．二者都看到资本主义社会理性化的负面问题或危机。在韦伯看来，西方社会的现代化表现为特有的人的行为及社会的合理化、理智化过程，现代西方社会生活的本质特征是一切行为都单纯以工具——目的合理性为取向，西方文明的全部成就皆源于目的的合理性的追求。到了近代社会，目的合理行动成为最具支配性的社会行动，随着诸价值领域的分化，所有社会关系只有以形式合理性才得到控制，造成社会关系的物化，导致异化的深化和自由的减少以及体系之间的紧张和冲突等等，韦伯比较准确地指出了这些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因素。同样，哈贝马斯在《交往行动理论》第二卷中也指出了晚期资本主义的危机，简单地说就是工具合理性（或目的合理性、科学理性）的极端发展导致的“生活世界殖民化”，即生活世界被系统控制、入侵。他认为，到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生活世界的理性化导致非语言化的金钱和权力成为社会主要媒介，并导致金钱和权力运行远离生活世界而具有独立性，最终形成具有独立结构特征的系统，比如市场体系、国家行政、司法制度等等，随着结构的进化，离生活世界也就越远，并反过来对生活世界施加压力，从而限制生活世界里的交往行动，导致“生活世界殖民化”。可见，二者都看到现代社会工具理性与形式理性的极端发展对社会的不良影响。 （二）二者行动理论的不同之处。１．建构与批判是韦伯与哈贝马斯各自社会行动理论的不同特点。韦伯的社会行动理论是社会学史上首次对人类行为进行系统研究的建构性理论，而且也是他建构自身整个理论体系的基础。相反，哈贝马斯的社会行动理论及交往行动理论是对韦伯及其他社会学家相关理论的继承与批判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他带着批判的眼光漫步在各种不同思想面前，并利用着他们的关键思想。然而经过筛选、澄清以后，最后结果是一种非常有创造性的思想被综合引进了批判理论。总之，相比较而言，合理性概念只是韦伯分析近代社会的叙述工具，而哈贝马斯力图从合理性概念中想要寻觅克服现代危机的线索或钥匙，即交往合理性；韦伯对行动合理性问题的分析是较客观的，而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则带有一定的人文价值色彩，有一定的“乌托邦”理想化倾向。 ２．对行动理性及人类社会理性化结果的看法不同。首先，对人类理性的看法不同。韦伯认为，合理性行动主要包括目的合理性行动和价值合理性行动，近代欧洲资本主义社会现代化、理性化主要体现在工具目的理性、形式合理性的发展上，认为目的合理性是人类理性发展的必然趋势，是现代社会的本质特征。相反，哈贝马斯认为交往理性是比目的性行动更具合理性的社会行动类型，通过重建交往理性，可以扩大“公共领域”，化解因工具理性过度扩张造成的现代社会危机。其次，二者对人类社会理性化后果的看法不同。在韦伯看来，终极价值的隐退造成意义的散失；人性的压抑、萎缩导致自由的丧失，这是现代人所无法逃避、必须面对的现实。而在一个意义丧失和自由丧失的世界里，启蒙运动那玫瑰色的乐观情绪似乎已无可挽救地消逝而去。现代社会追逐理性原则，确切地说，追逐工具—目的合理性原则所造成的异化现象，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是无法克服的，在韦伯看来，就是在资本主义以外的社会形式中，也永无从根本上消除的可能，由此，韦伯对现代文明的前途感到无奈与苍茫，乃至悲观失望。对哈贝马斯而言，他认为韦伯是第一位明确质疑启蒙运动所产生对人类前途的乐观气氛的学者。但哈贝马斯并不赞同韦伯关于人类社会理性化结果的悲观态度，他一方面如韦伯一样严厉批判工具理性对现代社会产生的坏影响，另一方面又认为１８世纪启蒙运动开始的“现代事业”并未走到尽头。他认为工具理性或科技理性并不是人类理性的所有内容，更不是人类理性发展的最终趋势，真正的理性内在于交往行动之中，人类可以通过发展交往行动理性来解决现代社会所遇到的危机。最后，现代社会危机或问题解决的可能性。韦伯对西方理性化、现代化过程的解释是他对社会学理论的伟大贡献，但他却对人类理性发展持有悲观怀疑态度，认为目的合理性、形式合理性的发展是不可阻拦的趋势，认为意义丧失与自由丧失是不可避免的历史趋势，从而未能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相反，哈贝马斯不仅看到了资本主义的危机，而且还提出了解决“生活世界殖民化”问题的途径，即在于“再组织化”，通过恢复系统过程同生活世界的适当平衡，其再组织的过程是：（１）政治方面重建公众圈，也就是说，制定政治决策不是依赖于非语言化的权力和权威，而是重新进行语言化的争论与辩论来实现。（２）交往行动延伸回这些领域—家庭、工作和社会关系，即回到那些曾经逐渐被非语言化驾驭手段所支配的那些方面中去。总之，通过再组织化可以实现社会整合，消除生活世界种种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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