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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写出汪曾祺那样风格的小说?

2016-07-09  lindan9997
2016-07-07 04:01 | 豆瓣:怒目少年 

小子不才,读汪有年,在这个事儿上偶有所得,写出来,请高明指点。

汪曾祺汪老的文章,无论是小说还是散文,都自有风格,有极高的辨识度,只要你对汪老的风格熟悉,在一堆文章里,很容易就能看出哪篇是汪老的。汪老是中国当代作家中少有的文体家,少有的创出自己独特风格的作家。

所谓文学风格,就是作家创作个性与具体话语情境造成的相对稳定的整体话语特色,它是主体与对象、内容与形式的特定融合,是一个作家创作趋于成熟、其作品达到较高艺术造诣的标志。

我以前一直以为,“风格”这东西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因此想学汪老的风格并没有具体的有可操作性的做法,只有通过反复读汪,来感受,来深入,来浸染,最终化到自己笔下。后来悟到,“风格”虽虚,但其实有其构成的要件。就像一个人的气质,最终是由这个人的长相、衣着、谈吐、修养、行事作风,构成并呈现出来的。

想要学习模仿汪老的风格,也有几个很具体的着手处。

一、语言

汪老是现代汉语的大师,而且他本人对语言的重视在当代作家中无出其右。汪老曾说过:“我以为语言具有内容。语言是小说的本体,不是外部的,不只是形式、是技巧。探索一个作者气质、他的思想(他的生活态度,不是理念),必须由语言入手,并始终浸在作者的语言里。”

语言风格同样也很虚,但也可以落到实处上。比如句式的选择——长句短句?整句散句?比如词语的选用——多用外来词还是尽量选用本土固有的词?雅驯的词还是通俗的词?动词?形容词?哪个用得多?成语、谚语、歇后语?等等。

从语言的外在形态上,我们可以看出汪曾祺文学语言的几个特点:

第一,多用短句——“要使语言生动,要把句子尽量写得短,能切开就切开。”——少用长句,但并不排斥长句。有时长句短句交错使用,有参差变化之美。

第二,多用散句,少用整句,偶尔会用对仗。汪老一旦用对仗,那对句就给人极深的印象。比如“罗汉堂外面,有两棵很大的白果树,有几百年了。夏天,一地浓荫。冬天,满阶黄叶。”汪老对个对句很得意。再比如:“一庭春雨,满架秋风。”

第三,少用形容词——这倒不稀奇,几乎所有的作家都会告诉你形容词是大敌。少用成语,尤其不要用成语来写景。汪曾祺在一文中谈到他和他老师沈从文聊天,谈到一个青年作家,沈老说,他写景喜欢用成语,这怎么行?——有人以为在行文中堆叠成语可显出自己高明,这是外行之见。用成语写景写人,终究是隔了一层,“不够贴”。

第四,在汪老的极个别文章中,甚至出现过词语的单列,这是有些诗化的语言。汪老还喜欢用叠音词,拟声词……

第五,汪老语言总体上比较质朴平淡,但有时会峭拔陡峻,亮人眼目,比如《胡同文化》的结尾:“有些四合院门外还保存已失原形的拴马桩、上马石,记录着失去的荣华。有打不上水来的井眼、磨圆了棱角的石头棋盘,供人凭吊。西风残照,衰草离披,满目荒凉,毫无生气。”最后这一组四字句,既有文言文的内在韵律,又很有表现力。

汪曾祺一般尽量少用洋化的词,他擅长将俚言俗语和现代白话文,文言与口语,浑然天成地揉合地一起,形成一种又俗又雅,真正雅俗共赏的文体风格。

以上只是撮其大要,汪曾祺之所以形成这样的语言风格,跟他自幼以来的古典文学修养——特别是文人笔记如《容斋随笔》《梦溪笔谈》,后来在《说说唱唱》编民间歌谣的工作经历,在反右期间深入民间学老百姓的话,和他对北京话的借鉴吸收都有关系。有意学习汪曾祺语言者不妨从这些方面入手。

二、叙述模式/行文结构

简单说六个字,“随便,顺其自然。”

王安忆说过,“汪曾祺的小说写得很天真,很古老很愚钝地讲一个闲来无事的故事,从头说起地,‘从前有座山,山上有座庙’地开了头。”

确实如此,汪曾祺在叙述模式上几乎从来不玩什么花样,除了早期的几篇作品用了些意识流手法之外,他绝少用倒叙,插叙,也很少用闪回,蒙太奇, 拼贴等现代派手法,很少打乱叙述的时间线.他总是从头讲起,娓娓道来.

比如“西南联大有个文嫂’(《鸡毛》);比如‘北门有一条承志河’(《故里杂记》);比如‘全县第一个大画家季陶民,第一个鉴赏家是叶三’(《鉴赏家》)然后顺着开头徐徐往下说,从不虚晃一枪,弄的扑朔迷离。”

线性叙述可以说是最符合中国人阅读习惯和阅读期待的叙述方式,线性的叙述不在叙述时序上设置任何障碍,这样的叙述当然是最容易进入的.

如果说叙述是一棵树,汪曾祺总是从树根讲起,到主干,再往上讲.讲着讲着,主干上会分出些小的枝杈,长出些旁枝.汪曾祺在叙述时绝对不会为了主干限制这些枝杈的发展——有时他的小说甚至没有真正的主干——他总是饱含深情地凝视他们,抚摸他们.

汪曾祺的小说在结构方最特出的例子有:《大淖记事》,前面一大半都是讲大淖这个地方的风土民情,后来主角才出场,基本上看起来一半是散文,一半是小说。再比如《异秉》,就是一个散点透视的保全堂风俗画。再比如《八千岁》《岁寒三友》,很像一个册页,都三个主要人物接连出场,最后收拢。还有《侯银匠》,谁是主角,是要的情结线索?是侯银匠,还是侯菊?都是。花开两朵,两枝都有表表。

三、观察和表现生活角度

汪曾祺对他笔下人、事都是平视的,是地地道道的平民视角。他并不有一般作家居高临下,也不会刻意仰视拔高笔下的人物。他就是他们中的一个。

汪曾祺说,“我的作品所包涵的是什么样的感情?我自己觉得:我的一部分作品的感情是忧伤,比如《职业》、《幽冥钟》;一部分作品则有一种内在的欢乐,比如《受戒》、《大淖记事》;一部分作品则由于对命运的无可奈何转化出一种常有苦味的嘲谑,比如《云致秋行状》、《异秉》。在有些作品里这三者是混合在一起的,比较复杂。但是总起来说,我是一个乐观主义者。”

总体来讲,汪曾祺对生活是抱着一种温爱的——并不是热爱——热字太过份了。

他对故事里的人物绝大部分是爱的,但也不是没有批判——比如《黄油烙饼》《天鹅之死》——但他褪尽了火气和躁气,把隐痛藏得很深……汪曾祺说,他是一个人道主义的抒情主义者,从这个角度把握他的小说散文,庶几近之。

最后我要说,本文标题党了——一个作家风格的形成,跟他自身的脾气秉性,天赋才华,成长环境,人生遭遇,时代环境,文学追求密不可分,更不可重现。

我们只能学汪老,但最终还是很难学到他的真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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