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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藏书籍，加钤印记，通常多用私章，讲究一点的就另镌专印，比如“某某藏书”“某某珍藏”之类。这种风气的流行由来已久，相传宋朝宣和时的鉴赏印，除书画碑帖以外，一经通用于图书专集，可以说是藏书印的先声。至于加盖私章，当然要更早于此了。这种办法，旨在标明所有，本来是私有制社会的产物，却也给后人留下一点溯宗考源的线索。其于爱好书籍的人，看来还有一点别的意义：有时买了一本心爱的书，晴窗展读，觉得纸白如玉，墨润如脂，不由你不摸出印章，在第一面右下角钤上一方朱红的印记，替这本书增些色泽，也替自己的心头添些喜悦。倘能写几句题记，那就更有意思。我们有时买进一本旧书，看到书里有读后感，有印记，而且出于名家旧藏，往往会认为是意外的收获。有一个时期，同样一部书，只要有黄荛圃的印，黄荛圃的跋，立刻身价百倍，那就简直是书以印贵，书以跋贵了。藏书印发展下来，渐衍渐繁。有人为怕子孙不能谨守先泽，便把箴规的意思镌入印章。叶德辉《书林清话》记明朝施大经有一方藏书章，镌着“施氏获阁藏书，古人以借鬻为不孝，手泽犹存，子孙其永宝之”几个字。钱叔宝的藏书印竟是一首诗，七字四句，道是：
百计寻书志亦迂，爱护不异隋侯珠。有假不返遭神诛，子孙鬻之何其愚。
这种措词不但今天看来十分无聊，即在当时，钤在书上，其实也是大煞风景的事。钱叔宝还有另外两个藏书印，一个叫作“十友斋”，一个叫作“中吴钱氏收藏”，倒没有这种悻悻然的口气。还有一种办法是不记姓名，只以闲章代替。偶见近人藏书印，借《兰亭序》“暂得于己”四字，用古天衣无缝，而襟怀豁达，殊足称道。 新文人中，阿英藏书极富，大都只盖一方小型私章，朱文阔边，篆“阿英”两字。郑振铎对洋装书籍，往往只在封面上签个名，线装的才加钤“长乐郑氏藏书之印”；后来魏建功替他另外镌了两个，一方形，文曰“长乐郑振铎西谛藏书”，一长方形，文曰“长乐郑氏藏书”。都是朱文写经体，后一个每字加框，纯然古风。北方学者，各有专章，刘半农常钤一大“刘”字。马隅卿则用“鄞马氏廉隅卿珍爱书”。大都废弃篆字，行草杂出，各以其体，倒亦隽永可喜。有的人用泥也极讲究，曾见一种日本印泥，作金黄色，钤旧纸，十分悦目。其它私家藏书，既不易见，因此也就无法直到他们的印章究竟是甚么样子了。以前赵之谦为人作印，有“节子辛酉以后所得书”一方，于记名之外，兼以记年，好比书画家用“某人某岁以后所作”的印章一样，对考查上，颇为方便。金石家中，张樾丞所镌藏书印风格浑厚，我觉得他的“会稽周氏凤凰砖斋藏”一印刻得极好。作家如闻一多、叶圣陶等均精铁笔。圣陶曾为常絜作印，说“吴兴常絜藏书”，长方白文，刚劲有力。我买书垂三十年，于此道略不讲究。抗日战争胜利后，偶然兴起，自己镌了一方，有时也钤在书上。虽然少年好弄，二十岁以前学过金石，但毕竟只是恶札，倘论功力，那就不在话下了。
【题解】
唐弢（1913—1992），曾用笔名风子、晦庵、韦长、仇如山、桑天等，我国著名作家、文学理论家、鲁迅研究家和文学史家。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从事业余创作，以散文和杂文为主，其风格接近鲁迅，后结识鲁迅，参与《鲁迅全集》初版的编校。新中国成立后，致力鲁迅著作和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所著杂文思想、艺术均深受鲁迅影响。著有杂文集《推背集》《海天集》等，散文随笔集《落帆集》、《晦庵书话》等，论文集《鲁迅的美学思想》《海山论集》等，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另辑有《鲁迅全集补遗》《鲁迅全集补遗续编》。
选自《月读》2010年第4辑 (统筹：启正；编辑：平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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