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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政治文人为了驳倒“南诏、大理是泰族建立的国家”，断章取义引用大量史料论述“南诏、大理是彝族白族为主的政权”，否认泰族从澜沧江中上游地区迁出的事实。而泰族学者在泰族怎么迁徙、为什么迁徙这个问题上始终没有令人信服的论述。中国政治文人只要一句：“为什么史料没有泰族迁徙的记载？”便能把泰族学者驳得无言以对！ 无论是中国泰族、掸邦泰族、泰国泰族、老挝泰族、越南泰族，都有不少从北迁到南的传说；已没有泰族村寨的澜沧江中上游地区，出土的不少文物也证明了泰族先民活动过的痕迹，“蒙嶲”（漾濞江谷地）、“蒙舍”（巍山盆地）、“勐掌”（保山盆地）、“猛谷”（景东盆地）等带有泰族烙印的地名也记录在各种古籍中。为什么就没有泰族迁徙的详细记载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恐怕还得从泰族的社会结构入手，泰族的社会结构以村寨文化为基础，如果离开村寨文化，就很难解释泰族的很多历史现象。 村寨，傣语叫“Man”（汉译“曼”、“蛮”、“芒”等），在泰族社会里扮演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统治者出徭役、负担均以村寨为单位，民众的日常生活也以村寨为中心，在泰族的传统观念中，村寨的荣辱安危是和身家性命攸关的大事。 而村寨之上的“Mong”（汉译“蒙”、“猛”、“勐”、“孟”、“木”等）概念就比较模糊了。一个江河谷地或小盆地叫“Mong”，如漾濞江谷地叫“蒙嶲”、巍山盆地叫“蒙舍”、保山盆地叫“勐掌”、景东盆地叫“猛谷”等等；一个大地方或大城市也叫“Mong”，如昆明叫“勐些”、首都叫“勐货相”等等；一个国家也叫“Mong”，如缅甸叫“勐蛮”，泰国叫“孟泰”等等。从中可以看出，泰族根本就没有“国”的明确概念。无论是谁来做国王，谁当最高统治者，只要不伤害到村寨的根本利益，能让他们安居乐业，民众对“国”是存是亡并不在意。 严格来说，泰语中根本就没有“国”的专用词，独立建国几百年后的泰国才明确一些：地方叫“曼勐”，国家叫“查”或“巴贴”。所以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历史上各地泰族民众勇于村寨之间的械斗、最多就参与村寨之上的“Mong”级冲突，而当外族（比如缅人）大规模入侵时却没有什么人主动挺身而出来“保家卫国”；甚至在各地文艺作品和各种传说中，看到的英雄可能也就是村寨之上某个“Mong”的某个王子，或是擒魔降怪的半人半神；就是没有一位“精忠报国”抵御外敌的全民英雄。 不能以此就认定泰族先民贪生怕死，而是因为泰族历史上就没有一个能让全民效忠，能从精神层面上让全民感到自豪、从而产生出凝聚力的领袖或文化实体。能让泰族先民去拼死效忠的“国”显得那么抽象、那么遥远。 泰族先民看得见、摸得着的最高首领就是所在地区的“诏勐”（一方之主），这是他们的父母官，甚至于有生杀予夺之权，无论是被迫还是自愿，他们都必须服从“诏勐”的调遣。 而作为一个地方首领的“诏勐”，他的切身利益也仅仅是管辖范围内的统治权，收收田赋，找几个漂亮民女来做小老婆，分派各村各寨为他服役，大到给更大的“诏勐”出兵打仗，小到为他家做各种家务，包括抬轿、扛伞、养牛、放马、打人等杂事。所有这些事又分派给各村寨的头人去落实就行。也就是说，泰族的统治者从来没有建立过一套强大的国家机器。 “勐达光”（哀牢国）是泰族历史记载的最早国家，中国史籍称“其地东西三千里，南北四千六百里。”这么一个广阔的国度，在归附汉朝时，《后汉书·哀牢传》这样记载：“永平十二年（公元69年），哀牢王柳貌遣子率种人内属，其称王者七十七人，户五万一千八百九十，口五十五万三千七百一十一；西南去洛阳七千里，显宗以其地置哀牢、博南二县。”也就是说，和哀牢王一起归汉的还有77个王，哀牢王只是他们之中那个领头的王，归附汉朝也是所有王一起参与，哀牢王充其量也就是个盟主，也不可能有一套完备的国家机器。 “勐达光”或许有些早，不能说明问题，那我们看看“勐达光”归汉一千年后建立的“勐泐”（景陇国）。相关史书记载，“勐泐”建立者诏真是大理国境内的一个泰族首领，于1180年统一澜沧江中下游地区建立“勐泐”。一个国家之内的地区首领说建国就建国，说明大理国政权对所属地区的控制也仅仅是名义上的，本质上还是一个联盟体。继承南诏国政治遗产的大理国尚且如此，南诏国对所属地区的控制恐怕也不会比大理国强到哪里去。 诏真建立“勐泐”一百多年后，《元史·步鲁合答传》记载：“步鲁合答从征八百媳妇，至车厘。车厘者，其酋长所居也。诸王阔阔命步鲁合答将游骑二百往招之降，不听，进兵攻之，都镇抚侯正死焉。步鲁合毁其北门木，遂入其寨。其地悉平。”然后就设“徹里军民总管府”。从步鲁合只带着二百名军队，死了一个小军官侯正，就把“勐泐”王城给占领了，其王城有多简陋可想而知。 《泐史》还记载：“勐交”、“勐老”、“勐兰纳”都曾隶属过“勐泐”。可后来，其中的“勐兰纳”又到处扩张势力，甚至把曾经击溃过南诏国和真腊国军事入侵的哈利奔猜国给灭了，曾隶属“勐泐”的一些“Mong”又变成“勐兰纳”的属地了。以此判断，“勐泐”强大时对周边的统治也只是周边“Mong”的首领向其称臣、进贡点金银珠宝，遇到外族入侵时，“勐泐”作为带头大哥召集大家出兵出力一起抗击而已，并不是“勐泐”直接去管理。臣服他的“Mong”一旦强大起来，随时都有可能变成跟他一样的盟主，这样的隶属关系其实很牵强。 “勐卯弄”（麓川国）是泰族历史上最强大的政权，在与明朝对抗的一百多年里，每发动一次战争动辄十万、三十万军队，上百头大象、数千匹战马。而这么强大的一个国家，又是怎样一个情况呢？ 明朝对“勐卯弄”非常重视，在其所设的机构“四夷馆”（类似外交部）里就专设了个“百夷馆”（专门负责泰族事务的部门），还派特使钱古训和李思聪两人出使“勐卯弄”。这俩人回去后写了著名的《百夷传》，对“勐卯弄”的风土人情和政治经济发展情况作了详尽的描述。可以说这是历史上专门记载泰族的最全面的汉文资料，至于其内容有多少失实之处？是否全面等问题都值得推敲，但大部分内容是值得肯定的。比如对“勐卯弄”军队官职的记载就很全面，有的职衔至今掸邦军都还在用。但对“勐卯弄”的都城“者阑”描述中我们没有看到威峨的宫殿、高厚的城墙，从“者阑”遗留的王宫旧址来看，建在半山腰的王城规模已较大，还是和“勐卯弄”的军事实力实在不相称，那么当时“勐卯弄”所征调的几十万大军是什么情况呢？《百夷传》写得很明白：“无军民之分，聚则为军，散则为民，遇有战斗，每三人或五人出军一名，择其壮者为正军，呼为锡刺，锡刺持兵御敌，余人荷所供，故军行五六万，战者不满二万。兵行不整，先后不一，多以象为雄势……”这就很形象地告诉我们，“勐卯弄”没有多少常备军，而大部分是临时征调的民众武装，这些武装首领往往就是带他们出来的各地大小“诏勐”和村寨头人，统领这些军队和老百姓，是不必建立什么机构。“诏法弄”（国王）有能力让各地“诏勐”服从征调就行。而一旦“诏法弄”失去这能力，各“Mong”也就很自然地恢复到各自为政的小天地。 这就说明，泰族社会中，不论建立多少政权，却始终只是一个以村寨为基础，“Mong”为主要统辖单位的大联盟。当大的盟主强盛时会形成一股势力，远一点的如“勐达光”（哀牢国）、“蒙舍”（南诏国），近一点的如“勐卯弄”（麓川国）、“勐阿瓦”（阿瓦国）、“勐泐”（景陇国）、“勐兰纳”（兰纳国）等，而一旦没有这样的盟主，联盟就是一个相对松散的组织。 只有村寨，才是泰族社会的根本，泰族才会生生不息。每个泰族村寨一般由十几到上百户人家组成，上千户的大寨也许会叫成城子（汉译“景”、“清”、“遮”、“姐”等），但其社会组织构成还是村寨。以村寨头人为首的几个领导者，无论是推选还是“诏勐”任命，实际上也还是农民，只不过对普通村民有管理权，最多享受点物质补助和精神上被尊重而已。有了这么一个集体，平时各自耕织，一有大一点的事就全寨协作，一般的自然灾害就可应付。平时的行为准则有传统沿袭下来的风俗习惯，简单的法律法规；精神上有鬼神包括祖宗可以祭拜，佛教传来后有了更高层次的精神寄托；唱唱情歌谈谈恋爱；这就是泰族社会自古以来的主旋律。 一旦这旋律被破坏，比如自然灾害或者战争的暴发，大家可能会抗争或屈从，但在无法承受的情况下就全家外逃，最多就是举寨迁徙。这种迁徙我们可以称为泰族式的，它在历史的长河中是无数的涓涓细流；既不同于草原民族那狂风暴雨般的进攻，也不象中原汉族逃荒逃难时几万、十几万的流民潮；而是以村寨为单位一步一步地移动汇聚到新的地方，又凭着共同的语言和风俗习惯渐渐团结在一起，也许会被当地居民排斥，但这种渐进式的迁徙不会突然威胁到当地居民，也就不会引起大规模冲突，这样也就没有形成“历史事件”，经过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发展，又凭借先进的生产技术和逐渐上升的人数优势，又变成了当地起主导作用的民族。 以村寨为单位的泰族式迁徙，过程最起码有上千年的历史，迁徙过程中并没有暴发足以引起外人关注、也值得本民族铭心刻骨的大事，也就是说，这是悄然无声的迁徙，而不是“有声有色”的征服行动。当泰族不断融合当地的小民族，真正在这块土地上站住了脚，才开始引起周围国家包括中原王朝的注意，也才有了明确的记载。这也就是为什么泰国在素可泰王朝以前大都是传说，而素可泰以后的内容就比较详尽；同样中国史料对泰族各“Mong”的记载也是与素可泰同时期的元朝以后才比较连贯和丰富。给人有点突兀的感觉，好象那些泰族首领是突然冒出来似的。 实际的情形是，泰族无论是迁徙或征服都是以村寨为单位的细水长流似的行动，流的过程是平和的，没有引起什么大的动乱，只有汇聚在一起才成为引起他人关注的力量。这就是泰族南迁西徙过程没有史料详细记载的原因。 泰民族分布图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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