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行起源新探胡化凯著来源：1994-2009中国学术期刊电子出版社安徽史学年第期五行说的起源,学术界作了不少讨论,但至今仍是见仁见智
,众说纷纭,概而言之,大致有这样几种观点一是五方说,认为五行思想受殷人五方观念的启发①二是五数说,认为五行观念的产生与
人类最初的计数方式有关②三是五星说,认为五行说起源于对五大行星的认识③四是五季说,认为五行观念的形成与十月历将一年分为五个
季节有关④,五是五工说,认为五行起源于远古先民治理水、火、木、、金、土五种物质的工作实践⑧六是治水说,认为五行思想可能是从
治水实践的经验教训中总结出来的⑥。这些观点对于我们进一步探讨五行说的起源,无疑具有很大启发性。在此基础上,笔者试图根据有关史料
作些新的探讨,以期深化这方面的认识。应用最早最简便的计数工具之一。古人可根据事物的多少,或分成与手指相等的几份,或以一只手五
个指头五为单位加以计量。由此我们猜测,从一到五的认识应为人类多数民族对数量概念认识的第一阶段,多于五的数目即以五为基数累加表示
世界上不少民雄的原始够数符号为我们的推测提供了旁证,希腊阿提卡数码、罗马及中美洲玛雅记数’‘一符号等均显示了以五为基数的累加
计数法。古代多种记数方式所具有的这一特征,正说明许多民族都曾把五看作重要数值。对五的认识,标志着人类的数量概念已发展到一个转折
时期。中国古代的记数法,也反映出远古先民曾经历过以五为单位的数量认识阶段。算筹记数法在这方面表现的最明显。筹算在中国一、五行观念
得以产生的基础五行观念的起源与上古社会的科学认识水平和思想文化观念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有关。综合分析有关史料,我们认为,中华远古先
民形成的数量概念、殷周时代的龟卜制度和尚五意识等因素,是五行观念得以产生的基础。其一,远古先民对数量的初步认识。人类对数量的认
识至少可追溯到旧石器时代晚期,原始人在计算和分配食物等活动中逐渐产生了对数的认识。有关研究表明,手是人类肇源甚古,《老子》中
就有“善数者不用筹策”的记述,《论语》子路篇亦有“斗宵之人何足算也”之语。《说文》“算,数也。从竹、具,读若算”又“
筹长六寸,所以计历数者。从竹、弄,言常弄乃不误也。”“算”字作计数解,足以说明至迟在春秋时期我国古人已用筹计算了。算筹是为了
满足繁琐的数值计算需要而创造的,它不可能是原始社会时期的产物,但其反映的以五为基数的数学思想则是很古老的。《史记·越王勾践世
家》有“是知二五而不知十也”之语,原意是说某人只知二个五,但不知它等于十,以此借喻其认识水平低,观念陈·旧,这也是远
古以五为单位计数思想的表现。此外,分析陶文和甲骨文中数字符号的含义,亦可得出同样的认识。陶文和甲骨文中表示一至四的符号学术界一致
认为是象形文字,而豆字有不同的解释陶文中用】日川孟表示一至五,甲骨文中用一二主表示一至五。《说文》“五,五行也。从二,阴阳在
夭地之间交午也。”据此,不少学者认为匹是“午”字假借,义为“交午”。其寒许镇对五的解释是附会当时盛行的阴阳五行观念的产物
。汉代人认为,天地间先是阴阳二气交互作用感生五行水火木金土,再由“水火木金土分时化育以成万物”。显然,许慎的解说除以五比附
五行之外,与五的数量概念无涉。晚近,有人认为陶文甲骨文亦同中日日川孟是手指象形,是手掌象形,代表一只手的五个指头,它们正
是远古初民以手指记数的表现。笔者认为这种猜测有一定道理。甲骨文中虽多以“孟”表示五,但也有用“呈”表示五者,可以认为“呈
”是五指象形,因其书写时易与“吕”混淆,后又以“了”代之。这种以指记数法有广泛的文化人类学证据,世界许多民族语言中“五
”和“手”用同一个字表示。时至今日,南美洲有些部落民族仍用手这样数、、、、、、、、、手、手加等等。当原始人用以五为单位的记数法
时,“他们经常把石头堆成五个一堆,因为通过观察手脚,熟悉了五的倍数”⑧,一手五指,两手十指。用手记数,先产生从一
到五的认识,进而形成五进位制和十进制制。对五的认识及以五为基数的记数法是世界许多民族数学发展的第一阶段。我国先民不仅经历了这一认
识阶段,并且在其它一些因素的影响下形成了关于“五”的特殊观念。其二,殷代龟卜制度殷墟甲骨文研究证明,殷人龟卜以五为量。他们
占卜一件事情时,或用五龟一组同卜,或单龟分卜五次,总是卜用五龟。饶宗颐于年代末指出“殷人通制,卜用五龟。唯考之周之礼制,
则通常卜用三龟。”近来有人进一步发现,“武丁时盛行龟卜常一次卜用五龟,至康辛康丁武乙文丁时骨卜盛行,常卜用三骨”⑧那
么,殷人的占卜次数非五即三,这意味着什么表达了殷人什么观念从数的奇偶性看,三和五均为奇数,卜以决疑,《尚书。洪范》云“
三人占,则从二人”而五龟卜,则从三龟。因此,占卜次数定为奇数,只需操作一轮即可得出选择结果。但这只是便于决定结果,并不
表示什么观念。张秉权考察了甲骨文中数字的意义后指出,殷人有以“五”或“三”代表“多数”或“全体”的习惯妙。我们认为,这
正是殷人卜用五龟所隐含的思想意识。他们是用“五”或“三”以表达“极多”或“全体”的观念。用五龟同卜,即表示全体神灵都参与了
所卜之事的决断,因而结果是可信的。从五卜制发展到三卜制是认识上的一大进步,尽管“三”仍然代表“多数”,但它已是最小的决疑
数字,使有效操作次数达到最少。商代的占卜制度被周代所沿用,殷人以“三”或“五”代表“全体多数”的观念也被周人所继承。《左
传·嘻公五年》云“龟,象也笙,数也。物生而后有象,象而后有滋,滋而后有数。”据此贾公彦疏《周礼·天府》条时云“龟象
,览数,则龟自有一、二、三、四、五生数之鬼神。”古代对于重大事情多卜盆并用,龟卜用五或三,占笠则用八、七、九、六。大于五的
数,可用一至五这几个数“生成”,由此古人建立了卜笙之间的数字关系,认为龟卜之数属于生数,占笠之数属于成数。生和成代表事
物发展的两个阶段。生数从一至五,一切数从之而生。八、七、九、六从生数发展而来,故称成数。饶宗颐认为“从甲骨文了解到,龟卜一
般止于五卜,可看出殷人已有‘龟属生数’的观念。”饶氏的推论是有道理的。五为生数,由之可生出任意的数来。这种观念与殷人视五为“
极多”或“全体”是一致的。其三,殷周尚五意识与事物分类思想。远古先民以五为基数,殷人用五代表全体,把五看作生数。由此我们推
测,上古先民将五看作一个重要数字,它富有希望,充满生机,将其与不同的事物联系起来,便可表征该类事物的全体。这便形成了殷周
时代的一种社会意识—崇尚五字,凡事以五称之,五元一组,用以代表该类全体。殷周的尚五意识可从反映当时认识水平的文字材料中得到旁证
。《尚书》是记述上古三代政治历史的最早史料,虽然其写作的时间跨度很大,而且文义多有后人窜乱,但书中基本保存了夏商周的一些历史
信息则是肯定的。在该书各种以数字命名的词组中,与五相关者最多。我们依据《十三经注疏》本,并剔除其中《大禹漠》、《五子之歌》等二
十五篇伪古文,对《尚书》中一至十出现的次数作了全部统计,发现五和三出现次数最多,其次是四和一。后两者出现次数偏多有其客观原因
。“一”多是以“予一人”的称谓形式出现,这是古代浩、漠、誓、命文体中常见的一种语法情况。“四”多以“四方”、“四海”
、“四岳”、“四风”、“四夷”、“四国”、“四民”、“四邻”、“四门”的词句出现,这些都是描述环境的
专门词语。而五和三的频繁使用,却找不出什么明显的客观原因,因此我们认为这正是三代先民尚五意识的真实反映。从古人对事物的初步分类
认识来看,也表现出五的特殊地位。卜辞中有五方、五火,《尚书》中有五辰、五色、五声、五味、五行、五玉等。如果说自然事物以五为量,
要受其客观内容多少限制的话,那么在社会事务中,人们则可根据主观意识用五去规范各种活动。上古先民在这方面表现的尤为突出,如卜辞
之五臣、五工,《尚书》之五典、五礼、五瑞、五器、五品、五用、五教、五刑、五服、五章、五伯、五长、五言、五祀、五过、五罚、五福、五
纪、五事、五俘、五宅、五流等等,它们涉及典章、官制、刑法、礼教、伦理、道德、福禄、祭祀、言行、器用等各个方面。这些事物分类概念无
不具有鲜明的时代意识特征。一、由上述可知,我国远古先民采用过以五为单位的记数方法,殷商时代盛行五卜制度,《尚书》中存在大量丑元
化的事物分类概念。种种迹象表明,“五”在中国上古文明中,是个极为重要的概念,先民们对它有某种特殊的偏爱,习惯于用其计量和
规范各种事物。这种文化现象在世界其他古老文明中是相当少见的。中国先民对五的祟尚,是五行说得以产生的重要基础,由此我们认为,五
行说孕育于华夏文明,而不是世界其他文明,是有其一定的历史必然性的、在尚五意识引导下,古人养成了一种把各种事物作五元化归纳分类的
界维习惯。当他们用这种思维方式总结切近日常生活的各种物质材料叹,便形成了五行概念·二、五行概念的提出已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
因而它在人们的观念中已占有重要位置。所以,只有到了商代,金才被人们看作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东西,从而在人们心目中获得了与水火土
木相同的重要地位。以前学术界认为甲骨文中无“金”字,后来胡厚宣发现了甲骨文中作为偏旁使用的“金”字。再后,有人根据金文中金
字的构形,认为甲骨文中也有作为单词使用的“金”字价。甲骨文中“金”字的发现正说明金属材料在商代已有十分明显的社会地位了。基于
各方面的分析,我们认为,商代在社会条件、经验认识水平及抽象思维能力等各方面均具备了形成五行观念的条件,因此,把五行说的酝酿
期定在商代当是合理的。五行说的具体表述最早见于《尚书·洪范》“箕子乃言曰我闻在昔鳃呼洪水,泪陈其五行??五行一曰水,二曰
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五价词解见子筛书趁汾亨妥金日从革,土爱稼墙润下作咸,炎上作
曲直作酸,从革作辛,稼稿作甘。”《洪范》息氏威侮不行,怠弃三正。性甘誓》是岌后氏一才与有息氏作战的誓词二。郭沫若、顾颇刚镶太
从为《甘誓》作于殷商时代,本文从郭说孟关子《甘誓》中“五行”一词的含义,学术界提出了种种解释,但各种说法似乎都存在一定的矛
盾。其实,从文明发展史来看,不论《甘誓》之“五行”是何种含义,五行观念的形成时间不会早于商代则是可以肯定的,因为在此之前
,金属的使用尚未达到影响人们社会意识的重要程度。尽管夏代末期已开始使用青铜器物,但由于用量极小,金属材料并未成为人们生活的必需
品,因此人们不可能将其与水火土木相提并论。但是,商代的情况已不大相同。殷商是青铜器高度发达的时代,人们用青铜铸造了兵器、工具
、烹饪食器、车马具、礼器、乐器、铜贝、装饰品等各方面的用品,金属属局书。本世纪年代刘节在《洪范疏征》中认为、《洪范》的作成“时
代当在叮秦统一中国诚前,战国之末”。。年刘起杆着叭琪范成书时代考》一文,对《洪范争作了全面考证后指出刘节洪范疏证》诸说无一能成
立,《洪范》初成于商代,周初曾加工编造,春秋时再予整理补充。刘起乍汹考证是可信的。《洪范》中的“五行”托箕子之口说出,正说
明了五行思想源于商代。《洪范》对五行的陈述有两层含义其一,五行是人们生活中最为重要的五类物质正所谓“水火者,百姓之所饮食也金
木者,百姓之所兴作也土者,万物之所资生也是为人用”。这是原始朴素的五行观念,尚未被赋予哲学内涵。另外,从五者的排列次序看,
当时人们并未认识到五行间的生克关系。其二,对五种物质的简单属性作了初步概括。水流就下火势上腾木性刚柔有致,可直可曲金性有塑有硬
,可展可固土性肥厚,可生长五谷。尽管这些认识直观、简单,尚属经验知识内容,但却符合实际。《洪范》关于五行的论述,标志着原始
的五行概念在西周初期已经形成。有关史料表明,西周时期“五行”只是关于常用生活材料的分类概念,并不具有本体论意义。但目前,学
术界多把早期五行说看作“元素论”,将其与西方的四元素说等同,其根据是《国语·郑语》中的一段话“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
以他平他之谓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故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其实,这段话论述的是“和异裨
同”之理,论者只是以金木水火土五种材料相杂可形成不同的物体为例说明这个道理,并未把五行看作万物的元素。古希腊恩培多克勒和亚里士
多德等人明确把水火土气看作生成宇宙万物的基本成分,因此其学说被称为四元素说。在中国早期各种本体论学说中并无将水火木金土共同看作世
界本原者,所以,原始五行概念并不具有元素论的意义。有关五行本体论的学说是在秦汉及其以后才形成的。三、五行生克关系的建立生克循环
理论。周末春秋时期,古人在生活实践中逐步认识到,木火土金水五种物质有相互克制的属性关系。《逸周书·周祝》已明确指出“陈彼五
行必有胜。”这是关于五行相胜克说的最早文献记载。《左传》有“火,水之妃也”“水,火之牡也”之语,它是把水火看作两种既相互对
立又相互统一的东西《左传》还记有晋史墨利用“火胜金”及碑水胜火”的道理解释日食及占卜结果、推测人事征伐胜负的事情。这说明,春秋
之际人们对木火土金水的属性制约关系已有相当普遍的认识,水灭火,火砾金,金伐木,木克土,土阻水。就属性而论,五行之间“必
有所胜”。最早提出完整的五行相克顺序的是《左传·文公七年熟“水、火、金、木、土、谷,谓之六府”尽管文中未直呼“五行”,
但由水火金木土的排列次序,即可看出作者对其相克关系已有了明确而完整的认识。因此我们可把五行相克说的形成时间大致定在《左传》成书的
时代,或春秋末期“木胜土,土胜水,水胜火,火胜金,金胜木。”五行相胜说有其事实根据,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事物间的属性制
约关系。但是,事物有质和量两个方面,质的实现要以一定的量为条件。五行相克关系只反映了木火土金水的基本性质,而未考虑其量变因素
,因此在现实中会出现与其相矛盾的结果。随着认识水平的提高,古人进一步认识到五行相胜说的片面性。《孙子兵法·虚实篇》明确指出“
五行无常胜,四时无常位。”《墨子·经下》更明确地论证了五行胜负的量变因素“五行毋常胜,说在宜多??火砾金,火多也金靡
炭,金多也。”此外,《孟子·告子》、《淮南子在五行概念基础上,随着认识的发展,春秋战国时期古人又进一步建立了五行之间的对“
五行无常胜”的命题都有颇多阐发,此不赞述。这说明,春秋战国时期,古人对五行相克关系已有全面而深刻的认识。有关五行相生关系的
认识史料,在战国以前的典籍中不多见。有人根据《左传·昭公二十九年》的一段文字“有五行之官,是谓五官,??木正曰句芒,
火正曰祝融,金正曰薄收,水正曰玄冥,土正曰后土”,认为其中的木火金水土是五行相生序,从而得出五行相生说在春秋后期正在形
成的结论但学术界对此条材料颇有争议,不少人经过考证认为它是《左传》注释混入正又或为汉人窜乱之词,不能作为春秋时期的史料看待。事实
上,在春秋及其以前的史料中,找不到五行相生说的充分证据。我们认为,五行相生说形成于战国时期。五行相生说的完整体系最先在《管子
》中出现。《管子》中《幼官》、《四时》、《五行》和《轻重己》诸篇是战国时期集中表述阴阳五行思想的文献,贯穿其中的五行说、均属于五
行相生系统。《五行》篇最为典型,它把一年分为五个七十二日,并依次与干支和五行相配属“昔黄帝以其缓急作五声以正五钟,??作
立五行以正夭时??睹甲子,木行御,·”?七十二日而毕睹丙子,火行御,??七十二日而毕睹戊子,土行御,??七十
二日而毕睹庚子,金行御,??七十二日两毕睹庚子,金行御,??七十二日而毕睹壬子,水行御,?七十二日而毕。”根据季节
的演进次序,此处的五行排列是严格的相生顺序。虽然《管子》中未有“木生火,火生土”的字样,但由其多处木火土金水的排列次序即可
行出其已有五行相生的明显思想。《管子》系开国樱下学宫各家作述的集编,从书中的有关内容可以看出,当时五行相生观念已趋于成熟,随后
的《吕氏春秋》、《礼记》和《黄帝内经》等书中的五行框架,均以此书作基础。汉初《淮南子·天文训》对五行相生关系作了明确论述“水
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五行相生观念的产生应有一个孕育发展过程。大概先民们对木生火的认识最早,所谓隧人氏钻木
取火的文明史话,最能反映这一点。至于火能生土,也是生活常识,因为只要燃火,必余下灰烬,此即是土。而土能生金,则是古人长
期采矿实践经验的总结。古人发现,金属矿物总与土石混杂在一起,由此认为金为土所生。关于水生木的结论,同样是来源于经验认识。《管子
·水地》指出“水者何也万物之本原也,诸生之宗室也。”植物靠雨水生长,故有水生木之理。五行相生,唯“金生水”一说颇难求解
。因此当今许多论著在涉及这一问题时,多避而不论,很少有人给出合理的说明。这本是一个历史间题,从战国至清代,学人们对“金生水
”的解释一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明代学者王廷相在对金生水说苦无良解之际,曾愤然责叹道“五行家谓金能生水,岂其然乎岂其然乎①
”方以智亦曰“且问五行金生水,金何以生水乎老生夙学,不能答也。②”诚然,凭实而论,金不能生水。正如王廷相所言“金生水,
自今观之,厥类悬绝不作,厥理颠例失次,安有生水之理。⑧”但是,金生水作为一种影响深远的古老学说,先民们创造它时自应有一
定的认识根据,不会凭空说来。笔者认为,“金生水”的经验基础是古代许多金属矿物与水共处的经验事实,以及在特殊条件下金属制品表
面浸润出水现象,正是根据这类假象,古人形成了金生水观念对此笔者另有专文讨论金生水说表达了古人的一种经验认识—金石能生水,山泉
溪流之水源于金石。《管子·水地》明确指出,“水者,万物之准也,诸生之淡也,·?产于金石,集于诸生,故曰水神。”当
然,这种认识是错误的,它是古人依据一些表面现象作出的简单推测。有趣的是,金生水观念一旦形成,并被纳入五行体系后,便以极强
固的势力固定下来,成为千古不易的律条,历代文人术士多在毫不怀疑其正确性的情况下,牵强附会地加以讨论,因而产生了不少荒谬的解
说。此处尚需说明,汉代曾有人对水的来源作过较合理的思考,如《淮南子·地形训》即认为“炼土生木,炼木生火,炼火生云,炼
云生水,炼水反土,”持此论者认为,物体供倪时,烟雾升腾而为云,云聚而落雨。这种理论符合简单的观察经脸,它虽然运用了五行
循环相生的逻辑结构,但却无金。由此说明,汉代少数人已认识到金不能生水。实际的科学知识当然不会停留在“金生水”的原始认识水平上
,但“金生水”一旦被纳入五行说,作为五行生克关系的重要一环后,便超越了具体的物理内容,成为一套哲学理论的基本成分,故仍
存而不废。运用高等数学可证明,五行说的存在具有唯一性,即它是既满足生克循环关系又所用“元素”数目最少的唯一体系①这表明,
古人创造的这种五元生克循环理论是个具有特定逻辑结构的有机整体五行说的历史价值不在于其关于五种物质属性的认识是否正确,而在于其有机
论思想所组涵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意义。五行说在中国古代科学文化中应用普遍、影响久远,实质上,古人是将其作为一种公理化的理论模式在到
处套用②四、结束语每一种文化形态的产生都有其特定的社会历史环境,只有将其置于相应的社会环境下考察,才能真正看清其源流演变历程,
从而正确评价其历史价值。由于年代久远,许多有关五行起源的原始信息已被历史长河所淹没,我们今天只能在极其有限的史料基础上推论和
猜测其产生经过,这就难免出现见仁见智、各执一说的局面。这是历史科学研究的正常现象,只有等到各种观点的比较争论发展到一定阶段,
才有可能达到统一的认识。五行说是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考其探流,探究其底班,具有多方面的学术愈义。自本世纪初梁启超等
人开展这方面的研究以来,已取得了一系列可喜的成绩,但仍有不少间题尚偏深入探讨本文内容只是笔者的一点粗浅认识,权作引玉之砖。作
者单位中国科技大学自然科学史研究室责任编样陈瑞参考文献1《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卷,人民出版社一年版,第页庞朴《根芬集
》,上海人民出版社年版,第页。2范文澜《与领刚论五行说的起源》,《燕京大学史学年报》,年,第期齐思和《五行说之起源》、
《师大月刊》年第期。3刘起针《释尚书·甘誓的‘五行’与‘三正’》,《文史》年第辑。函陈久金《阴阳五行八升起源新说》,《自然科学史研究》,年第期。4饶宗颐《殷代贞卜人物能通考》上册,香港大学出版社年版,第“页。5宫哲兵《晚周时期‘五行’范吟的逻样进程》,炙中国哲学》第样。6李德永《五行探源》,《中国哲学》第辉,名艺7《孔子家语·五帝》。9彭曦《我国远古数学初探》,《考古与文物》,年第期。8《外国数学简史》,山东教育出版社年版,第页。10饶宗颐《殷代贞卜人物能通考》上册,香港大学出版社年版,第“页。11宋镇豪《殷代习卜和有关占卜制度的研究》,《中国史研究》年第期。12张束权《甲骨文中所见的数》,《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本第分册,年月。13《周礼注跳》。14饶宗颐《殷代易升及有关占卜诸问题》《文史》第料。15温少峰等《殷墟卜辞研究—科学技末篇》,四川省社会许学院出版社年版。16《东方杂志》第卷第号。17《中国社会科学》年第期。·五行起源新探18《尚书大传》。19《淮南子·地形训》·说林训》、《论衡·涧时》等王廷相《懊言·道体》。方以智《物理小识》,卷一。王廷相《家藏集·答顾华玉杂论》。①②⑧20胡化凯《五行说的数学论证》,《科学技术与拼证法》年第期。21胡化奴《五行说—中国古代的符号体系,《自然拼证法通讯》牟第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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