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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胡文辉 ▍一实话实说，翁源这地方，僻处岭北，过去我从未留意过。是承当地画家刘国玉先生安排，才随缘从众一游的。
刘先生兼擅诗书画，尤以焦墨山水独树一帜，我在翁山诗书画院中浏览过其真迹，得岭南雄直之气，小城大雅，确为难得。但我于此道终属外行，兹不多言。
因刘先生在饭局上的介绍，才知道了当地两位历史人物：一是晚唐的邵谒，有诗三十余首见于《全唐诗》；一是明后期的陈璘，为内战外战的常胜将。此二人一文一武，皆我所未前闻，但当时还未太措意。
第二天，一行人去了周陂镇的光明陈氏宗祠，也即陈璘宗祠，却吃了闭门羹。在路旁闲坐的当口，我信手百度了一下“陈璘”，始知此公不简单——在万历援朝抗倭之役，他率领中朝水师大破日军，是决定性的一战，攸关此后东亚大局。万历东征的史事，我多少也曾涉猎过，但“陈璘”之名，我怎么毫无印象呢？又想起，前些时候有一出韩国大片《鸣梁海战》，会不会涉及这位陈将军呢？
略为搜寻豆瓣，果然有收获。《鸣梁海战》倒不干陈璘什么事，但由一篇《李舜臣鸣梁大捷：实际是日本打败朝鲜水师》的吐槽帖子，我初步了解：李舜臣指挥的鸣梁海战，确是以少胜多的范例，但朝方仅得12艘战船，不过是规模极其有限的阻击战，且一击即退，也未能遏止日军的整体攻势；而以后的露梁海战，明军有600艘战船，辅以朝军100艘战船，对撼日军500艘战船，那才是真正的大决战。而在这场终极之战中，陈璘正是中朝水师的最高指挥官。 
▲ 周陂陈氏宗祠 这样一来，于陈璘其人其事，我就真正生出了兴趣。如今韩国人一面倒地鼓吹他们的李舜臣，过去我们的历史教科书似乎只突出老将邓子龙，翁源的陈大将军何在？
翁源之行给我的教训是，不能小看任何一个地方。知也无涯，十步香草，古人之恒言，果然不是乱说的。
▍二回到广州，我就断续地查找关于陈璘的论著，但所得无多。除了一册浅显的《抗倭英雄陈璘》，有点学术性的，仅得《抗倭名将陈璘》《陈璘史实与传说》两种，分别是翁源县（陈璘出生地）、云安县（陈璘迁居地）多年前编刊的。不出意料，此类由地方编辑的文史著作泥沙俱下，从专业史学立场来说自不甚高明，好在也包含了若干历史文献和学术论文，可供我们对史实有大体的掌握。
关于露梁海战的历史背景，大致如此：丰臣秀吉统一日本后，踌躇满志，既出于吞并大明王朝的幻想，也出于转嫁内部异己势力的用心，于1592年（万历二十年）命其属下诸部渡海侵朝。李氏朝鲜文弱不敌，日人不仅攻占其都城，更直逼中土，明军由连败而几经苦战，始成相持之局，即议和罢兵。随后，明朝欲通过册封秀吉为王的方式，将日本纳入朝贡制度之内，秀吉怒而悔盟，于1597年（万历二十五年）再度侵朝，重创朝鲜水军，几乎完全掌握了制海权。鸣梁海战即发生于此时。
而明军鉴于缺乏海上支援，次年（万历二十六年）乃远调南方水师为援，遂有了陈璘的登场。此后中朝兵力占优，水陆并进，加上丰臣秀吉病亡，日人兵无斗志，诸部各欲退还本土；而中朝水师扼其要津，一方面阻遏小西行长部的退路，一方面抵挡岛津义弘（中国文献称为“石曼子”）部的驰援，双方各倾全力，于是就有了规模无以伦比的露梁海战。经此一役，日军伤亡惨重，大局始定。这场绵延多年的苦战，中方称为“万历朝鲜之役”（所谓“万历三大征”之一），朝方称为“壬辰倭乱”，日方则称为“文禄庆长之役”，是为四百多年前东亚地区旋乾倒坤的大事件。 
▲ 露梁海峡位于韩国南海郡与河东郡之间，1973年落成的南海大桥即跨越此海峡。 据《抗倭名将陈璘》《陈璘史实与传说》两书，陈璘的传记材料有明人喻政《陈太保传》《太保陈龙崖公传》《明史·陈璘传》三种，以《陈太保传》最详，其于露梁海战前后云：“公奉命以原官充御倭总兵，改领水兵，自鸭绿以南惟公制之。公慷慨击楫，所领楼船咸以‘忠心报国’旗其上。先时，我兵闲山之失，倭奴扬帆，鼓枻若入无人之境，公策之曰：‘大海无边，非倚险附厄，何以成功？’即贾勇先登，一战夺其鹿岛、竹岛据之，俘斩一百余级。倭奴失险，复列营顺天、曳桥等处，坚壁以老我师。公以小船敝卒诱之，酋果争道出敌，公督诸精锐力战，酋三战三北，遂遁去，斩首无算。既而复列阵露梁，舳舻数十里。公令诸将卒五鼓衔枚以进，遇敌则举灯笼为号，炮响则击。副将邓子龙居左，朝鲜大将李舜臣居右，公居中，所居战舰最巨，帆高风顺，转瞬即抵贼营。酋稍觉，万艘并前，矢炮交集，时邓、李二将皆中炮死。公闻之，略不动色，徐以大发熕铳击之，贼舟冲退数舍，覆溺过半，始不敢对击，从旁攀舷而上，公手刃之，舟中之指可掬。少顷，我舟四至，烟焰蔽空，沧波腾沸，酋大败。又追败之于昆阳、昌善等处，贼舟千艘俱为灰烬。……是役也，将者不一，公后他将至，独当水路，乃俘馘鏖战，表表称最，他将无颉颃者。戡科杨公叙公功第一，其略曰：‘……自攻打倭巢及荡灭援倭，血战无虑数十番，而露梁、昆阳、昌善之役，从昏逮明，连昼复夜，毁舟七八百只，斩溺二万余名，石曼函首，正成等就俘。天日为昏，海波尽赤，史册所载，未能或加。’”
《太保陈龙崖公传》所载，大致沿袭《陈太保传》，不必细表。《明史·陈璘传》则略云：“初，贼泛海出没，官军乏舟，故得志。及见璘舟师，惧不敢往来海中。会平秀吉（即丰臣秀吉）死，贼将遁，璘急遣子龙偕朝鲜将李舜臣邀之。子龙战没，（陈）蚕、（季）金等军至，邀击之，倭无斗志，官军焚其舟，贼大败，脱登岸者又为陆兵所歼，焚溺死者万计。……论功，璘为首，（刘）綎次之，（麻）贵又次之。”此处的刘綎、麻贵，是与陈璘同级的陆军统帅，可见“论功，璘为首”云云，就不仅说陈璘在海战中的功勋，而是说他在整个朝鲜战争中的功勋。
陈璘的生平记录，原本应即少见，检台湾中央图书馆所编《明人传记资料索引》，仅列出《明史》一项而已。上述《陈太保传》《太保陈龙崖公传》《明史·陈璘传》三种之外，我只在明人郭棐《粤大记》卷二十六“献徵类·岭海武功”部分见到一篇陈璘略传，且提到露梁海战者也仅寥寥数句。郭棐最后评论：“予尝评公勇义如关云长，老练如赵充国，胆气如赵子龙，谋略如郭尚父。非天福我明，曷从生此名将耶？”则跟《陈太保传》末的赞语颇相呼应：“陈将军岂时将俦，当于古人中求之。训士练卒比孙武，犁庭扫穴比霍嫖姚，掘起矍铄比马伏波，威名震叠比长孙晟，而纪律严明，司马穰苴不能过，至标立鸿骏，富贵鼎盛，则又眎郭汾阳最肖焉……”“郭尚父”“郭汾阳”都指唐代名将郭子仪。作为一名武将，还能有更高的评价吗？不用说，这些话必有官场谀墓、乡邦歌功的成分，但即便如此，七折八扣，亦足以豪矣。
▍三有关陈璘的论著，包括露梁海战的论著，也相当稀罕。
《抗倭名将陈璘》《陈璘史实与传说》两书所辑多不足观，前者稍好，总算有三篇较像样的旧论文：简又文《陈璘抗倭事迹》，商鸿逵《明代援朝最后胜利中的大将陈璘和邓子龙》，凯丽·丽得亚《征倭纪功图的历史意义》。我另外查检到的则有：罗香林《明御倭总兵陈璘别传》，李光涛《朝鲜壬辰倭祸中之平壤战役与南海战役》，周一良《明代援朝抗倭战争》。以上皆超过半世纪的旧作。近年的论著只有李克玉《抗倭名将陈璘军事活动述略》。
罗香林之作撰于1937年末，显系回应当时日本侵华的时事而作，而且采用的是旧式的传记写法；周一良之作属于“中国历史小丛书”一种，只是浅白的小册子。此二者皆未直接引用原始史料，可置不论。其他诸篇，所引史料多不充分，惟李光涛、李克玉两文较能引用朝鲜方面的文献——尤其李光涛之作，恐怕是汉语学界关于露梁海战唯一高水准的研究了。
《朝鲜壬辰倭祸中之平壤战役与南海战役》一文，本是为了回应日本戏曲史家青木正儿而作，故还有副标题“兼论《中国戏曲小说中的丰臣秀吉》”；原载1948年《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二十本，同刊有陈寅恪《元微之悼亡诗及艳诗笺证》、胡适《易林断归崔篆的判决书》、季羡林《浮屠与佛》几篇名文，相比之下，李光涛此篇可算声光不显。其标题所说的“南海”，系指朝鲜西南海区的“南海”，“南海战役”也即露梁海战。
对于汉语学界来说，此文最有价值者，首先在于能详细徵引朝鲜史籍。如有关露梁海战的细节，就以《朝鲜宣庙中兴志》的小注最详：“岛津义弘与南海贼将平调信等合兵来援，将近露梁，与行长（小西行长）举火相应。舜臣与璘为夜攻计，蓐食潜发。……璘、舜臣分军为左右协，伏兵浦屿间，整束以待。夜半，贼船五百余艘，自光州洋直过露梁，于是两军左右突发，贼散而复合，两军乱投薪火，延烧贼船，贼不能支，退入观音浦港口，天已曙矣。贼既入港，而后无归路，遂还兵，殊死战，诸军方乘胜戚之。舜臣亲自援枹先登，贼反围舜臣船急，璘犯围直入救之。贼并围璘，两贼跃上璘船，几及璘，璘子九经以身捍之，被贼所刺，血淋漓，犹不动，旗牌官文炜以戈斩之。贼船鳞集璘船下，围若铁桶，贼兵复振。璘令下碇不动，鼓噪放大炮，诸贼仰放乌铳，飞丸四集，璘令军依挨牌而伏，贼见之，一时挺剑而登。天兵齐起，以长枪俯刺之，落水死者以千数，将士皆舍死搏战。已而璘忽摇铎收兵，船中寂然无声，贼疑之，稍却，天兵从高散喷筒于贼中，火盛风驶，贼艘数百，顷刻煨烬，大海尽赤，舜臣亦冲围而进，合力血战。副总兵邓子龙船中火起，一军避火惊扰，船为之倾，贼乘之，杀子龙，焚其船。……贼酋三人坐大楼船督战，舜臣尽锐攻之，射殪一酋，贼皆舍璘船来救，璘得出，与舜臣军合，发虎蹲炮，连碎贼船。而飞丸中舜臣左掖〈腋〉，舜臣谓其下曰：‘战方急，勿言我死。’急命以防牌蔽之，言讫而绝。……日午，贼兵大败，追焚二百余艘，贼兵烧溺俘斩殆尽，义弘等仅以余兵五十艘脱走，行长乘其间潜出猫岛西梁，向外洋而遁。”
《宣祖实录》则记录了战后朝鲜国王跟陈璘的往来和对谈：“上曰：‘赖大人神算，八年勍贼一朝就灭，含恩感德不知所喻。’璘曰：‘方贼围把时，俺船悬鼓先登，邓子龙、李舜臣二将左右夹攻，二将皆为贼所毙，而俺冒死直前，不动声色，幸免其败，此亦数也。’”另一条又说：“上幸陈都督璘馆，行酒礼。上曰：‘东洋之捷，万世大功，小国之不亡，皆大人之赐也。……’”其描述之具体，记录之贴近，似非中国史料可以相匹。而据我见，专门讲述陈璘的文章，却无一曾转引这些史料——尽管李光涛原文是刊布于最高等级的“核心期刊”上的。 
▲ 《宣祖实录》书影 朝鲜战事的了结，青木正儿归因于丰臣秀吉之死，使积弱的明军不战而胜；李光涛力驳其说，以为“明人东征一役，陆战胜，水战亦胜”，不过也未张大其辞，夸耀明军的勇武，只是平实地总结：“陆战胜，不外如宋应昌所云：‘中国制倭长技，惟恃火器。’水战胜，则有朝鲜之言为证，如云；‘御倭之策，战舰为上。’又记倭滕九郎亦有曰：‘予观诸国兵船，唐船为上，琉球国次之，朝鲜为下。’据此，可以明了当初明人之制倭，惟在火器与战舰而已。所以朝鲜重恢之业，‘始基于平壤大捷，终成于南海之战。’可作为《明史》东征一役定论。”
李光涛是明清史的专门家，在文献上功力湛深，但饶是如此，他也未能引据日本方面的史料。这就有待于今日“群趋东邻受国史”的青年才俊们了。
▍四关于陈璘，关于露梁海战，我想，在史实层面恐怕仍有可考掘的余地，只是我个人无此能力。我更感兴味的，不如说在史实之上，在史实之外。
在网上搜到一篇陈邦植（他系陈璘在韩国的后裔）的短文《陈璘都督在露梁海战战略》，似原见于其编著的《陈璘明水军都督征倭纪功图卷再照明》一书，略谓：“……露梁海战不管看其规模，还是看其政治上的重要性，都称得上是世界海战史上最大的海战之一。它足可以与27年前Venezia（威尼斯）海军在Lepanto（雷邦多）击败Turkey（土耳其）海军之事，而且它亦与10年前英国海军击败Espania Armada（西班牙无敌舰队）相媲美。”
这个对照是有意味的。论技术层面，包括造船技术、火器技术及海战技术，当时中国较之西洋，可谓此消彼长，瞠乎其后，已无法正面对撼；但就东亚范围来说，就古代海战来说，此役的规模实在是空前绝后的。而此战既败，日本人染指大陆的野心顿挫，政治性格完全转为内向，东北亚的局势乃顿然改观——否则的话，后来明朝面对的就会是互为牵制的日本、后金（女真）两大势力，就如同近代中国面对着日本、俄国一样。那就完全是另一部“明清史”了。
在地理上，朝鲜半岛处于多元势力的交接处，故自古为兵家所必争，尤其是中日两大势力的角斗场，是日本挑战中国霸权的前线。自隋唐迄于清季，中日间凡有三大海战：七世纪的白江口之战（唐、新罗联军对阵倭国、百济联军），十六世纪的露梁之战，十九世纪末的甲午之战（黄海之战）。前两次日人大败，其势力不得不退回本岛；但第三次日人大胜，遂进而侵逼东亚大陆乃至东南亚。此固有关于中华帝国统治的浮沉，亦有关于东亚大历史的消长，诚为国史上之“大事因缘”也。而此三战皆发生于中国与朝鲜半岛间的海域，自非偶然。
我们尤其不要忘了，露梁之战，是“帝国斜阳”时刻的背水一战。按黄仁宇眩人眼目的所谓“大历史观”，“1587年，是为万历十五年，岁次丁亥……实际上我们的大明帝国却已经走到了它发展的尽头”，而在“尽头”之后第十一年，即万历二十六年，陈璘们竟能在露梁打赢了这场千古之战，既可庆幸，亦可骄傲。
甲午一战，可说是中国人最后的海战。甲午之后，中国几无海军可言，更无海战可言。那么，露梁一战，就是中国海战史上最后的大胜利、最后的荣光。——此后的胜仗，比如向为国人艳称的郑成功攻台之役，其实并非真正的海战，不过凭藉兵力、舰只在数量上的绝对优势，从海上围困荷兰人的城堡而已。
还要多说一点：露梁之胜，甲午之败，其结局不能说是必然的，可也不能说就是偶然的。要知道，明朝到底还算是重视海洋的朝代，到底承继了宋元的海洋意识，到底有过七下西洋那样带有政治炫耀性质的远航，到底还能收拾倭寇肆虐的海疆；相反，清朝作为勃兴于北疆内陆的“骑马民族”，原本就更重视内陆，更提防来自西北草原地带异己的“骑马民族”。
同时，继丰臣秀吉而起的德川幕府，一反对外扩张的路线，转而采取“锁国”体制，东亚唯一能对清朝构成军事威胁的力量既龟缩不出，清朝也就可以理所当然地将海洋问题置诸不论。直到晚清，直到鸦片战争之后，在“塞防”（陆防）、“海防”难以兼顾的局势下，“塞防”仍压倒了“海防”，大陆本位仍压倒了海洋本位；在此大背景之下，左宗棠保住了新疆，而李鸿章丧失了东海，就绝非意外的结局。这样看来，露梁海战之捷，实代表了中国古代海权的回光返照；自此而后，东亚之海已非我有，而是笼罩在西洋人“坚船利炮”的霸权之下了。
▍五以今人看来，露梁海战几乎是中国人为朝鲜打的。须知道，以当日的军事技术条件，发动如此大规模的远征，必费尽人力、物力及财力，其艰难程度，殊非二十世纪美国大兵那种朝发夕至的高技术战争可及。
这是一场非打不可的战争吗？值得打这样一场战争吗？中国人是活雷锋？要理解这一点，得先明了自古以来中国与朝鲜半岛的政治关系。
大抵而言，在中古隋唐之际，朝鲜半岛本土政权对中原王朝极有抵抗力，至宋明以下却趋于儒弱，只能抱持着“以小事大”的方略，甘于成为王朝的附庸国——用我们历史教科书的说法，其政权带有“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性质。在所谓朝贡制度里，朝鲜是最邻近、最服从也最关键之国，是朝贡制度的基石，一旦失去朝鲜，则意味着王朝的国际政治秩序满盘皆输，意味着王朝的统治权威一蹶不振。因此，只要王朝仍是王朝，就不能承受失去朝鲜之耻，必一掷乾坤，倾力而战，以维系原有的统治秩序。而万历朝鲜之役，就性质来说，并非无私地援助弱国的正义之战，而是无奈地捍卫属国的荣誉之战，说白了，就是一场殖民地战争。
由此，我们才能明白，为什么明朝会打这一场露梁海战；也由此，我们才能明白，为什么清朝要打一场甲午战争，甚至，为什么要抗美援朝。
甲午战争的性质，实与万历朝鲜战争无异，仍是中华帝国捍卫殖民地、捍卫宗主权之战，是老牌帝国主义与新科帝国主义之间的角斗。只不过结局相反：日本取代中国，成了新的殖民者，进而完全兼并朝鲜；而中国则永远失去了朝鲜，也永远终结了朝贡制度，甚至触发了帝国崩溃的程序。
至于“抗美援朝”，发生在朝鲜赢得近代式的国家独立之后，发生在铁幕落下之后，发生在冷战时代开启之后。时移世易，性质已然迥异，但也未尝没有旧王朝的政治幽灵在徘徊。
众所周知，包括林彪在内的众多中共高层当时都反对出兵朝鲜。我以为，要理解“抗美援朝”的发生及其意义，不仅要从冷战背景来考量，也要从中国政治传统来考量，不仅要从现代时的中苏关系来考量，也要从过去时的中朝关系来考量。毛泽东之所以决定跨过鸭绿江，不惜与最强大的美国为敌，恐怕还有一个隐蔽的因素，即他更熟悉中国史，更了解朝鲜之于中国的重要性，也更坚持中国人对朝鲜一贯的政治思维。联合国军进入朝鲜，其危险不仅在于一个共产党小国的覆灭，不仅在于推倒东方阵营的第一张多米诺骨牌，也在于侵犯了中国的传统“势力范围”，破坏了中国在朝鲜半岛的特殊地位和利益。这不但是莫斯科的危机，更是北京的危机。
当然，甲午之后，再无海战。这一次的朝鲜战争完全是陆地之战，是山头与地道之战，也是血肉之战。
自长时段的立场看去，清朝统治的崩溃，正是从甲午开始的；而中共统治的确立，又是到“抗美”才完成的。甚至不妨说，对朝鲜的得或失，简直就是中国政治权威成立与否的标志。中国政治史上的朝鲜因素，或浮或沉，有重有轻，但始终不绝，甚而绵延以至于今。 ▍六朝鲜之于中国的重要性有如此者，那么问题来了，露梁海战又是怎么被淡忘的呢？陈璘为什么仿佛成了历史的失踪者呢？
在朝鲜人那里，这是容易理解的。自朝鲜半岛脱离中国以来，尤其脱离日本而独立以来，始终有着凸显民族本位的强烈冲动，这就意味着，他们需要抹掉“殖民地半殖民地”时代的记忆，需要抹掉中朝间旧宗藩关系的记忆，甚至需要抹掉中国文化的记忆。韩国将首都“汉城”改名“首尔”，就可视一个明白的标志。过去所以重视者，恰是如今所欲遗忘者，这是韩国人的尴尬。他们当然不太乐意宣扬一场中国人的胜利。事实上，在近代以来朝鲜的历史叙事中，李舜臣自是英雄，而陈璘则时常近乎小人。
票房在韩国破了纪录的《鸣梁海战》，我找来看过。自始至终，没有一言一语，一事一景，提及中国人。当时陈璘、邓子龙的水师还未东渡，也就罢了，但在大局上，朝鲜所以能抵挡日本人，纯系依赖中国的军援，而电影一无所及，真是惊人的“历史虚无主义”！对历史的抹杀，又岂是极权主义才有的现象呢？ 
▲ 《鸣梁海战》剧照 至于中国这边，史学虽素称发达，然多重内政而轻外事、重文臣而轻武将，其忽视援朝战争及其相关人物，亦事出有因。此外，我还想到其他几个具体因素。
陈璘有贪腐劣迹，屡因弹劾而贬官，据《明史·陈璘传》载:“璘有谋略，善将兵，然所至贪黩，复被劾褫官。废久之，朝士多惜其才，不敢荐。”又载：“后兵部尚书田乐推璘镇贵州，给事中洪瞻祖遂劾璘营求。帝以璘东西积战功，卒如乐议。”陈璘绝非高大全的英雄，不那么适宜正面表彰。
陈璘一生事功，以平定各地起事为多。早期是广东境内英德、高要、揭阳等地的“贼”或“大盗”之类，随后是粤东潮州诸良宝、粤西罗旁瑶人；朝鲜之役后，则是西南地区诸役，包括播州（今遵义）杨氏土司、皮林（湘黔交界）苗人、水硍山（贵州）苗人。后数役尤为重大，播州之役更是与朝鲜之役并称“万历三大征”之一者。陈璘即因征播之役升任左都督，正一品，系武官的最高军衔，死后又因平苗之役获颁太子太保。陈璘统兵镇压者，多属所谓“农民起义”，不必说，陈璘也就是“刽子手曾国藩”一类角色，在1949年之后的史学编纂中，自然成了不合时宜的人物。
还有，清朝也不会特意为万历朝鲜之役唱赞歌的。因为那不是他们“本朝”之捷，却是他们所取而代之的“胜朝”之捷。事实上，正因清朝夺了明朝的江山，陈璘之孙才远远地流亡到朝鲜，居留繁衍至今。——若不是陈璘在韩的后裔返乡寻根，恐怕还不会有《抗倭名将陈璘》《陈璘史实与传说》那两本大杂绘集子，他的名声更要低到尘埃里呢。
但更关键的，恐怕还是五十年代后中朝政治关系的特殊背景。
当冷战之时，在以苏联居首的共产党阵营里，北韩与中国名义上是平等成员，北韩在军事上要仰仗中国，但中国在政治上也要安抚北韩。具体说，就是得极力避免传统式的殖民意识——当时称为“大国沙文主义”。
这可以举出一个例子：史家陈寅恪盛赞清代女子陈端生的长篇弹词《再生缘》，五十年代撰有专篇《论再生缘》，但六十年代拟在大陆出版时却为康生否决。其最关键的理由，即在于《再生缘》原作写到“东征”，公开表彰此书可能影响中朝关系。
康生倒未必是专门针对这位著名的“资产阶级史学家”的，据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20年》，康生在同一时期的讲话中也曾强调中朝历史问题：“朝鲜对苏联编写的《世界通史》的批评文章，可先让历史学界议论一番，暴露一下大国沙文主义。盲目的大国沙文主义包括我在内有不少人都有。盖平县就是为了纪念平了盖苏文而命名的。盖苏文是朝鲜的民族英雄，唐朝同他打仗，没有一次不败在他手下……可我们却把薛仁贵当英雄。……北大历史系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对朝鲜发表的东西不满意。”
这样，朝鲜+战争，就变得异常敏感。可以想象，不仅薛仁贵之类以朝鲜为敌方的“殖民战争”不能提，就连陈璘这样以朝鲜为属国的“殖民地战争”也是不宜再提的。
也许就是这样吧，曾经掀天倒海的一战，就被封印在无声无息的故纸堆里。 
▲ 广东翁源县的陈璘像 ▍七关于陈璘，还应就其广东人的身份说一说。
大凡古今中外的史学，大都更愿意突出本国的胜利史，而习惯于回避本国的失败史；可是，在中国海战史的领域倒是相反，研究甲午海战者铺天盖地，研究露梁海战者能有几人？同样是广东人，大家都熟悉邓世昌，但有几个知道陈璘呢？
而陈璘作为广东人，在当日也非孤峰突出，像孙悟空一样从石头崩出来的。
检索到一篇颜广文的论文《〈明史〉立传的粤籍官员考略》，略谓明代以前，能在正史立传的粤人甚罕，至明代则骤增，在《明史》有传者计73人，其中显达者47人。文官方面，包括丘濬、梁储（正德内阁首辅）、方献夫（嘉靖内阁首辅）、霍韬、海瑞、唐胄、杨巍等名臣；武官方面，永乐间的孟善，成化间的彭谊，正统间的罗亨，嘉靖间的翁万达，都是守边的名将。此外，陈璘有位小同乡吴广，也先后参与朝鲜、播州两次大战，官至四川总兵，也非等闲。
当然，不能忘了袁崇焕。袁的籍贯问题久成聚讼，大致说来，他应该原籍广东东莞，落籍广西藤县，又曾居广西平南；而明代两广在行政上合为一体，就算直接将其视同广东人，也未尝不可。袁崇焕后于陈璘半世纪而生，当明室危急存亡之秋，如中流砥柱，对南下的后金势力作了最后的有效抵御，康有为所谓“非止以一身之生死系一姓之存亡，实以一身之生命关中国之全局”，然失其时势，只以悲剧收场；而论官位之要，关系之重，影响之巨，陈璘虽不足与袁崇焕相提并论，但他一生兵锋所至，有胜无败，却又非崇焕可及。
总的说来，陈、袁二氏，有幸有不幸，但都堪称明代军政历史上有数的人物，也都是广东人中的英杰。近百年来，前有梁启超《明季第一重要人物袁崇焕传》，后有金庸《袁崇焕评传》，袁氏有如影视巨献中的当红明星；相较之下，陈璘只像是黑白粤语残片里的人物。
尽管如此，在历史舞台上，陈璘和袁崇焕都已是男主角；而在他们背后，还有着许许多多的配角，乃至无数“死跑龙套的”，也来自广东。据《明史·陈璘传》，与日本和议破裂后，“起璘故官，统广东兵五千援朝鲜。明年二月，擢御倭总兵官，与麻贵、刘綎并将……寻令提督水军”。这里说的“广东兵五千”，不知其详，但恐怕多属水兵；盖由情理言，当时水师必以南人为主，让陈璘统帅水师，此当亦一因。这样就可断言，参加了露梁海战的，必有相当数量的广东人。
清初陈遇夫《岭海诗见序》有谓：“有明三百年，吾粤诗最盛，比于中州，殆过之无不及者。”那么，有陈璘其人，有陈璘身后无数的广东子弟兵，有露梁海战这样的大胜仗，或许也可说：有明三百年，吾粤军功最盛，比于中州，殆过之无不及者。
▍八我并不特别喜爱看战争片，但回想一下，除了以李舜臣为中心的《鸣梁海战》，倒还看过一些海战片。有荷兰的《海军上将》，主角是勒伊特，指挥荷兰舰队重创了大英帝国海军；日本的《海军进行曲》，主角是东乡平八郎，指挥日本联合舰队打赢了对马海战；俄罗斯的《无畏上将高尔察克》，主角是高尔察克（就是被苏维埃政权处决的那个高尔察克），因与德国海军周旋而一战成名。
跟这些世界海战史上赫赫有名者相比，陈璘可以说很不专业。他可能只在任潮州柘林守备时曾接触过水师，后来不过因缘际会，“客串”了援朝水师的统帅一职。但就是他，领导了中国史上最壮阔的一场海战，危而不惧，指挥若定，终使强虏灰飞烟灭，是够格拍一部中国版的《海军上将》的。
听说，《鸣梁海战》将要拍成三部曲，第三部就是《露梁海战》，并可能采取中韩合作的方式。
从完全抹去了中国人的《鸣梁海战》那里，我没法对韩国人的《露梁海战》抱有太多期望。由中国人为主打赢的海战，是更应当由中国人为主来拍摄的。只是，自《甲午风云》之后，中国似乎再也没有拍过像样的海战电影，也就只好眼看着韩国人来塑造我们的“海军上将”了。
（本文原标题：《在翁源发现中国的“海军上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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